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斯科特·韦兰德（Scott Weiland）一样，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个人战争。几经反复，直到今天，也未见胜负分晓。

　　“在我的生活中，成功和失败的含义似乎已经超出了生活的本身，”斯科特·韦兰德说，“但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无论你是收获玉米还是选择桔子或是其他任何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内在冲突，同时，从里面吸取教训。”说这段话时，韦兰德的“石庙向导”（Stone Temple Pilots）乐队刚刚推出了他们的第5张专辑《香格里拉滴哒》（Shangri-La Dee Da）。在那个2001年，大家普遍认为这名有了8个月大的孩子的青年，已经基本戒除了毒瘾；唯一所要做的，只是尽快摆脱掉低落的情绪，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就行了。但事实是，韦兰德仍旧处在欲罢不能的矛盾煎熬当中。

　　记得在“石庙向导”刚刚进入人们视线当中时，好多人都以为是“珍珠酱”（Pearl Jam）乐队的主唱艾迪·维多（Eddie Vedder）染黄了头发又组建的一支乐队，原因是韦兰德和艾迪有着一副很相似的奇特嗓子。当时，西雅图的Grunge音乐风潮正在兴起，这支来自圣地亚哥（San Diego）的乐队已经有5年的组队历史，他们下定决心要在这次运动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最开始的时候，韦兰德还呆在洛杉矶，终日里无所事事，出没于各种另类青年，也即同样无所事事的青年们的聚会。他或看或闹或喝醉酒，或花费心机去结识“one-night-girl”。

　　所谓摇滚现场是催生摇滚乐队的地方，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在洛杉矶举行的“黑旗”（Black Flag）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出中，台下的韦兰德意外发现身边一个叫罗伯特·德里奥（Robert DeLeo）的家伙居然和自己有点渊源——他们喜欢同一个女孩。所幸的是，他们似乎共同喜欢摇滚更多一些。于是，情敌变成了朋友，还组成了个叫“强人乔·杨”（Mighty Joe Young）的乐队，由韦兰德主唱，德里奥弹贝斯。然后，德里奥的哥哥迪安·德里奥（Dean DeLeo）作为吉他手加入，还有鼓手埃里克·克莱兹（Eric Kretz）也到位了。乐队成型后，立即改名为“石庙向导”开赴圣地亚哥，在当地的俱乐部里做演出。

　　这群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成长的青春期处在70年代。所以“石庙向导”一方面受到了“吻”（Kiss）、“史密斯飞船”（Aerosmith）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等严谨正统的金属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朋克运动中汲取了放荡粗鄙的野性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他们最有可能的音乐取向就是Grunge。

　　也是乐队生逢其时，他们推出首张专辑《内核》（Core）的1992年，正是Grunge风潮的鼎盛时期，全美的摇滚电台都被西雅图之声占据着，现在突然来了一队非西雅图的，但又是“脏”的乐队，于是大受欢迎。《内核》热热闹闹地卖了个三白金，还诞生了一首热门歌曲《长毛绒》（Plush）。

　　然而往往，“福兮，祸之所倚”。这支乐队积累了5年而一朝成功，固然是好事，但突然降临的幸运也为今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当然，这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在当时，即便是再冷静的人，又有谁会想到这些，更何况是处在热点中心的乐队自己？他们迅速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巡演，又乘胜追击，两年后推出的专辑《紫色》（Purple）终于搭上了Grunge热潮的末班车——一面世就立即登上了排行榜榜首达三周时间，专辑最后也取得了三白金的销量。

　　这一张《紫色》显然是上一张《内核》风格的延续，《滚石》杂志给出了4颗星，但评价里却有所保留地指出：“‘石庙向导’乐队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特别是‘珍珠酱’乐队），但他们交出的答卷很难说是完全的合格。韦兰德的声音有着崎岖起伏的美感，但没能帮助乐队克服他们的奇怪处境——石庙里的这一群向导，总想找到属于自己原创的吉他反复段，最后却没有找到自己。”

