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西游记之阵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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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西游记之阵容(图)

MUSIC.SOHU.COM　　2004年08月02日14:57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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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滚新声

　　正如电影《猜火车》里的黛安所讲：“时代不一样了，音乐也不一样了”，王磊、左小祖咒、汪峰……这些人在中国摇滚看似死寂的环境中不断刷新着自己的成绩，人虽老，音乐却在大大的进步。

　　他们是新的，他们的音乐更是新鲜充满生命力的。

　　我觉得问题出在乐队本身。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流行文化。流行不等于流俗。这很重要。

　　———左小祖咒

　　在中国，喜欢摇滚乐的人就那么多，摇滚乐也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没什么好改变的。

　　———王磊

　　左小祖咒：“我们不单单在水准和观念上仍然落后，甚至连技术上也落后了。”

　　王磊：摇滚乐干吗非要摆脱“困境”

　　首先我否认我是南方摇滚的代表，因为我的确不是。

　　这次去贺兰山对我而言是工作，在现场我不会玩我的电子音乐，因为那么大的场地，不会有那么多电子乐迷，演出的内容主要是一些Reggae风格的作品，与我合作的还是泵乐队。

　　中国摇滚需要摆脱困境，为什么要摆脱？不摆脱会死吗？

　　真正的摇滚乐不是我们现在做的这样的，我们现在不但copy形式，连思维都要copy.这也不是乐队的错，中国的社会，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在中国，喜欢摇滚乐的人就那么多，摇滚乐也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没什么好改变的。

　　左小祖咒：歌迷不满是我们的问题

　　新京报：这次演出，每个乐队和艺人的演出时间是50分钟。能透露一下你将演出哪些曲目吗？

　　左小祖咒：《走失的主人》中选了“正宗”和“阿丝玛”，《庙会之旅》的“皮条客”，还有《左小祖咒在地安门》中的“的”以及“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平安大道”两首单曲。

　　新京报：1999年，你被问及对“中国摇滚乐的水准和观念”作何评价时，你的答案是三个字“很落后”。现在5年的时光过去了，你认为情况有变化吗？

　　左小祖咒：我仍然这么看。而且虽然过去了5年，但我们不单单在水准和观念上仍然落后，甚至连技术上也落后了。无论是乐手，还是录音师、音响师、灯光和国外比差距都更大了。因为摇滚乐演出不单单是乐队或歌手的事情，它牵扯到很多方面。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进步都不够快。

　　新京报：可是近几年国内各种风格的乐队是越来越多了，似乎更和外界接轨了。

　　左小祖咒：这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们说你音乐做得好，是要了解很多的音乐，或者演奏的时间比较长，和声以及各种技法都非常熟悉。首先要在技术上能有所保障。没有技术，谈这些风格都没什么意义。

　　新京报：你曾说技艺、想法和制作品质是中国摇滚乐的瓶颈，现在你仍然这么看？

　　左小祖咒：这些依然是大问题，现在的制作是比以前好，可是声音大了之后容易掩盖一些细节的东西。不单单是摇滚乐，整个音乐都有一个根源的瓶颈。比如说民歌，那些精于此道的人都快没了。有些东西是丢了就很难再找回来的，当时没有录音的话，哪怕是多年后本人再演出，也很难还原全盛时期的原貌了。现在反倒是外国人对这些东西比较有兴趣。将来我们也需要花大价钱把这些二手的东西引进来。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的摇滚乐是更应该学习西方还是从本土音乐中吸取营养？

　　左小祖咒：应该说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制作，包括灯光、音响、舞台等等环节。然后把本土的东西融进去。当然嫁接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真正好的东西，比如央视前段搞的西部民歌大赛。那里面70多岁的老人演唱中的那种对自然的认识，乡土的味道，都是非常好的本土音乐。郭兰英们也说，他们不是来做评委的，他们是来学习的。这个态度是对的，其实在本土音乐上我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学习空间。

　　新京报：如今的音乐教育是不是也是对摇滚乐的一种限制？

　　左小祖咒：我觉得问题出在乐队本身。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流行文化。我们的乐队需要写出像“yesterday”、“letitbe”这样的流行精品。流行不等于流俗。这很重要。

　　新京报：你参加了去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新年摇滚音乐节，演出不是很成功。甚至还有观众哄台。你怎么看演出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左小祖咒：这个事情我觉得还不到解释的时候，有很多包括舞台各个方面的原因。我要强调的是：观众有权利表达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谁的问题，只能冲我来。所以如果他们没有从音乐中得到满足，那是我们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摇滚乐的出路何在？

　　左小祖咒：音乐和电影，与写作、画画不同。它是一个需要很多人运作的体系化的东西。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写出来些好歌，让更多的人接受。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东山再起

　　但我是何勇啊，谁都不敢跟我合作，不敢要我。所以我还是踏踏实实做我的音乐吧。

　　我觉得做摇滚的人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狼、有的是羊，有的是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玩玩就行。有的人希望靠这个出名，我要靠这个吃饭，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何勇

