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红磡演唱会总策划张培仁向当年摇滚伙伴道歉

张培仁：本来我们有长期的准备，但因为张炬的事情以及后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尝试去做了，但是后继乏力。在这儿，我希望能借新京报跟当年所有合作伙伴致歉。

　　魔岩文化创办人 红磡演唱会总策划谈十年摇滚乐

　　选择香港是因为内地市场不成熟

　　新京报：当年是怎么想到要在香港做一场内地摇滚乐的演出的？

　　张培仁：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在内地做了3、4年的“中国火”，已经推出不少非常好的中国摇滚音乐，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股生猛的新文化力量。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局限，我们没有办法在内地做这样一个比较集中的表演，而且内地的消费市场也不够成熟。所以我们选择了香港，然后间接地也会对内地的市场有一些影响。

　　新京报：但是香港当年的大型摇滚乐演出也不是很多，有没有考虑到能否盈利？

　　张培仁：当然没有赚钱。其实虽然香港人的眼界比较开阔，但摇滚乐在大多数香港人的眼里也是“牛鬼蛇神”（笑），因此运作起来难度也比较大。还好当时香港滚石的总经理陆少康非常支持做这场演出。

　　观众大多是站着看完的，包括黄秋生

　　新京报：整个运作似乎还算比较顺利。

　　张培仁：还好吧。当时我们是37个人一起从北京飞到香港。整个演出的团队是272个人，包括内地、台湾、香港各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完成了两岸三地年轻人一个共同的梦想。

　　其实到了香港我们还是有两个不安。一个是担心香港乐迷的反应，他们能不能接受这种音乐。另一个担心来自何勇的“四大天王小丑论”。当时我们的演出海报、地铁广告统统被撕掉或者打破，所以我们很担心到时候演出会出什么问题。

　　但当演出开始了之后，我们的担心就统统化解了。在场的所有香港歌迷都统统被震撼了。以前他们看流行音乐演出都是坐着看。但是这场演出让大部分观众都站了起来，而且很多人都兴奋得大喊大叫。其中有个人边撕自己的衣服边大声叫喊，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黄秋生。

　　新京报：后来香港媒体对这场演出的反应如何？

　　张培仁：第二天演出结束了，所有的报纸都大篇幅地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题目大概是《中国摇滚震撼香江》。还有文章说，香港乐队在他们面前，就如同“跳梁小丑”。香港这么繁华，有自己的文化，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浮呢？当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多少自信，但带来的是巨大无比的文化的力量，是“上国文化”进入小地方引发的剧烈震荡。

　　对魔岩做出的成绩，我们非常自豪

　　新京报：在那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演出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人说你们当年的作为有些“揠苗助长”。你怎么看“魔岩文化”在中国摇滚乐历史中的作用？

　　张培仁：我，贾敏恕，陆少康，当时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做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压力。能做成，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觉得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是有商业性的一面。但我们要先有文艺复兴才能有与此相关的商业机制。先有创作力的爆发，才有商业的跟进。

　　如果只以商业结果论，那我们永远都有在台前能赚钱的明星。但当我们从整个文化层面来看，如果想要有长久的影响力，那就需要有人跳开只想赚钱的层面，去做文化上的播种，这样才有日后的野火燎原。

　　对当年的伙伴，我感到遗憾和歉疚

　　新京报：当年名噪一时的“魔岩三杰”现在都和当年大众心目中的摇滚明星的形象相差很远。有评论说，魔岩把他们捧到了天上，然后突然松了手。

　　张培仁：对于当年的伙伴，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跟歉疚。首先，张炬的过世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他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朋友，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我和贾敏恕来到内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低调小心刻苦谨慎。希望能借由我们的力量，对华人文化做一些改变。本来我们有长期的准备，但因为张炬的事情以及后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尝试去做了，但是后继乏力。在这儿，我希望能借新京报跟所有人致歉。

　　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台湾滚石的运营也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应公司的要求回到了台湾。本来计划在台湾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内地。但阴错阳差地就一直没有回来。回到台湾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内做事情。而且我的文化理想和当时的状况也有些差异，我父亲的生病及过世，也让我整整一年都没有工作。

　　新京报：你现在在做些什么？

　　张培仁：目前我新的计划已经到了一个突破的关口。或许明年，在谨慎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会帮一些有自己梦想的伙伴做一些事情。此外我还在帮罗大佑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现在多说无益，过一段时间有了成果再说吧。

　　贾敏恕：对“三杰”缺少整体策略

　　魔岩唱片创办人之一 红磡演唱会组织者之一谈“魔岩三杰”

