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朋克摇滚的旗帜，冲撞（The Clash）乐队的创建者及领袖乔·斯特拉莫（Joe Strummer）于2002年12月22日过世，恰值知天命的年纪。他因心脏衰竭死在英国家里的床上，死前已昏迷多时。死者平静而安详，双眼阖着，额头那条著名的青筋也没有绷凸出来——竟如处子般宁和。与其狂怒暴躁的一生作比照时，我们会想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位倚剑小憩的暴徒，或由于过于疲累、或由于红尘刹灭，就这样静静地丢了性命。

　　落草于摇滚的梁山

　　斯特拉莫原名约翰·格拉罕姆·麦勒（John Graham Mellor），1952年8月21日出生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他自幼就读于伦敦的寄宿学校，放假时才能回到土耳其的父母身边。他长大后把自己厌恶的主流价值观的源头视为执政者，这和他政治气味浓郁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有关，他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压抑与不快归咎于远在异邦的父母。

　　他和摇滚史里另一位卓绝的反叛者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一样，都拥有一个做大官的父亲，后者是美国海军军官，前者则是英驻土耳其的外交官。莫里森在《结局》（The End）里对父亲深情地唱道：“爸爸，我想杀了你”；斯特拉莫则在《被谋杀者》（Somebody Got Murdered）里隐喻了自己的弑父欲望——若将弑父看作是个人反叛的极致，那么弑父欲就是醉生梦死的摇滚乐最为唐突的噱头，将对这个世界的反抗寄意于捣毁父权的大厦，这当然是一种使少年听众肌肉绷紧的说法。

　　富裕的外交官儿子走在土耳其漾着沙土的街道上，身着印着“披头士”像T恤的他和穷窘褴褛的土耳其人擦肩而过；在条例严明的寄宿学校里，他把父亲充斥陈词滥调的信揉成一团，从宿舍的窗户跳出去，在“雷蒙斯”（Ramones）的演唱会里热汗直流；家庭希冀其走上中庸而安全的仕途大道，他却买把吉他作大旗，落草于摇滚的梁山。

　　斯特拉莫在上世纪70年代初组建的“101人”（101ers）乐队显露出他对雷鬼乐和根源摇滚乐的巨大热情，但当他看到“雷蒙斯”和“性手枪”（Sex Pistols）的现场之后，他才搞懂真正的摇滚乐只需要三个和弦，或者说，在“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齐柏林飞艇”（Led Zepplin）等这些所谓的经典乐队在将摇滚乐搞得日益“艺术”却偏离青少年文化主旨时，他意识到摇滚乐真正的活力只有在肮脏但现实的街头才能获得；另外，身边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和极度无聊的有产阶级提醒他：无论对这个社会闭目塞听地妥协、惴惴不安地怀疑抑或有气无力地抱怨都不是摇滚，摇滚只需要义愤填膺地直接反抗。

　　1976年夏天冲撞乐队的组建可以被看作一块碑石，那天，一名外交官的儿子成为了破口骂街的朋克。

　　伦敦在燃烧

　　斯特拉莫是“冲撞”的主唱兼节奏吉他手，他的三个伙伴分别是米克·琼斯（Mick Jones，吉他）、保罗·西莫农（Paul Simonon，贝斯）和尼基·黑登（Nicky Headon，鼓）。乐队在1977年1月27日签约于CBS唱片公司，第二天他们就录制完成了第一张单曲唱片《白人暴动》（White Riot），在其B面歌曲《1977》中斯特拉莫唱道：“没有猫王，没有披头士，也没有滚石。”这种穷狂极傲的少年心气很快取得了口实，摇滚批评家彼得·瑟沃顿（Pete Silverton）写道：“如果你不喜欢摇滚乐，那你就不会喜欢‘冲撞’；如果你不喜欢‘冲撞’，那你就不会喜欢摇滚乐。这是一回事。”

　　回头来看，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朋克运动里，之所以更多人记住的是“性手枪”，只不过因为他们当时的表演更为出位、其聚散也更富戏剧性罢了；而无论从音乐的意识还是方式上，“冲撞”比“性手枪”更加脚踏实地，也更为深刻充分。

　　“性手枪”是感性的、消极的、个人的；“冲撞”则是理性的、积极的、政治的。后者用“一生的革命”对抗着前者的“永远没有未来”。“性手枪”就像见什么砸什么的疯子，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怒不可遏、被自己大骂的究竟是谁；“冲撞”则是个见什么砸什么的小孩，尽管他的答案不堪推敲，但他毕竟明白自己为什么造反、在造谁的反。两者的目的相同，都想从这场虚拟的打砸游戏中发泄精力、获得乐趣，甚至，说不定一不小心还能靠此发财扬名。

