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从未成功——有待访谈

　　Y：颜峻

　　Z：张有待

　　Y：先从头说起。我不知道你传播电子乐是先开始做电台还是先做party？

　　Z：先从电台。

　　Y：当时节目叫什么？

　　Z：当时还是在我的“新音乐杂志”里。

　　Y：还没有独立出来？

　　Z：没有。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使我开始听电子音乐的，是1996年我看了电影《Transpotting》（迷幻列车）。那年我去欧洲，正好看了那个电影，又去欧洲参加音乐节，看了Underworld的现场，然后去了一些club。突然觉得以前认识的舞曲音乐、电子音乐完全改变了，突然有有意思的东西出现了。实际上，现在来看，当时是一个错误，大部分和我同类的中国人开始认同电子音乐，还是从摇滚乐的概念开始的。都是Chemical Brothers、Underworld这一类的，是乐队形式，或者Fatboy Slim这种和摇滚乐有点关系的电子音乐。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techno，喜欢比较黑的，像house什么的我觉得太商业，听不进去。我回来以后，开始在我的节目里放

　　电子音乐，我的听众就特别接受不了。

　　Y：就是1996年？

　　Z：对，1996年。那个时候，我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本身我的听众就很少，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更多的听众，但我觉得必须得这样。在《Transpotting》里面有一句台词，在那段时间给我印象很深，就是那女孩告诉那个男孩……

　　Y：“Music is changed, drug is changed”。

　　Z：对，“Everything is changed”对我来说那是划时代的一个杠，从那一刻开始，什么都应该改变了。连毒品都变了，整个世界都在改变，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尤其是音乐，从我做电台节目，是1993年，我开始介绍Grunge，大部分人听Nirvana都是通过我的节目，之后，1994年就开始听到Oasis、Suede、Blur，就开始介绍英国的Brit-pop音乐。到1996年，我觉得理所应当有一个新的领域，不能够再保守。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了电子乐。1995年我有一个唱片店，很多唱片我从阿D（注1）那里进，所以有很多电子音乐在我店里卖。大部分的唱片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谁是谁，但是通过节目介绍，有很多人来买。当时就有小翁。他原来是一个乐队的

　　吉他手，后来乐队也解散了——在1994、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就是“Rock 'n' Roll is dead”，摇滚乐已经彻底死亡了，就是说随着Grunge、Kurt Cobain等等事情的出现，摇滚乐已经走向一个尽头了；同时电子的时代到来了——小翁那时候说他想做DJ，买了唱机，每天都到我店里搜唱片，自己在家练。

　　Y：你是只卖CD吧？

　　Z：对。他是从CD开始。他第一次演出是在年华酒吧。

　　Y：哪一年？

　　Z：1996年年底吧。那天小翁演出的时候，屋子里都是黑的，小屋里一点灯都没有。小翁那时候有句口头禅，“整俩国产频闪，任何party就全解决了”。他借了两个国产频闪，一直在闪着。小翁那时候技术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也接不上什么的。我就跟倪晓峰（注2）说，咱们应该组织这样的party。因为那时候我经常在北京做摇滚乐的party，很多人都知道。虽然那天来的人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以后应该发展的一个机会，那时候也听到过一些关于rave party的说法，尽管还没有完全理解是什么意思。完了以后我们就跟小翁一起吃饭，我们就说，以后再做，你就当DJ，也别发广告了什么的，这些事我们给你做。北京那时候也没有俱乐部，一说跳舞就是JJ、莱特曼这样的地方。然后我说，我们得给party起一个名字，我想了一个，叫“I Hate Dance”，“厌舞”。之后还专门设计了一个logo，还去做了不干胶什么的。三元桥那儿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两层的餐厅、酒吧，二楼是空的，就跟他商量说二楼接过来我们做。“厌舞”就这样开始了。

　　Y：在那里做了多久？

　　Z：做了一个多月吧。开业的时候挺火，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来，有我做DJ，小翁做DJ，还有一个法国人做DJ。那时候也没有胶木唱机，没有胶木唱片，就是拿CD机，全是我们自己搜集的唱片，我们放我们认为可以跳舞的音乐，这个概念很广泛。

　　Y：一周几次？

　　Z：就是周末，两次。我们在CD Cafe也做过，我们在海淀那边大学附近的小破酒吧也做过。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成功，也有一些人来，但不是特别多。

