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立欣 崔：崔健

　　这是在一个新的路口，是寻找方向的一个过程，到底怎么走？只能看我们自己。

　　常：作为一个热爱摇滚乐并以此为业的人，你一直不停地努力，也不断地收获；你曾经有过三个梦想，现在包括与“滚石”同台演出这个梦想，都几乎实现，经历这些以后，你还有新的理想或者梦想吗？

　　崔：与“滚石”乐队同台还没有成为现实，希望还有机会和他们合作，其实在我看来，与他们一起演出是很难想像的事情，我原来就预感到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虽然没有实现，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常：这完全是由于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那“滚石”乐队还有没有再来中国做演出的计划呢？

　　崔：应该有的，我想国外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他们都希望能来中国演出。

　　常：从个人创作上讲，你比较愿意做新的东西，每次写一首歌、做一张专辑都要求有一个突破，这是否意味着你会逐渐抛弃曾经有过的很优秀、很擅长的东西？

　　崔：我自己认为，我新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是很优秀的，这些都是生活激发出来的。可能我对优秀的概念和大众或者大多数乐评人是不一样的，事实上，能打动我的东西未必能打动别人。

　　常：你对“优秀”的具体解释是？

　　崔：有节奏的、有力量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常：好，关键词“节奏”出现了，音乐风格是受节奏引导的；不论从摇滚乐的产生背景或者是发展意义上讲，都带有一定的反叛态度、悲观情绪，在你的歌词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坚定、信念、对现实的不满和痛斥，而你在音乐上的“节奏”却更追求那种自由、轻松、甚至欢快的风格，在内容与形式上你会以一个什么标准来达到最后的统一？

　　崔：从节奏上讲，它本身是让人快乐的，有主导性的，如果失去节奏的话，摇滚乐会失去很大的感染力；好多人是通过节奏来表现一种情绪，人们在高兴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眉飞色舞，我们会唱一些正面的、很有希望的……事实上，它们是一种工具，看起来很痛苦，实际上是很快乐的，因为这种痛苦已经表达出来了。

　　常：如果说，你在音乐上的独创性和力度是国内任何一个摇滚乐队都不能赶超的，那你觉得你的这个能力来源于何？

　　崔：我不认为我是难以超越的，事实上国内很多人比我做得好，或者和我们一样好，他们比我们还要努力，而且他们年轻，这就更有优势，只不过没有被重视而已。我则是更吸引媒体和一些关注者，真正有才华的人大有人在，不过是他们还没有机会。

　　常：在音乐上，你总是不断地试验着、探索着，音乐风格也因此一直在演变，这其中肯定有不变的东西，那是什么？你现在听的最多的是哪种类型的音乐？

　　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变化也都有不变，但他自己意识不到，我就是这样，但我希望我不变的是一直“求新”的态度，我也希望我能做到。我不愿意做复制性的、重复性的工作，至于听的音乐类型太多了，风格过于多元化。

　　常：可以说这种变化一直进行了二十年吧，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1986年5月10日你在舞台上唱出《一无所有》，对于中国的摇滚乐来说，是具有传奇性的一天，你在演出之前和演出之后的心情是怎样的？如果那天的演出没有被这么多观众认可，你还会继续下去吗？你还会非常自信地继续下去吗？

　　崔：那时候只唱了一首歌，实际上从我们表演的角度上来说，最佳的状态是表现不出来的，当时的一些掌声我们也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音乐被大家接受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们一些现场的反响，当然我们也很高兴。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主流和非主流没有很清晰的差异，但我们意识到，这是在一个新的路口，是寻找方向的一个过程，到底怎么走，只能看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开始，也知道开始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是意想不到的。

　　摇滚乐这么美好，就像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

　　常：这些年来你感觉自已的生活变化大不大？摇滚乐有没有改变你？

　　崔：摇滚乐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它叫摇滚乐，而是在于它是集创作、演奏、制作为一体，而且是自由的。这种美好的东西就像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成功不成功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成功只是更大的一个礼物摆在那儿。成功在很多人那儿是一个目的，而对于我来说，真正的做音乐，真正的表达，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愉快的。当然，有很多人会不相信这句话，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人表演都是在讨观众的好，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痛苦。

　　常：很多人关注的是崔健这个名字——“中国摇滚乐之父”、“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当然高明一些的人会更关注你这个人本身，你个人怎样看待和定义自己在摇滚乐坛的位置？你更愿意怎样向别人介绍自己？

　　崔：我觉得这些是媒体的炒作方式，你接受这个称号，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其实我已经麻木了，但是真让我说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摇滚乐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我仍然在为中国的摇滚乐发展做努力，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来说吧，现在我和别人没什么区别。所谓的成功，还不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只是大部分人心中的成功，这些人的“成功”标准就是——让大家注意到了。中国的摇滚乐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无论从产量还是质量上讲，还是从它的社会意义、存在价值上讲，都没有达到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享受。只是让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思考社会问题的人承认了这一种现象，这是目前中国摇滚乐的成绩。中国这么多大城市，这么多人口，但有哪个城市拥有自己的摇滚乐？包括北京。