　　譬如在“冲撞”的名曲《伦敦在燃烧》（London's Burning）中，你会发现，苍白的火焰背后一无所有，至多是床单上体液干涸后的一团污渍。在政治语境里，朋克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会有高尚的殉节，至多是临终时的大笑。尽管斯特拉莫唱着“干掉警察、砸穿墙壁”并在夹克的背后写上“恨与战争”的反嬉皮口号，但他的解释却那样颓废：“我们无所事事，每天在街上闲逛，没有工厂要我们，我们也不想工作。一切都毫无希望，但我们并非赤贫，之所以不去抢银行，因为我们至少还有把吉他。”音乐上，“冲撞”用荷尔蒙式的本能达到了高手无招的境界，恢复了摇滚乐丢失殆尽的阳刚之气。他们前两张专辑里没有一首超过四分钟的歌曲，而百分之九十五的曲目全部在三分钟内结束，其音乐有时会非常粗糙，但却不会像“性手枪”般将这种方式上的粗糙形而上为自我态度的卖弄，那种轧钢车间般的混乱和轰鸣在“冲撞”的唱片里是找不到的，就斯特拉莫的演唱来说，尽管嘶哑，却一定会在接近歇斯底里的嘶吼之处停住。

　　“冲撞”对音乐只求效果，尽可能使方式和过程变得简单，于是从演奏到编曲更多取决于直觉。这使他们成为反对演奏技术的先锋，“就像一个过于讲究交欢技巧的情人，她会忘记自己究竟在床上还是在马戏场里”， 斯特拉莫说：“同样，如果你想演奏音乐，为什么要用自残手指和熬夜来使吉他越来越难弹？你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冲上台去。”

　　侍神的朋克

　　斯特拉莫之所以成为“冲撞”的头面人物，是因为他为乐队带来两样标志性的元素，一是言之凿凿的政治反抗态度，二是雷鬼乐。在冲撞的第一张专辑（同名）里，斯特拉莫已开始把雷鬼乐融入摇滚乐中，代表歌曲是《警察和小偷》（Police and Thieves），雷鬼乐活力四射的调性和节奏令“冲撞”棱角粗硬的音乐变得圆润，他们进入单曲榜前20名的歌曲多数洋溢着雷鬼乐风情。在乐队后期，及1986年乐队解散之后，斯特拉莫将摇滚与异域音乐的融合扩展开来，特别是中东和北非的音乐，这跟他少年时与父母的游历不无关系。

　　他用音乐来干涉政治的做法亦并未由于“冲撞”的解散而停止，就在他死前不久，已着手和波诺（Bono）及戴夫·史都华（Dave Steward）为将于今年2月2日在南非登场的艾滋病义演写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名为《48864》，歌名是曼德拉遭囚禁时的牢房号码。

　　另外，在乐队解散17年之后，斯特拉莫和米克·琼斯打算重组“冲撞”，起因是今年3月10日，“冲撞”正式进入“摇滚名人堂”，这两位老伙伴本想着在入选典礼上演唱他们合作的第一首歌《白人暴动》——这个场景看来是不会发生了，幸亏如此——这首歌曾被誉为朋克国度的国歌，其歌名恰恰反映出这场最为喧嚣的亚文化暴乱的核心；而“摇滚名人堂”无疑是这首歌所鞭挞的主流像徽。两个半百的前朋克在曾蔑视并反对过的事物前唱着以前的战歌，却是为了赢得赏赐和叫好声，此情此景，不知是滑稽，还是可悲。

　　斯特拉莫在歌曲《死亡还是荣耀》（Death or Glory）里唱道：“他奸污修女，他将去教堂侍神。”如其所言，朋克抡圆了胳膊扇出去的巴掌，最终却落到自己脸上——但谁又知道，这声响是不是朋克们一早就打算洗耳恭听的呢？用最宽容的视野来核定朋克运动终结的标志事件，它是1979年“性手枪”的解散和希德·维舍斯（Sid Vicious）的自杀？是1980年伊恩·柯蒂斯（Ian Curtis）的上吊？是1994年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吞枪？还是斯特拉莫低调的床箦之死？

　　若将朋克看作流行音乐史里某种以风格来辖定的流派的话，它则早在23年前结束了；若将朋克看作是时尚范畴里的某种着装方式，那么它间或总还会出现几次；若还有人相信朋克指的就是某种否定和叛乱的“精神”的话，那么谢霆锋、萨达姆、发春时被主人锁在屋里的猫都是朋克，这些朋克将世世代代，层出不穷。

　　斯特拉莫应了几乎所有摇滚世界反叛者的宿命，他死时身边没有人陪伴，在其妻子发现尸体之前，他已离世多时。他曾针对“齐柏林飞艇”的名曲《通往天堂的阶梯》（Stairway to Heaven）写过一首名为《直下地狱》（Straight to Hell）的反讽歌曲，也曾说过“如果地狱是朋克的话，那么地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若不身在暴徒的天堂，那就定在处子的地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