　　Y：都是什么人？

　　Z：都是一些学生、留学生、外国人。那时候我听说北京还有人做同样的party，是一个瑞士人，叫Michael，在Keep In Touch做。他做得特火。

　　Y：他第一次在Keep In Touch做的时候，说是警察都来了？

　　Z：人太多了。好多留学生来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的人群挺好的。我们大部分是中国人，一般大部分坐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在放什么。尤其是通过我的宣传，来的大部分还都是摇滚歌迷，就觉得是个误会，“今儿没乐队呀？就是你放CD呀？放CD也是一party？”挺奇怪的。我就去了一次Michael的party。他当时放的风格是house，我就觉得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是他的确很成功，我的确发现了在他身上有我们不具备的一些东西。首先他真的是一个party，他的party叫cheese，门口就放了一些免费的小cheese块，买票进门以后可以拿牙签吃一块cheese什么的。里面每个地方都会做一些装饰，他买了很多绿的、粉的、黄的绸子，还把DJ台铺上一块波西米亚或者印度风格的桌布，还焚上香。特别有去一个party的气氛。后来有一天Michael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说我听说你在北京做party也很成功，能不能合作。通过和Michael一块做，就改变了我。如果说我18、9岁，第一次听Beatles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么第二次改变了我的就是在28、9岁的时候Michael给我听house音乐，彻底改变了我对音乐的认识。然后我就完全地爱上了house，它重新给了我对于音乐、对于生活的认识，它是积极的、向上的、充满信心的、充满爱的一种感觉。后来我们做cheese party在北京是最成功的，原因就是通

　　过这个party传达给每一个人的信息就是love。这也是在北京最黄金的做party的一段时间。

　　Y：时间是？

　　Z：1997到1999年。99年是最黄金的时候。99年北京开始有club了，最早的club是DD's。它是上海人来做的，它和北京本土文化有一定的隔阂，虽然它是北京最早的夜店形式的club，但是并没有真正地融入，或者说对北京的圈子形成大的影响。他们做DD's的时候我们还在做cheese，我们就是mobile techno oganization，移动电子舞曲组织，今天是在潜水艇酒吧，明天是非酒吧。我们每次都用复印机印小的flyer，每一次都会在一个五星里写上“7”或者“8”，就是说今年的第7次、第8次cheese party。然后把这些传单发到酒吧、大学，party开之前把场地重新布置一遍。

　　Y：这中间你一直是放CD？

　　Z：最早教我放CD的还是小翁。在这之前，我是从电台DJ开始的。在我还没有做电台DJ的时候，最早对DJ感兴趣是，1989年去昆仑的玻璃屋，那是惟一有disco的地方，只有外国人能进去。我是跟一个外国的朋友进去的，是一个菲律宾DJ在放音乐，人家在跳舞，我在旁边看，心想这挺有意思的。后来做电台DJ以后，我知道做舞曲的DJ需要技术，技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深不可测，你不进这个门的话就会觉得很神秘。我一直说做DJ做DJ，也只是说一说而已。为什么说“I Hate Dance”？我以前真的是讨厌舞曲，讨厌跳舞。后来我虽然一直在做party，但是很少去做DJ了。99年的时候我去英国，9月份我在伦敦的时候，说11月有一个中国文化节，你来做自由DJ吧。那时候我还不会放胶木，硬着头皮说行，去！回北京找Michael，说你借我几张唱片，回家猛练。这样就开始做了DJ。很快，做了几次以后我就觉得很有自信心，因为觉得技术是一个坎，很快就能过去，我只要了解它就行了，我相信我对音乐的认识要比很多没有听其他音乐、直接做DJ的人要更快一点。99年开始我就开始用胶木，也买了机器，买了很多唱片，在party上也开始放音乐。我觉得北京所有的DJ都是我的老师，小翁、阿兵、Michael，从最早的，唱机怎么用，都是他们教我的。

　　Y：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Orange有一些活动，好像是北京的DJ打算联合起来做一些活动？但是好像没有看到结果？

　　Z：我们从96年、97年开始，北京一个做party的都没有，我们用复印纸复印的flyer上面写着“rave party”，甚至还写着“ecstasy”；到99年的时候，北京有了Club Vogue，它最开始开的时候就是因为有cheese party，连续几个周末都爆满。北京除了cheese，也有了其他的DJ组织，像莲花、House Nation、中国打气工厂，到99年底、200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跳舞文化最黄金的时候，每个周末都会有party。当时我就觉得革命成功了，哎哟我这个高兴。这就是我当初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有很多不同的DJ，放不同的音乐，办不同的party。cheese是house，然后中国打气工厂是techno，或者tech-house，莲花是trance，不同的人群在周末可以去不同的party，甚至所有的party都串完了以后去一个after hour（注3）的party……