　　这段略显尖刻的评论，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对乐队的一种普遍的批判观点。尽管是隐含而委婉的，也是好心好意的提醒性质，但对乐队成员来说，尤其是领军人物韦兰德，心里毕竟是不大好受的。作为一支地下乐队，他们获得了商业成功，频频接受采访和观众的欢呼，但背后却被质疑着，似乎一切都有点来得不明不白。成功令人心理膨胀，自信满满；质疑却又让人沮丧，进而怀疑自己，这是种双重的煎熬，韦兰德似乎要比所有其它摇滚明星们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困扰。

　　然而，一旦踏上了商业的道路，就没有了喘息的机会。乐队马不停蹄的巡演和日程排满了的公众活动，以及要求下一张专辑的热切呼唤，使得韦兰德和他的乐队根本就没有一个进行心理调整，进而从容地省视自我的机会。因此在1995年，当韦兰德被警方发现携带海洛因时，这事情似乎也可以理解。

　　细细比照Grunge的这一帮干将，从“涅磐”（Nirvana）乐队的科特·柯本（Kurt Cobain）到“爱丽丝囚徒”（Alice In Chains）乐队的莱恩·斯塔利（Layne Staley），再到这次的主人公韦兰德，这仨人一个暴戾，一个抑郁，一个张狂。柯本嘶嚎“rape me”，斯塔利哀鸣“down in a hole”，韦兰德则热烈地颂扬“sex type thing”，却又都是用着锋芒和嘶喊来掩饰或暴露内心的脆弱无助。

　　成名的压力和对自我认可的缺失，使这些本质心理脆弱的人先后沾染上了毒品，藉毒品带来的幻化妙境，他们得以超脱现实的拙劣，遁入一个安详的、完全自我的心理避风港。因而像这样的人一旦碰到毒品，就能迅速上瘾，直至无法摆脱。柯本似乎从没认真地戒过毒，斯塔利越陷越深，最终给自己来了一针大剂量，韦兰德直到今天，也仍旧和毒品不明不白地纠缠着。

　　若要说他们是面对毒品的战争，还不如说是面对与自我的战争好了。毒品是个外物，借以弥补内心的平衡，收获快感；而快感一旦没有了努力获取和征服的过程，可以一针打进去、一颗药吞下去这么简单直接地获得，那么还需要工作、需要努力吗？陷入其中的人当然就会迅速失去奋斗欲，进而一事无成。因而，与毒品作战，就是同每个人自身都会有的惰性与欲望作战。

　　道理便是这么简单，可是世上真正戒毒成功的人又有多少呢？人一辈子的光阴能有多长？快乐更是短暂而稀缺，是投入虚幻境界过把瘾就死，还是回到现实中，踏实地获得可以握在手心的快乐呢？对于韦兰德而言，现实中的成就也许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真正愿望，也就因为名声越大，落差也越大，心理的失衡也更加剧。他在苦闷中努力地寻找出路，面前有两条：一是继续推出作品证明自己，这无疑要耗费巨大精力；二是毒品，简单快捷，但却无异于速毁自身。

　　以后的韦兰德便是在这样两条路上左右摇摆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他的心灵战场中也就一直硝烟弥散着。

　　回到“石庙向导”乐队身上，《紫色》专辑的商业成功和媒体对他们的观望态度，使得他们的下一张专辑成为了瞩目的焦点。也就是说，乐队离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成功只差一步了。如果下一张专辑继续被接受，那么之前的所有怀疑便会不攻自破，因为没有哪一个摇滚乐队能仅靠模仿就能持续受到欢迎，他们一定得有自己可贵的东西存在才行。

　　然而正如前面所提，韦兰德已经陷入了毒品问题，这一次的录音工作变得无比的艰难。他一边面临着因携带海洛因而引起的警方起诉，还一边不定期地接受戒毒治疗，同时又要鼓起精神，投入到乐队的录音工作中。

