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特写：2004年种种事件的种种道理(图)

　　2004年，似乎是李宗盛比较多事的一年。

　　除了在娱乐新闻里相当著名的离婚风波，大众熟知的还有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京的消息、他和内地唱片市场上意外走红的刀郎合作的消息、他于岁末年初即将和周华健在工体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在这之外，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亲自打造的吉他品牌“李吉他”在北京生产并打算开首家旗舰店的消息；还有，他于今年写成了自己从业以来第一本评论华语流行音乐的乐评集《2002———2004音乐报告》，孰料书未出版，第一篇有关著名女歌手王菲的乐评提前在报上刊出，立刻在港台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于是有言传出，李宗盛移居内地，打算得罪港台音乐界所有的人。

　　这么多的事情，全部聚焦到一个人的身上，实在是太过热闹，偏偏他身处的又是无一天不爱热闹的娱乐圈。

　　但热闹终归是给别人看的，李宗盛自己并不那么喜欢让别人看，也不热衷于接触媒体，真到了媒体面前，他也始终能一丝不乱能言善辩。是的，李宗盛善辩，这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对自己的任何事情，哪怕是爱情，哪怕面对相爱的女人，他都善辩。凡事，他都有一番自己的道理，凡事，他也要和别人讲出一番道理。

　　于是，当某天的黄昏，记者坐在李宗盛在北京的工作室的阳光房里，面对着桌上的蜡烛聊起2004年有关他的种种故事时，李宗盛第一次全面地讲起了自己的种种道理，无论是为什么移居内地、为什么写书，还是他热爱的“李吉他”或是对爱情的态度。他说，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

　　■做“李吉他”的道理：想打造出能在华人圈叫响的吉他品牌

　　知道李宗盛主业有所转移、专心开厂制作吉他，大约是在去年年底的事，那时候就听说他把在上海的家移居北京，把在苏州开的吉他厂也搬到了北京的大山子。一个华语流行乐坛上巨匠级的音乐制作人，一个写了无数让众多歌手走红的流行金曲的词曲大家，近两年作品锐减，潜心做起了吉他，这是这个行业里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这样的变化终归算是个新闻。但有关此事的好奇，我整整揣了一年，才有机会听到了李宗盛自己的解答。

　　一进李宗盛的工作室（这里在他离婚风波最热的阶段，曾被一些媒体揣测为他和林忆莲的家），便听说了李宗盛正急着找地方为“李吉他”开旗舰店的消息，楼上希望可以展示他经手制作的吉他，楼下拟作咖啡店，朋友来了可以坐坐。他的工作室有一位员工，家里在台湾就是开咖啡店的，记者来临时，这位员工刚刚烤好了蛋糕，还为我们泡了可口的咖啡，眼见着将来的吉他旗舰店可以让他人尽其才。

　　一见面李宗盛便说起他开旗舰店还没找到地方、特别着急的话，于是谈起他的“李吉他”，便成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说：“我是2001年到内地的，我不是来充电，而是来放电。因为之前在台湾工作的量太大，到了内地之后是对自己的一个整理，重新安排自己的过程。那时候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做吉他是我的重大梦想。”

　　抱着一把吉他唱歌，是舞台上的李宗盛留给人们最多的印象，的确吉他在他的音乐生命里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说，自己因为爱琴，所以懂琴，进而会想为什么一说好吉他都是国外的，为什么就没有好吉他是华人做的？为什么没有国人认同的华人吉他品牌？于是弹吉他的李宗盛决定自己动手做吉他。他称，作为一个音乐人，自己幸运地完成了应做的工作，于是可以“转一个小弯”。“李吉他”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在苏州租了房子，名为厂，实际是个小作坊。请了一个设计师，按照李宗盛的吉他演奏技巧、习惯等等设计，专门制作弹拨类的吉他，设计完成之后，李宗盛再自己亲手做一部分。每把琴都带着李宗盛式的个性，每把琴里都有“李大师”的亲笔签名。随着李宗盛迁居北京，“李吉他”也从苏州移师北京。