　　Y：北京有过after hour的场子吗？

　　Z：就那么说，没有啊。

　　Y：2000年的时候，朝阳公园这好像开了两、三个月吧？

　　Z：红日出吧。没人去。在中国还没达到那个阶段……所以，我们革命的滑铁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那实际上是假象。Loft刚开业的时候，House Nation做周五，中国打气工厂做周六，每一天都800、1000人往里涌。你在酒吧里都能听到穿着时尚的小伙子说“我现在只去藏酷跳舞，那儿特酷”什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火了。99年、2000年是我出国最频繁的时候，几乎没在北京呆过，包括cheese party都是我在英国，打长途跟这边让别人办的。当我回到北京，就跟身边的朋友，小翁啊，阿兵啊他们说，这是假象。在中国一向是这样，我们经历得太多了，这是没有根基的东西，文化最需要根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时尚变化这么快的，即使是在欧美，时尚是有根源的，一环跟一环相连的，无论是时装、音乐、其他的艺术种类，都是一个时期影响着下一个时期的发展。在这儿，没有，就是“通！”一下。最后就是几个party互相打架，谁都做party，一到周末到处都是。最开始我们用复印机印、剪的黑白的小纸条，到酒吧街发，人都抢着要，到最后三里屯到处地上都扔着各种印刷精美的party的flyer，给谁谁都不要了。所以，一年都不到，很快就过去了。

　　Y：这个场景的变化，有没有和“战士”们来得越来越少有关系？

　　Z：我不知道是因为药的关系，还是因为他们“疲”了。你可以聚焦在这几个“战士”身上，这几个小朋克身上，最开始最high最疯狂的是他们，因为没什么压力、负担，到最后这几个全都是坐成一排，萎在那儿，特别萎靡不振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药让他们变成这样的，还是party本身让他们觉得无聊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有兴趣了。

　　Y：这一两年的北京就乏善可陈了吧？

　　Z：对。2000以后我们开始做一些外地的party，上海什么的其他地方。2000年我们在天下第一城做了一个露天party，放焰火啊，好多DJ都参加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拉到sponsor的party。2001年就带中国DJ去瑞士参加Street Parade，还有在石林的活动，2002年作为参加者去了雪山音乐节……对做大的活动就越来越没什么兴趣了。

　　Y：你个人觉得你做过的party里最成功的是哪一次？

　　Z：在石林的那次。我个人来说，付出的劳动比较多；而且在那儿玩的人一大半都是当地的，我不了解，但是很高兴的是看到很多当地的农民，他们一直跳到天亮，高兴！他们也没有用什么东西，也不了解这个，就是本身的人性被发掘出来了，这是最难得的。他们比所有在club里面装酷的high的人都要有意思。

　　Y：那么你自己做为DJ，最成功的是哪次？

　　Z：那还是去年我们在FM。2002年，FM是北京最好的club，实际上北京也没有别的club了（笑）。不过也确实是我、阿兵、小翁我们3个DJ在一起合作最成功的一次。最开始我们的设想是在楼下跳，楼上放一些安静的chill out那样的音乐。后来慢慢发展成，那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小孩都在楼下跳，楼上是30岁左右的人。我一直都觉得北京越来越没有放house音乐的机会了，有一次我在FM的party上放5年前的老唱片，所有的人都跟着跳，Michael非常嫉妒地过来说：这个应该是我放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8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做cheese party，所有人都跳到了天亮。Michael放了最后一张唱片以后在我耳边说：有待，House music never die！那张唱片就叫House Music Never Die。后来很久没有听他放那张唱片了，他说可能都扔了，我说别扔啊，你可以给我啊。后来找到，皮儿都破了，我特别珍藏它，每次放的时候都会想起来Michael特别激动地抓着我的手说的这句话。在我心目当中，确实是House music never die。

　　Y：为什么今年以来，FM人越来越少？

　　Z：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吧。我觉得所有来玩的人，他们对音乐本身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视的，当时间地点人物都合适的时候他们会说，哎，音乐不错。后来我就越来越发现，不要用音乐来标榜自己，尤其是做一个club，首先你得认识到它是一个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就要符合商业规律来做事，不要像我以前。我那时候做party，不经营club，我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组织者，我把人带来了，我的目的是happy。但如果我经营一个club的时候，目的就得是挣钱，位置改变了以后，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行业最薄弱的环节。去年我们在FM每次最火的时候都是放老的音乐，house，有时候是老的disco，人都跑到桌子上头去了。当出现一半老外的时

　　候，你放的每一个音乐都跟他的生命、他的成长有关系，他那种兴奋、激动会带动人。好几次天亮人走完了，好多东西都砸坏了。我特别希望再有一次，能有一刻人被音乐打动，那一刻也是一个DJ最骄傲和最兴奋的时候。

