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北京将迎来摇滚乐坛又一代表人物郑钧的迎风绽放———一场等待十年的个人演唱会让无数歌迷期待；“温暖呐喊”演唱会的名字就像歌声中郑钧影影绰绰的模样，忧伤、华丽、颓废。

　　在郑钧个唱即将登场之前，记者在排练间隙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次采访更像一次聊天，这位音乐圈著名的“悲观主义者”说了很多，黑色童年、坎坷经历、小说处女作、自己开的酒吧和听起来有些疯狂的农场……那些音乐之外的事，似乎有助于人们在现场聆听《灰姑娘》、《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赤裸裸》时，重新理解这些气质独特的歌曲为何会出自郑钧之手。

　　这几年不停地签约解约耽误了发展

　　记者：很多人觉得你是摇滚歌手里非常顺利、幸运的一个，第一张唱片就红，从此衣食无忧，还成了在内地摇滚圈很有地位的代表人物……

　　郑钧：那是太不了解我了。第一张专辑前我挣扎了好几年，大学毕业回到西安后，有两年是完全在社会上混，没有机会成为歌手。我在歌厅唱过歌，因为是摇滚，被老板轰出去了。到北京第一年，口袋里只有800块钱，在大街上睡过觉，在同学家住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四处游荡。第一张专辑出了以后，合约就到期了，一共就给过我3万块钱，而且和我打官司，认为我应该出两张专辑。官司一审输了，判我给公司赔100万，二审的时候我赢了，公司找我庭外和解，说把版税还给我，到现在也没给我一分钱。

　　记者：这些年你一直是在不停地跟国际大公司签约、解约，寻找合作伙伴，对创作影响大吗？

　　郑钧：从事业发展说，肯定是耽误了。就是挣扎，和公司讨价还价，国际大公司总是希望对每一个细节都指手画脚，公司选5首，你自己选5首，弄到最后很不愉快，我对五大唱片公司都完全失去信心了；但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国际唱片公司是怎么运作的，也得到了海外大唱片公司的资源。

　　记者：现在稳定下来了吗？

　　郑钧：后来决定做自己的公司，我有一个搭档是大学同学，他负责经营，我负责创作，搭建团队也是费尽周折，现在我们工作的氛围非常好，大家很有朝气，效率很高，想法很接近，要说与公司相处方面，现在我是最愉快的。

　　童年的黑色经历造成悲观性格

　　记者：从《回到拉萨》看，你跟宗教的亲近是否与你悲观主义的人生观有联系？

　　郑钧：悲观主义从小就养成，我的童年生活比较黑色，青春期比较郁闷，导致不快乐和悲观情绪一直贯穿着，而信仰能让我解脱，要不然都自杀好几回了，每次痛苦的时候听听音乐就过去了。

　　记者：童年的黑色和青春期的郁闷是怎么回事？

　　郑钧：是命运，七岁半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天就塌下来了。童年在暴力之中长大，主要是我哥哥，长兄为父嘛，用暴力来教育我，一直到十八九岁。我母亲带两个孩子又很忙，顾不上关心和了解我，生活中的压力要自己去面对，孤独要自己吞咽。

　　记者：抑郁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钧：我八九岁的时候相当抑郁，觉得被抛弃，我妈妈天天忙着工作，没时间问我在想什么，有什么烦恼，我哥哥就是每天回来一顿暴打，不分青红皂白，所以觉得活着没劲。那时我第一次绝望到想要自杀，我在我们家五楼的楼檐上坐了一晚上，觉得真是受够了！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我妈老公刚死，儿子再跳楼，还是算了吧，再忍两年看看。

　　现在跟母亲哥哥关系特好

　　记者：没想过离家出走？

　　郑钧：走过，没用，因为太小，根本活不下去。我因为老是抑郁表情总很沉重，有一次吃饭我哥说你吊个脸给谁看呢，不爱吃滚蛋，我也特倔拉门就走了，当时冬天特冷，没地方可去，又没钱，几个小时后就回家了，在楼底下盼着家里人能出来找我，后来我妈出来了，但是是倒垃圾，都没意识到我离家出走了。

(责任编辑：刘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