　　“李吉他”的顾客大多是音乐界的艺人或乐手，他会根据顾客的要求和特点进行特殊的定做。“李吉他”的价格不菲，每把大约在4000到6000美金之间。由于完全是手工制作，李宗盛称自己的吉他有“宝剑赠英雄”之意，他不把它当作生意，目前也还没有能力和准备将它经营成为大众品牌。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吉他”的产量为30多把琴。

　　但是，做出为国人认可并为之骄傲的大众吉他品牌始终是李宗盛的理想，他希望用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虔诚地做这件事情，那是他的梦想，他不考虑赚不赚钱的问题。他说，他知道内地有很多做琴的行家好手，他希望得到大家的鞭策和鼓励，也希望能和他们合作，希望有一天终于拿出一把琴来大家都说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打造出华人自己的品牌来。

　　他还感慨，国内的低档琴实在太差。因为自己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大女儿也开始学吉他，老师给的琴很差。李宗盛说：“老师当然不可能知道她的父亲是李宗盛。”但是，看到女儿的琴，总让他想，怎么让孩子就用这么差的吉他学琴呢？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希望可以做出又便宜又好的琴，然后送给小朋友。

　　■很久没写歌的道理：那个梦想我已经完成了

　　李宗盛把做出好吉他当作自己的信仰，那是他一个正在实现中的梦想。他说有人因此而问他：“小李，你最近为什么不写歌了呢？”我说这也是我想问他的。

　　他说：“我很幸运，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写的歌比较受欢迎呢？那个梦想我已经完成了。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追求的事情，现在再写一个歌，去给一个歌星咸鱼翻身也好，扬名立万也好，让哪个唱片公司赚得满盆满钵也好，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不好，可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做过了，而且已经有别人在做了。”

　　但是，他还是会写歌，但他现在写的歌不再考虑如何让他人走红，而是更多考虑自我完成，所以他自己的新专辑录音录了很久都没有拿出来发行。他说：“它是我和这么多年关注我的人的一个沟通，而不是一个固定要出专辑的歌手，每年要有新歌打榜，维持到一个什么走红的程度，

　　表明我还在这个行业活动。对我来讲不是这样，我觉得我40岁以后，音乐反而是一种自我完成，前面那段时间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尽责的唱片从业人员，我写的歌不是每个我都喜欢，可是我在那个身份、那个位置，就得完成那个位置赋予我的任务，既然你是写歌的，你就得不断写出红的歌，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制作人，你就应该让歌手红。”

　　我追问他有哪些特别特别走红的歌其实是他自己不喜欢的，他解释说：“也没有不喜欢，它就是一个工作，它有大量的技巧和观察，可能它最后也是一首很好的歌，可是它不是我内心最期望、最喜欢的那一种。比如这样说好了，你看我写给我自己唱的歌，比如说《远行》，比如说《希望》，写给我自己唱的歌的时候都是满自我的，可是当我帮别人写歌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非常地想怎么会让别人走红，我的歌就可以分成这样两块。接下来我要写的歌就是自我完成。”

　　但在我看来，他这样的自我完成，似乎比给别人写歌要审慎得多，新专辑录了很久，却迟迟没有拿出来与大家见面，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论是做吉他还是做音乐，他都希望能够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有一次在听完他的新专辑之后，“五月天”的阿信在吃饭的时候问了他一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大哥，你是不是做什么都要做第一名？”他说：“可能是吧。我是完美主义者，什么事情做之前都已经想清楚了，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

　　据说，连他桌上摆放的东西，每一样都要摆放得很整齐，物在其位。他笑着说：“这是性格。”