　　Y：你了解到的其他城市怎么样？比如上海？

　　Z：上海是一个有消费文化基础的地方，当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它虽然不具备俱乐部文化像在英国那样的背景，上海的发展，你看到的不是文化的发展，而是商业的发展，它是具有商业基础的。而北京又没有文化基础，又没有商业基础。上海我去的不多，但是，虽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假象，但最起码它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延续，开一个店，只要经营得当，每个周末去多少人都是肯定的，不会说人群流失。像Park 97，像一些新的店，你到那一看，就有那个样子。

　　Y：上海好像也正在分化吧，Park 97慢慢地变成一个培养下一代的地方了。更成人的气氛就在Guandii比较明显。倪兵现在住在上海，他的看法好像是很受不了这种感觉——在party上能看到的不是你希望来的那些人，而是大家在拼命比赛花钱。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过程？让这种比阔气的、炫耀的文化来发展中国的跳舞文化？

　　Z：坦白地说，跳舞文化和所有的现代文化都一样，是商业，我们不可能以做朋克的精神来做跳舞文化。我后来也慢慢认识到这个，如果说所有的人都需要一个精神，那是以前的事。大家喝点酒就很高兴，然后回家；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发展全都是经济推动，北京多少个店这样？不挣钱，老板赔钱，来的都是文化人，做的都是文化事，可最后都得关门。

　　Y：“非典”以前Banana也开始辟出小厅，自称是开始做techno音乐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主流的跳舞场所也在进步？

　　Z：Banana他们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FM去，坐一个角，要瓶酒，就看这些人。当时FM给他们一个错觉，好像这种文化有市场，他们才会在里面开一个小的房间，像国外的club那样，放不同的音乐。他们觉得这个时机到了。去Banana的人，还是要去Banana，而不是真的喜欢这种音乐，否则就会去88号，去FM，而不是去Banana。去那里的人听不了这个。所以你现在去Banana，那个小间一个人没有，都堆着桌子椅子。因为资讯的发展，中国聪明的人的意识很容易就能达到最先进的，但却生活在这个现实中，最可怕的就是意识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Y：接下来你要做的新club（注4），你的身份还是经营？

　　Z：是，经营。实际上，坦白地说我觉得在北京做club还是有点“努”。

　　Y：那你打算怎么做？

　　Z：先从商业上做吧。先不考虑要放什么音乐，而是酒吧怎么能让人坐得更舒服一些、环境更好一些，不了解音乐的人来这儿能不能舒服。而且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做摇滚的，做party的，做DJ的，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过于集中的在一个类型上，但实际上在这种环境中，所有的音乐就都没有一个横向的发展。当你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跟你在一条线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往回收一收，往更宽的地方走。现在我仍然觉得做乐队的现场演出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我希望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再去做，有好的乐队、好的机会、好的制作、好的宣传、好的影响，范围不用太大，但能够循序渐进，不停地做下去。做club也是，要有延续性。我在学习以前的经验，然后发展我学到的经验，不能浪费，这些经验都是血和金钱的教训。

　　注1：阿D，即Dickson，李劲松，DJ Dee，香港实验音乐家、Sound Factory及Noise Aisa唱片公司的老板。

　　注2：倪晓峰，有待唱片店的合伙人。

　　注3：指正式的party结束后，通常是天亮以后，小群舞会动物聚集跳舞的时间段；北京朝阳公园南门旧滚石迪厅附近曾经开过一家“红日出”，声称凌晨4点以后才开始营业，但很快就关门了。上海比较有名的after hour场子，以2001年的Mazzo最为辉煌。

　　注4：就是现在位于三里屯北街的九霄俱乐部（Cloud 9）。

　　访谈附记：张有待，北京音乐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他的“新音乐杂志”、“午夜蓝调”、“人人都会弹吉他”、“爵士列车”和现在的“Dance FM”，都对北京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他同时也是活跃的活动策划人。90年代后期至今，有待是中国电子舞曲的主要传播者和party组织者，他本人也作为DJ参加表演。8月初的一天，我正打算约有待在Club FM见面，电话里他却说FM已经不做了，马上要做一家新店。于是我们晚上11点在朝阳公园南门的Big Easy接上了头，一边喂着蚊子，一边用最快的语速聊天。舞曲圈里很多人的特点，例如务实、精明、低调、精力充沛，都能在有待身上找到，在我看来，有待已经不是一位战士，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时代的忙碌的蚂蚁，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很多事情。我并不一定认同他推广的所有音乐和观念，但却不得不佩服他的品位，尤其是他的身体力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