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都叫他沙宝……

　　还记得，第一张专辑的发布现场小、黑、乱，之后，公司的老板打过几个电话来，说是沙宝又获奖或是又如何如何了。第二张专辑因为一首歌搭上了一部电视剧而火得一塌糊涂。到第三张专辑，约沙宝采访就有点麻烦了，他外面的演出太多，档期之满让我更为当年的“势利”羞愧。前后不过两年。

　　把服装道具扔到法国大街上

　　一个同事是沙宝的小学同学，让我带好儿。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为他二年级上就去了杂技团。

　　去杂技团的原因是“猴儿”、不想念书。沙宝小时“劣迹斑斑”：在他爸爸厂里的红光幼儿园，第一天就打哭了四个小朋友。正好中国杂技团招生，沙宝的舅舅在那儿工作，家里就把这个独生子送去了。全班18个男孩，号称“十八棵青松”。

　　在杂技团十年，从狮子舞到最难的顶功，沙宝一直“业务不错”。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比较爱琢磨。别人做动作，做坏了就立马重新来，他会在旁边想个为什么。这样，别人做十个能成功三个，他可以五个成功四个。

　　也挨批。有次老师罚他“耗顶”，也就是倒立、拿大顶。开始可能也没想罚太久，不过后来就较上了劲。最后，沙宝亮觉得全身的血都“耗”到了头上，身体已经僵了，两个同学帮他下来的。共“耗时”1小时45分钟。沙宝说，那次之后，自己就没再受过罚。

　　除了练功，每周上三堂课，一堂数学一堂语文一堂政治或者历史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课。

　　离开杂技团是早晚的事。虽然是铁饭碗，看病吃药都拿“三联单”，还能给家里人拿药；虽然经常出国演出——一走就是四个月，每天有40美金的补助，那可是在1980年代。但沙宝还是受不了。

　　受不了什么呢？沙宝说是“习气”。习气包括江湖气，包括论资排辈，甚至包括“师哥”、“师父”这样的称谓。沙宝说，他可以叫“老师”、“教练”，就是不能叫“师父”。

　　沙宝对那种论资排辈的“不公平”很不喜欢，“能早一天离开就早一天”。终于，一次在法国演出结束后，沙宝把他的服装和道具都扔到大街上。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四次葬礼和一次婚礼

　　沙宝说，杂技团这十年也给了自己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在很小的时候自立，自己面对问题。离开杂技团，他妈妈和奶奶都说他变了。沙宝自己说，“猴儿过了，该不猴儿了。”沙宝当时也不知道，歌坛真正向他开放需要又一个十年。中间也有签约唱片公司的机会。

　　第一次，1997年的时候，专辑已经录好了，还是和萤火虫乐队的几个乐手一起做的，投资人却突然兴趣转移，煮熟的鸭子不要了。

　　第二次，台湾的涂惠源，就是给张惠妹写《听海》的那个涂惠源，让沙宝等他。最后的消息却是股东撤资了。

　　第三次，沙宝驻唱的那家夜总会的老板要给他做一张专辑。沙宝说：“任何小事在我看来都是机会。”沙宝觉得事不过三。于是，他找了几块劣质床垫，把他狭小的宿舍改装成一间录音室。整整一年，鼓捣了二十多首作品。当他兴冲冲地找到老板，老板只是淡淡地说：“现在没什么心情。”那天，沙宝开着车到北海后门大哭了一场：为什么总有东西挡着我？我还有劲吗？沙宝说，那天他都不自信了。

　　最后的决定却是这么做出的：因为不会干别的，只能扛下去了。

　　2002年的一天，填词人吴向飞给了沙宝一首改编自韩国的单曲，沙宝听说有个新录音棚不错，就去了。在棚里录音的时候，他试唱之后便把所有“闲杂人等”都“请”了出去。其中就有这个录音棚的投资人，也是沙宝现在的老板。录完音，沙宝说，这是我的习惯。老板说，没事。当时，老板听到他的声音很惊讶，但沙宝提出合作出专辑的时候却又犹豫了。想了几天，找到沙宝——干吧。

　　从签约到发片，只有半年多时间。

　　专辑做出来，却因为公司完全没有经验而失败。没有企划，没有宣传，没有起码的关系网，与媒体联系都要老板亲自打电话。听起来有点可笑，也有点悲壮。花了六万块钱拍的两首MV，根本没有播出。唱片发了，沙宝的生活依旧。在四次失败之后，沙宝终于等来了他的春天。

　　机会“飘”然而至。电视剧《非常公民》的主题歌“飘”原先想找齐秦唱，作曲三宝却执意用沙宝。而原因只是在车里听过电台播放的沙宝第一张专辑的歌。

　　千里马盼来了伯乐，沙宝有点想炫耀自己的实力，三宝制止了他：“不用喊。”而是让沙宝展现自己温柔的那一面。这次愉快的“宝宝”合作之后不久，沙宝就等来了第二次：《暗香》。

　　　沙宝说，《暗香》开始一直在电视里随预告片花放，因为都是陈坤的镜头，也因为沙宝的声音比“飘”还要温柔，许多朋友都跟他说：“陈坤唱得真好。”沙宝听了也很高兴。到了电视剧正式播出，以及之后的一次次重播，《暗香》和沙宝的名字终于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