　　现在的人越来越精了，如果你仅仅是抱着商业的目的去做音乐的话，出来的东西肯定抓不住人，必须用心去做。

　　———罗琦

　　何勇：搞摇滚要靠体力吃饭

　　新京报：你这次复出应该说出乎很多人意料，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动静，都以为你会就此沉寂下去了。也正因为如此，你那一句“我又滚回来了”很是让人振奋，给了很多对摇滚乐持有悲观态度的人新的力量，唐朝的丁武也在接受采访时说，你的复出会对整个摇滚乐的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何勇：谢谢老丁和大家能这么觉得。说复出也好，滚回来也好，总之我是又跟这些老战友在一起，站回到这个舞台上了。决定回来是有多方面原因，除了做音乐这个基本的愿望之外，还因为我前几年折腾得很厉害，身心方面都有一些问题，而工作对我身心恢复很有好处。

　　在演出的时候我会唱老歌，也会唱新歌，也算是为我准备出的新专辑做一下宣传。

　　另外这次复出也有另外一个无可奈何的原因———我没钱了。其实我还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编辑，但我是何勇啊，谁都不敢跟我合作，不敢要我。所以我还是踏踏实实做我的音乐吧。

　　新京报：尽管你、张楚、窦唯三个人都在说，已经对“魔岩三杰”这个说法没什么感觉了。但在10年前，你们三个人的确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你对他们现在的状态了解多少，这次窦唯不能去贺兰山演出，你会不会觉得遗憾？

　　何勇：应该说我现在自身难保，还顾不上帮他们总结。但我觉得他们没问题———蚂蚁蚂蚁没问题，张楚张楚没问题（笑）。

　　窦唯，他正在做他愿意做的事情，这就够了。他不能来演出的确遗憾，做任何事都会有遗憾，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新京报：当年在魔岩三杰中，你的音乐应该是战斗力最强的，也很有攻击性。最近创作的作品还是老样子吗？有哪些改变？

　　何勇：音乐只能让大家听，让我说说不出来，变化肯定有。但是也有不变的，就是对音乐的态度。这次演出我会唱两首新歌，乐队的阵容中有两个新人，我父亲也会去，眼镜蛇乐队的肖楠会给我们担任手风琴演奏。

　　新京报：我这次跟很多人都讨论过了，就是中国摇滚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你这么多年置身事外，有没有特别的心得体会？

　　何勇：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市场问题，搞摇滚音乐不能靠知识产权吃饭，要靠体力吃饭，跟农民种庄稼似的，今年风调雨顺多收一点，明年不行了就颗粒无收。盗版对唱片业的伤害很大，还有一些遗留的问题。

　　新京报：刚才你说的是整个唱片市场的问题，摇滚乐自身呢？

　　何勇：我觉得还是市场问题，没那么多人喜欢，没那么多人买，媒体也觉得新闻点不够大，最后还是传播不出去。

　　我觉得做摇滚的人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狼、有的是羊，有的是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喜欢，玩玩就行。有的人希望靠这个出名，我要靠这个吃饭，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罗琦：50岁仍然会听摇滚

　　新京报：你正式为人所知是在1994年，到现在也已经10年了。你对1994年之前的中国摇滚乐有什么感受？

　　罗琦：说实话，我对那之前的中国摇滚乐不是非常了解。我是17岁到的北京，那时大概是1991年，之前仅仅知道崔健。我也是到北京之后才渐渐地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摇滚乐。

　　新京报：你经历很多风波之后去了德国，在那边也在做音乐。你觉得德国的摇滚乐和你出国前国内摇滚乐相比差异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罗琦：差距当然是多方面的，当时国内的摇滚乐其实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但可能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相比之下国内的音乐可能显得不够放得开，还不能做到国外那种随心所欲。

　　新京报：这种差距是不是也和我们缺少经常性的大型现场演出有关系？

　　罗琦：对，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锻炼的机会。

　　从我步入这个圈子到今天，有几场大的摇滚乐演出你也清楚，真的没有多少，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在酒吧里面演出。在欧洲，如果你想去看摇滚乐演出，那简直太方便了，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可以看。

　　新京报：你在德国的时候有没有参与过这种现场演出？

　　罗琦：在我认识我的制作人之后———他本身也是一个老摇滚乐手———每当他有专场演出的时候，我就会作为他的特邀嘉宾上台演出。

　　新京报：你觉得摇滚乐仅仅是一种青年文化吗？

　　罗琦：我不这么想，我可以保证，我到了50岁仍然会听摇滚乐，我不会改变对摇滚乐的热爱。

　　新京报：你听过你走之后的中国摇滚乐吗？对他们感觉如何？

　　罗琦：他们的东西和我们那个时候比真的要现代多了。我们那时的编曲是90年代的感觉，他们真的给人感觉是新世纪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实的东西，都是飘着的，而且在配器方面有一种把各种音乐风格堆砌在一起的倾向，给人感觉太杂了。所有时髦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可是往往迷失了自己。他们更缺少能打动人的东西。