　　常：你经常去国外，除了旅游和演出之外，跟国外其他的文化交流多吗？

　　崔：创作是相通的，这些创作性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符号不同，我做音乐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技术，我没做过其他，什么画画、摄影、电脑，我不会。我只是弹吉他，玩一点乐器。

　　常：在国外演出的时候，观众对你的音乐反响如何？跟国内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

　　崔：其实在国外，大部分演出场地都比较小，而且是面对华人观众比较多，或者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些人，我们还没有进入西方主流的文化市场面向大众。这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唱的是汉语，二是中国的文化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历史悠久的，跟西方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在一个平面上，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电影，通过音乐的是非常少，尤其是现代音乐。我自己非常愿意，同时我也有这个运气，能够做一个桥梁，让西方人认识中国的音乐、中国的年轻人。这不是一个单向的事情，不单是让他们了解我们，我们还要了解他们。

　　常：你没有考虑过到国外去生活，你说，有很多原因促使你留在这儿，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崔：很多人喜欢游动，这是人的天性。对我来说，我不愿意去国外，可能我天生就是这种性格。而且我更多的是愿意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补充，而不是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常：国外的“地下音乐”和国内的“地下音乐”是一个概念吗？我曾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地下音乐演出现场遇到你，你对目前这些“地下音乐”、“地下乐队”还是关注的，你对他们有什么评价和希望？

　　崔：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去听年轻人的音乐是因为我喜欢，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因为被关注而减少社会活动。因为他们怕引起一些控制不了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减少社会活动）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让生活的范围变得狭窄了，我喜欢音乐，喜欢看年轻人的表演，就这么简单。

　　常：还会像策划“雪山音乐节”那样，再在国内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演出吗？

　　崔：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需要我的话，我会。我做雪山音乐节或者其他活动，是因为没有别人来做，有人来做的话，我就不会做了。

　　在我身边，支持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要他们的态度，我要他们的行动。

　　常：“真唱运动”由你发起，至今已快有三年，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我们能看到你不遗余力地宣传，现在这个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果？

　　崔：这个活动从目前被人关注和这个词被曝光的程度上看，还是很有效果的，当然这个运动还要达成本身的一种目的，还是刚刚开始，目前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国家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出台了一些法律管理条例，这个已经基本切入要点了。

　　常：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崔：最重要的是保护有才华的人！如果让一些庸才来支撑文化活动的话，大家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怎么样把这个平台搭起来，让有才华的人进来，这才是真正的运动的意义。但很多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是通过一个人的力量，通过摇滚乐的力量，好像有点错位，因为这个不是“音协”搞起来的运动，不是哪个文化研究室研究出来的课题，而且摇滚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恰恰是反规则的，很多人拿西方的观念来套中国的文化现状，也有很多人对自身能力有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东西，别人来改变的话就会被他们认为很天真，或者认为是一种炒作。实际上，他们丧失了一些自身的权利。但是这个活动一开始好像被认为是反明星的活动，由于我说话的一些失误吧，造成了一些偏向——偏离方向，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就是针对制作团体的。

　　常：在活动中，通常哪些人表示支持，哪些人又表示反对呢？

　　崔：在我身边。支持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要他们的态度，我要他们的行动。是真正表现出来的行为。

　　常：你可不可能把那些坚持假唱的同行看做是善意的欺骗或者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

　　崔：我只能把这看成是懒惰，如果说欺骗，那么所有的欺骗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善意的，

　　常：你把这个矛头很直接的指向两个当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电视文艺节目“春节联欢晚会”和“同一首歌”。

　　崔：一开始就针对它们两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人不敢这么做，很多明星认为这两个地方是他们的平台，他们成功的平台，这两个地方确实有很大的权力。

　　常：你曾经说摇滚乐有三大敌人，第一是体制，第二是盗版，第三是假唱，你是从第三个问题开始解决的；一个月前，你又因著作权遭侵犯，把盗版商告上法庭，这是否说明你已经开始准备和“第二大敌人”斗争？

　　崔：盗版一直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家一直处于无粮无水的状态，因为盗版破坏了粮仓；假唱破坏了水源，我们得一个个解决，这是中国的摇滚乐现状。要么你等，等东南亚、港台式的文化发展起来，到那时可能有粮食，但是没有水喝，我们既然生活在大陆，就应该有自己的方式，用主人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港台操作实际上从中国大陆来捞钱，所以别指望他们，如果你真的要保护大陆的文化就应该创造你自己的方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从这些最基本的点开始，当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等着国家有关部门的协助，让他们认为艺术家的利益才是国家的利益。目前港台那种艺术风格、操作，相对来说是符合国家安定团结、稳定发展经济的方向，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样做总有一天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常：你是指那种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误导青少年？

