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台上舞了33年，“孔雀公主”杨丽萍依然如当年雀之灵一般轻盈秀美：大红色粗布料背心，绿色大花裤子，黑色绣花布鞋，少数民族的首饰。当记者对她一身充满云南特色的服饰表示好奇时，她眯着眼睛笑：“我喜欢民族特色鲜明的服饰，我觉得它们最漂亮呀！这是藏族耳环、佤族手镯、还有白族的……。”

　　会否在广州砸了

　　它具备了好看、欢乐、灵魂的东西，我相信她能感动观众

　　信息时报：许多歌舞演出都砸在广州，对于在北京、成都一路飘红的《云南映象》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是否有票房压力？

　　杨丽萍：《云南映象》在北京演出，连出租车司机也谈论她。张艺谋说他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所有关于《云南映象》的论坛评论，都是一致的叫好。后来，他看了《云南映象》在北京第四场演出，对我说非常感动，特别是“女儿国”那段。《云南映象》不同于深圳世界之窗、民族村的民族歌舞表演，她具备了好看、欢乐、灵魂的东西。她是干净、纯粹、自然的灵魂之舞，我相信她同样能感动广州观众。

　　信息时报：是什么触动你创作《云南映象》？

　　杨丽萍：由于云南当地贫穷落后，许多自然现象没有科学依据，人们就把想象力运用到舞蹈上。我们的舞蹈是祖先用多年智慧和感情创作下来的民族歌舞，就像太阳一样具有巨大的能量，有无限的光辉，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意识。2001年我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采风行动，我基本上是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我看到很多民族歌舞，依然是那么样地吸引我，让我觉得很痴迷。但是我也觉得很多民族已经不再用歌舞的方式表现自己了，会有一种遗憾。于是我加入其中，和他们一起传递我们的舞蹈精神。

　　信息时报：《云南映象》至今演了130多场，市场反响很好。甚至将来她还要走出国门，作全球公演。从筹备到现在，你是否认定民族性的东西就一定有市场？

　　杨丽萍：不，这得看是否有艺术品位。在我们云南那里，有很多像民族歌舞伴餐，民族歌舞等等表演。品质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品位也不一样。《云南映象》既不表现甜美也不表现酸涩，她是一个充满人性的舞蹈，她是全人类共性的东西，因为她不偏激嘛，她不偏商业，她也不偏艺术。她不会去弄一些旅游歌舞那样的东西，那种粉粉饰饰，雕琢的东西。穿着那种紧身裤，芭蕾的紧身裤跳藏族舞，那个东西不是人类共性的审美，这种东西是发自生命产生的东西，她一定是所有只要但凡有人性的人，都能够感知的。

　　是否视保护民族歌舞为责任

　　我只是从一个舞者的角度做了该做的，做它的同时，就承担了一个“保护”的意义

　　信息时报：据说您为《云南映象》筹备资金，卖掉了大理的房子，还破例接拍了3个广告。你为《云南映象》付出了很多，是否把保护民族歌舞视为一种责任？

　　杨丽萍：不能说是责任，我也不可能扭转什么。舞蹈最早是个性行为，从云南来到北京，是我个人对民族歌舞长期的主张和坚持。现在是很多人加入到其中来，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么多的人一起来传递我们的舞蹈精神，表现出民族歌舞的特质！“责任”是被别人加上的一个词。我自己觉得不做是个遗憾。这台民族歌舞本身具有很多闪光点，这不是我刻意要去“主张”的，它只要这样去成立和表现之后，就具备了传播和保护的责任。我只是从一个舞者的角度做了该做的。在我们做它的同时，就承担了一个“保护”的意义。

　　信息时报：你的《雀之灵》让观众折服惊叹，为什么多年过去，您一直能保持这么超凡脱俗的舞姿？

　　杨丽萍：我在云南土生土长，这跟我的情感有关。我为什么要跳孔雀舞，而且我为什么把孔雀舞跳好了，那是因为我不是模仿孔雀。我跟那些跳孔雀舞的人在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因为那是我的一种信仰。孔雀是我们的图腾，我们很尊重它，崇尚它。

　　信息时报：你对舞蹈如此热爱，有一天你会息舞吗？

　　杨丽萍：下了舞台，我还可以跳呀！我觉得舞蹈伴随着我的生命。记得那时去采风，哈尼寨有一个老太太，让我特别吃惊，腰都弯成拱桥，都直不起来了，她还在田间那里跳，拿个树叶在那地上划着跳。我们跳舞是生命的需要，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舞蹈是我们的一种仪式、是生活。(见习记者 黄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