　　■移居北京的道理：中国流行音乐制定新标准的阶段，希望自己不要缺席

　　李宗盛迁居内地，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在今年，似乎他的身影才在流行音乐界活跃起来，有关他到内地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听到来自他本人开宗明义的说法。当我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他说：“我来内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中国流行音乐正在经历一个制定新标准的阶段，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不管他愿不愿意、有没有这个实力，从客观大环境来讲，都要制定一个审美的标准。以前都是觉得港台什么东西好，大家都跟去学，也就是都是别人定的标准，然后大家来跟随。而我觉得现在从整个氛围来讲，不管是自信心的增强，还是市场的拓展，在各行各业你非得要有自己想法的时候，内地流行音乐正在经历一个制定自己标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我不要缺席。”

　　至于为什么离开台湾，他说：“我觉得不是客观环境的问题，是我人生经历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从业人员，这个角色我已经做完了，而且做得挺好。我想要去追求我想追求的，我想要换一个地方生活。”此外他认为，在内地制定新的标准的时候，他非常愿意投入，提供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强调：“可能有人又会这么解读，说小李又开始做这个行业，其实不是，我投入的成分和方法是很要紧的，我来北京没有广招媒体，不是很高调地表示我已经进军北京，我来北京是来过日子，不是来讨生活，这是有很大差别的。我认为这个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可以贡献上我的一些力量，如果我不参与，或者说跟我具有相同背景的人不参与，那么内地流行音乐制定标准的过程就可能是由韩国人、日本人来定，或者是西方人来定，这也是我最不愿见到的。”

　　然而，今年太合麦田公司在唱片界的高调成立，也高调宣传了李宗盛和他们的合作，李宗盛与房祖明和刀郎的合作也在此背景下展开，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在太合麦田公司开始了自己在内地的事业新发展。李宗盛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跟太麦的合作，是因为我和他们的老总宋柯还满聊得来的。可是我既不是太麦的股东，也不是太麦的职员，我们是有项目的合作。当然李宗盛在内地的动静，不可避免外界会做以上你说的那种解读。内地也挺复杂的，我跟太麦合作，别人可能不乐意了，我演唱会给了你了，那他不开心了。内地市场这么大，咱们在这儿不合作，咱们在那儿可以合作，你不要为难我。”

　　李宗盛自己的“敬业工作室”也搬到了北京，他说刚刚稳定下来，希望到明年，可以签一些艺人，可以和内地同行有一些合作。他说：“我不知道内地的朋友怎么看李宗盛，我在想我是不是太低调了？比如说制作，我有很好的制作班底，那我随时都欢迎想跟我合作的人来找我。当然我没去做广告了！我对内地的音乐、想法、内地的工作环境都会有所学习，我希望工作室在2005年会有更多的案子。”

　　■与刀郎合作的道理：李宗盛不太理会别人怎么说

　　然而说起和内地音乐人的合作，李宗盛在今年与刀郎的合作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刀郎今年在唱片市场上的意外走红，本身就是业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李宗盛与他的合作，更是引来不少非议，一些人要不觉得李宗盛的音乐与刀郎的粗糙简单很不匹配，要不干脆批评李宗盛到内地搭刀郎走红的顺风车太过功利。

　　对种种说法，李宗盛的回答很干脆：“李宗盛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不太理会别人怎么说，不太理会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讲刀郎就是我的一个案子。”至于为什么会对刀郎有兴趣，他说：“他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不觉得吗？他的音乐就是五声音阶，全中国起码有20万人在写五声音阶，为什么他就火了呢？为什么？身为一个音乐从业人员，我对这个现象有兴趣，李宗盛写五声音阶不见得写得过刀郎！音乐没有先来后到，为什么不能一起公平地来看呢？我理解内地有人对他音乐的反应和批评，但批评一下容易，应该研究一下这个现象。关于刀郎下一张是不是走红、他是不是消失得比走红还快，这不关我的事！如果在意这些我干吗还去做呢？”