　　崔：长此以往，年轻人就没了有想像力、创造力。追求偶像，这是盲目的，但是社会需要这种盲目。就像几十年前，需要偶像式的领导、统治。其实越是开放的政府，越是先进的社会制度，领导者未必是偶像；文化也是一样，他们有偶像是因为他们生活中存在很多弱势，感情上、经济上都需要一个偶像，在生活上给他们做出一种美好的示范，只要有稳定的生活状态，只要有一个安逸的工作，只要有一个偶像，那生活就是完美了。在这方面，他们是极简主义，是拒绝复杂、拒绝诚恳、拒绝支持、拒绝创新，变成一种没有创新精神的群体，我觉得如果大部分人是这样，我会非常惋惜，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常：很多人的意识观念确实就是这样的，要想改变其本质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刚才说的这些“敌人”并不是你自己的敌人，但你行动的时候似乎有些孤单，是这样吗？

　　崔：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反而觉得不罗嗦，挺好。如果我要跟这个人商量跟那个人商量，一大堆事儿出来就更麻烦了，缩手缩脚。做这些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你想到了，就来做吧。而且，如果是一个真理，不要考虑他是谁说的，先考虑他说的是不是对的。现在提出的这些事情，本来好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一放到我这儿好像就是一个错事儿，他们怀疑我的动机，是不是一种炒作，是不是真实的。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我对中国的摇滚乐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充满了希望

　　常：你是一个把事业和家庭分得很开的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对私生活你总是避口不谈，我们能看到你把家人保护得非常好，你觉得你对你的家庭做得最好的是什么，不足的是什么？

　　崔：我觉得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定的轨道，我甚至不愿意去说我的轨道是什么方向，她们觉得生活很幸福的话，我也会感觉很愉快，这就够了。我觉得有一些人总是很痛苦，因为被关注着，失去了一种自由，我在这方面也付出过很多的代价，人都是一样的，成功不成功、被关注不被关注，其实都是表面上的。

　　常：您的女儿喜欢摇滚乐吗？如果她向你请教，你会向她推荐谁的、哪些作品？

　　崔：我只能说，年轻人的音乐感觉比我们好，我给她介绍的音乐，她未必喜欢，但她给我介绍的我就觉得很好，她们对音乐更敏感，我特别欣慰的是她不喜欢港台音乐。

　　常：有人把愤怒、叛逆的摇滚乐称为旧式摇滚，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摇滚乐不应该有这种反叛的本质吗？你对于目前摇滚乐的确存在的这种衍化有什么看法？

　　崔：我认为新式的摇滚只是更视觉化了，他们觉得愁眉苦脸的样子就是叛逆。但他们的献媚情结大于表现情结，给观众献媚、给领导献媚，接受环境的贿赂。这样非常假，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换，很多人的音乐很友好、社会形象也很好，但接触后会发现是非常做作、不真诚，没有创造性的音乐。

　　常：从文化领域的倾向性以及媒体的引领中，我看到不了解摇滚乐的仍然是大多数。所以我对摇滚乐的前景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妥协，或者是淡化摇滚的类型特点。

　　崔：我觉得中国真正的摇滚乐还没有开始，因为中国这种献媚的文化还没有彻底烂透。

　　常：你认为摇滚乐还是能坚持自己，开创出新的局面吗？

　　崔：我觉得摇滚乐只要受到公平的待遇，就会有发展，能像其他音乐一样得到公平的审批、宣传、演出的权利，但是这三点谁敢给？谁给了以后，谁再来说摇滚乐的发展问题。摇滚乐始终是在一个劣势状态，连这种基本权利都没有。咱们现在不说摇滚乐，只说能把这个权利给自由创作者、演出者集一体的人，这样就行了。我感觉中国是最适合做摇滚乐的，中国的摇滚乐希望在和平的气氛中，去进行一些观念的表现、矛盾的表现，艺术是最合理的。

　　常：确实，从现在看来摇滚乐面对的困难甚至比以前更多，社会和商业的双重压力、摇滚乐手的生活艰难、现场演出的限制、进入主流媒体的障碍……但是今年初你在广州的新年摇滚音乐会上却说，摇滚乐的时代已经到了，你这么肯定的原因是什么？

　　崔：摇滚乐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漫长的开始，也许你看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方向，最重要的是摇滚乐已经开始往上走的方向了，这个方向不是九十度的，不是四十五度的，甚至不是十几度的，但确实是在向上走。

　　常：现在对你来说，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对于中国摇滚乐的也包括你自身的。

　　崔：我对中国的摇滚乐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充满了希望。如果说有恐惧那么也是可以战胜的，而且战胜恐惧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