　　新京报：现在摇滚乐声势不如你们那个时候，你觉得问题更多地出在谁身上？

　　罗琦：应该是乐队的问题。这个社会和以往相比越来越商业，越来越多物质层面的干扰，所以人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东西。现在的人越来越精了，如果你仅仅是抱着商业的目的去做音乐的话，出来的东西肯定抓不住人，必须用心去做。而且现在的摇滚乐越来越走极端，要不就是特别时髦，准备卖给校园里的学生们，歌词都是你爱我、我爱你的，要不就是极端的抱怨，对什么东西都不满。如果你不能让社会接受你，那抱怨你自己吧。

　　曾经中坚

　　他们是中国摇滚最风光年月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孤独，有的纯真，有的不介意曲线救国。现在，张楚依然不懂市场，高旗更加宽容。岁月带给他们的改变是他们不再对抗什么了。

　　我对市场没有什么想法。

　　———张楚

　　不要指望很快就有大的作为，期待摇滚乐整体的大幅度提升是不现实的。

　　———高旗

　　别把时间都花在说环境不好上。

　　———常宽

　　张楚：生活一点没有改善

　　新京报：近几年没有新作出来，是在创作状态上出现了问题了吗？

　　张楚：是，我不知道喜欢我音乐的人现在是怎样一个状况。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自闭，我也不知道应该走一种什么方向，就停下来了。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原因让你停滞？

　　张楚：是制作的原因吧，我和乐手的表达方式有限。因为做乐队，会太依赖乐队。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把前期做得更好一些，比如编曲。

　　新京报：这次在宁夏音乐节演出是否意味着“复出”？

　　张楚：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我真实的状态，再也不会是以前的那个毛头小子了。我的演出应该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希望大家能够检阅我的音乐。我不是希望能多“红火”，只是希望能像以前那样，写出来的音乐能让人很单纯地就接受了。我对市场没有什么想法，只希望听者能在与我相互了解的状态下接受音乐。

　　新京报：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

　　张楚：7月底就要回北京排练，为参加8月6号贺兰山这次音乐节做准备。

　　新京报：对你现在的音乐，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楚：应该是让热情延续。

　　新京报：你原来的歌词中有许多很单纯的东西。现在那种纯真还在吗？

　　张楚：应该还在。我不会刻意地去改变以前的那些想法。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地下”摇滚乐队的状态？

　　张楚：我不喜欢“地下”的状态，那种状态太压抑，那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就是因为把自己摆在一个太“地下”的位置。我从那种状态出来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心态对自己不好，做音乐就是做音乐，那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是非人性的。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要反抗、对立什么，许多人的生活是不需要对立面的。

　　有些乐队做得也挺好的，像“舌头”、“沙子”，作品中有挑战性，充满了对他们相信的真理的向往。可我自己要去做那样的音乐就做不到。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不用反叛也能解决问题？

　　张楚：对。比如我写《姐姐》反抗父权，反抗只是一种宣泄，宣泄之后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要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我和父亲的关系很好，也并不是靠音乐。摇滚乐主张反叛，国外大部分摇滚音乐人最后都会发现自己只完成了一种宣泄的过程而已。所以有人说拼命地追求光明，可追求到光明以后推开一看，还是黑暗！不如让你自己的心归为平和。

　　新京报：离开了反叛会不会影响你作品的力度？

　　张楚：我觉得不会，可能会更有力量吧，因为没有了那种狭隘的局限性，可能会让我的作品更清新。

　　新京报：你的生活改善了吗？现在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张楚：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善，无非是工作、挣钱。现在生活就靠演出和唱片版税，还做一些电视专题片的音乐，接这种活我也挺乐意的。

　　新京报：你新的专辑准备情况如何了？

　　张楚：已经准备要做了，编曲由我自己做。我对商业有些排斥，现在也不能给自己定下什么创作的量来。我不太知道自己做什么样的音乐能让大家喜欢。做了十几年的音乐，突然发现不受外界影响特别好，没有音乐好像更快乐！我在做一些电子音乐，我知道这些不是主流音乐，也不会具有市场化的流行潜质，但这是我现在最真实的音乐表演。激情过去了，现在我的音乐是平面化的扩张。

　　高旗：不要指望很快就有大的作为

　　摇滚还是流行？我觉得音乐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灵魂。我本身不排斥任何音乐形式。现在的中国摇滚乐，市场肯定有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个现实，只能一步一步地来，不要指望很快就有大的作为，期待摇滚乐整体的大幅度提升是不现实的，要一首歌一首歌地带动听众，再用个体带动整体，而这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常宽：摇滚演出要打破门户之见

　　这是中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健康运作的大型摇滚演出，从场地、演出规模，到乐队选择打破了原有的门户之见。这也让这次演出不再是功夫比赛，而是一个真正的音乐节。我的建议是，别把时间都花在说环境不好上。这次和我一起演出的乐手都是中国摇滚乐的老人了，我们看上去没那么年轻，但我们要用现场表现给人们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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