　　　李宗盛觉得自己还满同情刀郎的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音乐有多牛，他承认自己音乐很粗糙，而且从来不为自己辩解。李宗盛觉得：“如果刀郎唱片只卖了5万张、10万张，你还会骂他吗？”而他认为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刀郎，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只有某种音乐形态满足所有的人，一个大学教授的心灵和一个民工的心灵是同样珍贵的，一样需要被满足。就算刀郎的音乐都是民工在听，都是出租师傅在听，那他们的心灵就比一个大学教授不值钱吗？更卑贱吗？为什么你要批评他们所喜欢的歌呢？更何况一个人也不可能只满足于一种形态，也不能就规定这组人就听这样的东西，那组人就听那样的东西。

　　■写书的道理：这是一个深深被误解的行业

　　今年的李宗盛在行业内还有一件相当有争议的事情，做了多年制作人的他终于提笔写起了乐评，将港台流行音乐界的著名歌手逐番点评，并分析行业内存在的弊病和问题。书还没出版，就因为在台湾金曲奖颁奖前夕，一篇有关王菲的评论提前见报，而引起连锁反应和轩然大波。显然，李宗盛的批评行为引起了行业内相当大的不理解。

　　记者因此问他，是否近两年港台的音乐环境让他感到相当的不喜欢，因此才会觉得有义务写书来进行评论？李宗盛说起写书的初衷：“出发点是这样的：第一，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被深深误解的行业，有这么多人在讲我，有这么多人在讲我们这个行业，有没有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自己出来讲这个行业呢？很多人讲唱片制作，你懂唱片制作吗？这是我的使命跟责任，这个行业给我太多了，给我吃，给我住，让我扬名立万，我应该怎么回馈呢？我再帮哪个歌星写一首万人迷的歌吗？我相反选了一种最艰难的方式，我希望从一个音乐、制作的观点去分析，就比如王菲这一篇，很多人都看了，我有践踏王菲吗？可是这个行业大家都不习惯，媒体一报道会怎么写呢？李宗盛痛批王菲！我其实写那篇文章，每一句话都是自己负责的。”他多少感到有一点委屈：“我在这个行业是一个正直的人，非要说我痛批谁！娱记也不尊重这个行业，可你把这个行业搞臭了对谁又有好处呢？”

　　然而如今的环境，似乎没有人在乎一个人的诚恳用心和他要写的文章的实际内容，在媒体一来一往的报道中，李宗盛尚未出版的乐评文集已被扭曲为别有用心的痛骂，甚至还未看到文章，有人就摆出了被伤害的姿态。

　　这样的反响非常让李宗盛失望，他说：“我是觉得我有幸混到这个位置，这个行业里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我不做谁做！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自己先看不起自己！就说你要有信心嘛！就像有小报记者整天写我，我就说，我李宗盛有今天不是你写出来的，是我写出来的！我的歌硬邦邦一首是一首，不是我靠拉你一点关系你帮李宗盛写文章吹捧一下歌就红了！你任何一个艺人也不会因为我任何一篇文章你就下去了！没有那个力量嘛！我跟你有仇啊？”

　　这本乐评集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推迟了出版，但李宗盛说决不会不出。书中他以一个资深行业人员，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从制作、音乐等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评论，提出建议和找出问题。其间囊括了众多当红的港台艺人，没有评的，是他实在看不上眼的。他一度也想评一评内地的歌手，但是：“我办公室放了一大摞内地2003年的唱片，我实在听不下去，想找10张都没有。”他也并不打算将此书先在内地出版。他说，这样相反会落人口实，说他不敢在台湾出版。

　　■爱情没什么道理

　　李宗盛自认是一个很低调、很居家的男人，他认为家庭对他来讲意义是非常大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尽责的丈夫，尽责的父亲，但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但是他又太求完美，希望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好的行业人士，但他觉得可能最后自己都做不好。