　　新京报：当年的魔岩离开内地后，魔岩三杰的辉煌就成了大众和媒体的群体回忆。

　　贾敏恕：我1989年就来到了内地，看到这边其实有很多好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在内地被广泛地认同。

　　我知道他们的作品其实有很好的思想跟内涵。但好的作品需要时间。当时我们的摇滚乐和商业资源都非常有限。而因为资讯的相对不畅通导致沟通和教学相长都出现了问题。再加上比较少的演出，结果这个良性循环一直没有打开。

　　而且当时那场演出之后，我们对三个人并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包括艺人经济管理、唱片发行、版权回收、宣传等等。我想把渠道完善更重要。

　　另外，音乐人能找到好的经纪人也很重要，之间要建立一个互信。从公司来讲，如果财务无法平衡，就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后来魔岩离开了内地。

　　新京报：后来的魔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贾敏恕：从制作人的角度来说，内地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很容易出好的音乐。但到了后期滚石公司内部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回到了台湾。本来打算是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内地。1998年—1999年的时候，又赶上全球唱片业不景气。到了2001年，魔岩这个厂牌也消失了。

　　新京报：你对现在的华语流行音乐环境怎么看？

　　贾敏恕：创作人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周杰伦总会有的，现在的问题是艺人面对的是世世代代不同的年轻人。到目前我似乎只看见麦当娜能摆平这个问题。流行音乐和摇滚乐一样，沟通和挑战都是永远的问题。作为幕后工作者，我期待大环境能够变好。

　　而至于内地的摇滚乐是否能够再度繁荣，我想除了盗版和网络下载之外，还取决于是否真的有很多人接受这种音乐。而我们做事情的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作品至少维持在一个水准上。

　　采写：本报记者贾维

何勇在纪念演出现场宣读了张培仁的来信

　　■张培仁的信

　　十年间，我们彻夜难眠

　　12月17日，在北京九霄俱乐部举办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前夕，张培仁给相关组织者发来一封信……

　　谢谢你们的来电，接到电话之后，如同我过去的这十年间一样，只要想到我们以前的一些事，就彻夜难眠。

　　我和贾敏恕，确实有一个巨大的梦想，在当年那个仍然封闭保守的环境里，我们选择了低调的工作方式，希望自己勤谨地耕耘，能够看到鲜花盛开，野火燎原。我们相信，要先有文艺的复兴，才能有产业的繁荣。

　　我们确实有长期的计划，以及辉煌的理想，但是我们的母公司当时的财力不允许，我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奉命调回台湾，经营台湾的唱片事业。这中间许多难言的痛苦，深切的挣扎与反省，都在这十年间，让我们彻夜难眠。

　　十年前红磡的那个晚上，我们确实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是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首次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也是第一次，让文化带来的震动，超过了娱乐的感官刺激。无论后来的发展如何，我都认为当时在舞台上的乐手，站在一个历史的起点上。我仍然对他们的倾力演出，以及当时两岸三地的年轻中国人共同完成的专业表现，充满敬意。

　　这十年间，我和我的同事各自经历许多的考验，我们都在过程中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对所有的老友，充满怀念，但是无以为报，甚至不敢相见，惟恐泪水夺眶而出。在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只想说，红磡的演出，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但是现在，却绝对不是历史的终点。

　　有许多事，可能要再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才能证明，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终点。

　　张培仁2004/12/17

　　■结语

　　纪念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十周年的系列对话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这一番费力的寻找———追寻当年演唱会的相关人员，捕捉人们的只言片语———其目的绝不仅在于炒一盘关于10年的“概念冷饭”。对于媒体来说，事实本身的价值可能会大过其衍生出的“意义”，媒体所能做到的最好，便是做一个冷静的、透视度良好的窗口，读者可以通过这个窗口阅读摇滚音乐人的回忆，并进行不同的个体解读。

　　张培仁在接受采访时说：要先有文艺的复兴，再有产业的繁荣。但遗憾的是这个完美的时间序列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实现。十年前我们有充分的激情和“复兴”的状态，但产业方面却一片凋零；十年后我们积攒了一定的商业经验，当年那种纯洁的音乐理想却早就断了链子……

　　也或许并没有断链子。音乐如今不只是单纯热血的理想，而是渐渐融入并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唱片工业在经历了整合的低潮期之后，目前也走出低谷开始渐渐“复元”。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十年前的红磡演唱会，是“文艺”和“产业”电光火石般地“偶遇”，而两者间真正的结合和互相促进发展，也许还在不远的/遥远的未来。（松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