　　于是，一份独有的挫折感和焦虑情绪，便自然而然地在乐队1996年的专辑《微小的音乐——来自梵蒂冈礼品店的歌》（Tiny Music-Songs From The Vatican Gift Shop）中萌生出来。这使得专辑略微地安静了些，颓靡的气息也更加迷人。一开始，专辑的势头依旧不错，迅速登上了排行榜的第4位。但接下来，韦兰德的毒瘾再次加剧而被送到了戒毒所，乐队根本就无法展开新专辑的巡演，并且媒体的讨论也离开了音乐，而是针对韦兰德的恶习身上。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新专辑最后的成绩差强人意。人们也开始有理由怀疑这支乐队也许将像同时期的“爱丽丝囚徒”一样，即将走向没落。

　　但出乎意料的是，韦兰德在年底重新回来了，警方对他毒品问题的指控得到解除，他也和乐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演。1998年，韦兰德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独唱专辑并且宣布乐队的新专辑也即将面世。然而不久，他就又因为携带海洛因而在纽约被捕，并且被判入狱。这样的反复令当时的人们咋舌和感慨，很快，大家也就习惯了。

　　在1999年底韦兰德解禁前，乐队推出了第4张专辑。也许是在孤寂的监禁中完成的创作，标题有着自省风格——《第4》（No.4），就是指上一张专辑的排行榜位次。这一回，他们的音乐风格有着向1970年代硬摇滚的回归，依旧张狂，旋律也很动听，这让更多的人理解了“石庙向导”音乐的根源。同时，韦兰德的勤奋也博得了评论的好感，媒体在提到他时，不约而同地在他的名字前冠上了“清白的”（clean-up）的字样。

　　一切都像是新的开始。2000年的第1个月，获得自由不到1个月的韦兰德兴致勃勃地带着乐队到了加州海岸边的一间小屋，他宣称要写出最棒的歌，录一张双CD专辑。这次他完成了一半，2001年的专辑《香格里拉滴哒》是单片装的，但整套作品却浑然一体，充斥着速度与激情，有好几首歌甚至不超过3分钟。如果光是听专辑，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主唱会有着多么曲折起伏的经历。

　　那韦兰德是不是真的焕发了激情？就在这一年，他激动的拳头挥向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也随即提出了诉讼。然而，人们再也不会对韦兰德这样的丑闻表示关注了，甚至连这场离婚诉讼的结果如何，媒体也未跟踪报道下去。

　　如果一个人要把自己抛弃，那么就不要怪罪大家把他给先抛弃。事实上，后来的“石庙向导”乐队是否还存在，都已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事情。

　　时间终于到了2003年，有个消息不经意间传了出来：经过几个月的甄选，三位前“枪炮与玫瑰”（Guns N' Roses）乐队的成员史莱旭（Slash）、达夫·麦卡根（Duff McKagan）以及麦特·索拉姆（Matt Sorum）终于确定了新乐队“天鹅绒左轮枪”（Velvet Revolver）的主唱为斯科特·韦兰德。就在4月份，新乐队还为多家电影公司的制作人员举行了一场小型的表演，并因此赢得《绿巨人》等大片的插曲演唱邀约。但没想到，韦兰德又因藏有毒品而在加州被美国警方逮捕。新乐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韦兰德采用的戒毒方法，包括进戒毒中心、按医师嘱咐服用药剂、24小时请人监控甚至学习修身养性的武术等。

　　于是乎，毒瘾深重的韦兰德再爆毒品事件，人事纷扰不断的“枪炮与玫瑰”又再遇人事危机，两样早已没有了新意的新闻加在一起，仍旧了无新意。只是韦兰德他一个人的战争似乎已没有尽头。

　　他曾成功过，但却背上了模仿的嫌疑；在人们既成的思维惯势中，他努力地不断发表作品，但却未有过实质性的突破。他自己曾说过：“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我却找不到答案。”

　　是的，他在面对世界的困扰中沾染上了毒瘾，又是毒瘾使他更快地背离了这个世界。在这种只属于一个人的战争中，柯本和斯塔利早已倒下了，只剩了这个背负了一身恶名的35岁男人还在继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