　　今年李宗盛经历了自己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他和著名女歌手林忆莲最终的劳燕分飞令人唏嘘不已，在谈到做一个丈夫是否很失败的时候，他说：“一对夫妻或是一对恋人分开了，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它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从感性和理性两个角度来讲，我在生活里是相当理性的，而且我非常善辩，如果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大概接触不到感性那一面，我检讨我的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要有理由，都要有为什么，比如说你是我的恋人，我对不起你，你提出来以后，我通常会给你解释我的观点，一二三四，来支持我的所作所为，但是通常你可能不会这样去看这个事。对我来讲，爱情一无是处，爱情太脆弱，太虚，我通常不会拿这样的感觉来抵挡生活里面的压力跟人生里面所有的挫折和困境。”

　　说起爱情，李宗盛的感慨颇多，但他仍然只会在理论层面进行讨论，他这样打着比方：“如果我们俩谈恋爱，那个属于情爱的、感性的、不可解释的情绪部分，就先放在一边吧，困难不会因为我们俩相爱这件事情就变得不困难，如果你企图拿我们相爱这个事实和状态让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话，这对解决困难没有帮助，只会伤害到我们俩的爱情。这是我对爱情的理解。所以我认为爱情用处不大。我很理性，我会跟你分析，就是因为我们相爱，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搅进来谈。爱情因为太美，太好，太不可琢磨，太不可分析，太不堪一击，你妄想拿爱情来面对生命中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困境，有些问题不是我给你的，是环境加诸我们身上的，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相爱而有所改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宗盛认为应该先把爱放在一边，把问题解决了，再谈爱情。他举例：“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了，女方就会问老公你爱我，我老妈为什么就不能来呢？那我就会说一二三四五，你妈就不能搬来住，这跟我爱不爱你有什么关系。这仅仅是举例，因为爱情太美好，我舍不得把它扯进来说。就因为我很爱你，这件事情无法与爱相提并论，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拿我们的爱来衡量，我们的爱就会不堪一击。”他又打了另外一个比方，比如说老公到广州去工作能多拿几万块钱，那两个人应该从实际的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女方说因为我爱你，我愿意跟你去广州，但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女人容易记账，说当初我是因为爱你才跟你到了广州，李宗盛认为拿牺牲去换爱是没有用的。但是他说自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爱人听完了他理性的一二三四之后，说：“这些我都了解了，那你可不可以因为爱我做某件事情呢？”他说，他会去做。

　　他对爱情这样的解释，让人无法将他和那个写出了众多女人心事的李宗盛统一到一起，就因为那些把女人对爱情的感觉描写得入木三分的情歌，很多人都说李宗盛比女人还懂得女人。李宗盛丝毫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他说：“其实从我的纪录，你就可以知道我非常不了解女性，我写那些歌只是在分析而已，不是了解女性，如果我不理性，怎么可能抽丝剥茧呢？只是在背后理性的分析之后，在歌里感性地抒发给人家。我写歌不是靠灵感，灵感一无是处，就跟爱情一样没有用，要靠理性剖析人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你也可以说，我歌里写的都是我人生无法完成的、欠缺的爱情的美。”

　　于是记者问他，会不会觉得跟女人相处要辛苦一些，他“咳”地一笑之后，说：“我现在其实不太需要女人，如果现在有个女人跟我说，其实我很爱你，我会很害怕的。不是因为我离过婚这些原因，其实我现在很害怕跟记者谈什么感情婚姻问题，大家会拿来跟我的婚姻对应，比如说是我跟林忆莲呀，我跟谁呀，就是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的，我只是觉得现在我的人生不太需要男女的情爱。不是说李宗盛要把重心放到事业上了，这解释太土了！就是在我的人生中它不太要紧，实际上它就没有要紧过。我以为我很需要这个东西，后来我才发觉其实不是，并不是我鄙视这个东西，而是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感情这东西，哦，我知道我知道。反过头去想，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一段很美好的爱情会被我抽丝剥茧地分析的，如果你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你会觉得闷死了，因为你辩不过我嘛。”

　　　这就是李宗盛，一切都太理性，一切都看得太清楚，记者问他这样活着会不会太辛苦，他说：“辛苦，可是没办法。跟我在一起的人也会很辛苦，所以也就没必要再勉强别人跟我一起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