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上海！谢谢你们到来。”4月8日晚，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的一句中文问候在上海上空回荡。享誉世界40年的摇滚乐队滚石的首场中国演唱会在此开唱。整整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演出，一片自始至终的热情疯狂欢呼，再度印证滚石的“国际主流地位”。

　　滚石挥汗如雨　　

　　在滚石以一首在美国被禁的歌曲《启动》开场之后，现场观众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大的热情。这支高龄乐队堪称世界摇滚“活化石”，依然身着简单的牛仔裤皮衣，配合音乐的疯狂扭动，骚动的人群开始掀起如同足球比赛般的人浪。

　　从演唱会的质量而言，所有的团员都挥汗如雨，丝毫没有因为初来中国而显得陌生，主唱的扭动和全场飞奔更加成为焦点。作为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运动量令人“惊诧”，可以说“滚石”很快进入了状态，很轻易就征服了大家。

　　现场外国歌迷居多

　　8日晚上出现在上海大舞台的占半数甚至以上都是外籍观众，几乎让人怀疑是否身处中国。据悉，此次贵达3000元一张的门票多被赞助商某外资银行包下，此外部分也多数落入预订的外籍人士手中。虽然现场的观众中外参半，但是明显在3000元价格位置上的多数是外籍观众。

　　崔健激动失声

　　招牌红星棒球帽，一把吉他——特邀嘉宾崔健的出场才表明这场演唱会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或许由于紧张，崔健的表现中规中矩，几次唱错字，有两次还没唱出声音。唱完后，他激动不已说：“今年是中国摇滚乐20周年，非常感谢滚石乐队，我已经跟他们约定了，不远的将来他们还会再回来。我们再在北京搞一场rock　and　roll　show！”郑钧(blog)也来观看了演出。

　　特写：“让我们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滚动的石头与滚动的蛋在上海相遇

　　4月8日，摇滚乐的奠基者之一、当今头号殿堂乐队“滚石”历史性访华，与自称“滚石超粉”的崔健时隔三年再次同台演出。本报特派记者张晓舟见证了他们从约定合作到选曲的一连串珍贵时刻。

　　——编者

　　先见证，再评论。

　　“Let’s　do　some　living　after　we　die”——这是滚石乐队《野马》的歌词，崔健把这一句译作：“让我们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天哪，这不就是那首姜文自称最喜爱的崔健野曲《从头再来》吗？《从头再来》是：“我想死去之后从头再来。”2006年4月8日在上海，崔健在上海大舞台登台与滚石一起演《野马》，和米克·贾格尔一起唱：“Let’s　do　some　living　after　we　die”。可惜，因为贾格尔不同意，崔健没能用中文唱出——“让我们死去之后从头再来”。崔健曾经以一首《滚动的蛋》来向滚石乐队致敬，并指出“如果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那么中国摇滚就是滚动的蛋，它脆弱，然而柔韧”。

　　野马过处，寸草不生，春风一过，野草疯长。再过几个月，当始于去年8月的滚石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巡演结束，滚石年纪最大的成员鼓手查理·威茨因患喉癌将解甲归田。

　　滚石去年推出新专辑《A　Bigger　Bang》，中文译作“石破天惊”，但我更喜欢另一个直白的译法——“宇宙大爆炸”，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我们忙于拾捡陨石，以呈历史。

　　这是从1960年代的西方天降于21世纪初的中国的陨石。

　　然而，这是中国吗？在上海大舞台北大厅外排队时，我收到孙孟晋从里头发出来的短信：“百分之九十五是老外啊，妈的，滚石是来给他的同胞演的”。一进场，滚石正待上台，全场果然是洋人的海洋。这是在上海吗？还是香港，甚至伦敦、纽约、巴黎？说95%是老外有点夸张，但80%是至少的，另外有15%可能是洋人的中国亲友，剩下的5%又有一半是中国记者和乐手，也就是说，真正买票看滚石的中国普通乐迷恐怕只有寥寥两三百号——相当于一场国内地下摇滚酒吧演出的人数。此前我只估计到老外可能会比中国人多，没想到会如此悬殊，与香港的情形一模一样，2003年滚石在香港、去年R.E.M在香港，观众都十有八九是老外。

　　贾格尔对着台下的欧美人大喊中文“谢谢你们”、“大家一起来”，是否有点可笑？崔健在台上说“感谢滚石，今年是中国摇滚二十周年，我已经和他们相约在北京再搞一场，Rock　on　Beijing！”后来在外滩十八号，还有老外追问崔健：“你在台上究竟讲了什么？”或许面对上海大舞台洋人的海洋，崔健就该用英文说话？或许，崔健确实不应该用中文来唱《野马》(Wild　Horses)？尽管现场的中国人如此之少，但你无法否认这一个巨大的事实，滚石确实来中国了，那么他们来的意义又何在？

　　几天之前，崔健还准备自掏腰包买票来上海看滚石，并不知道自己会以嘉宾而不是粉丝的身份出现在上海大舞台。直到主办方找到他，并且迅速商定请崔健和滚石一起玩首滚石的歌。原本三年前滚石访华的暖场嘉宾就是崔健，但这一次换了主办方而滚石也自带了暖场乐队——一支在日本的美国乐队——来上海。巧合的是，原本4月8日上海有一个由孙孟晋策划的盛大的露天免费音乐节，崔健本将压轴出演，但在滚石确定献演上海之后，这个音乐节只好押后到9月份举办。直到4月7日记者招待会上，贾格尔才发布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崔健也会上台和他们一起玩。

　　4月6日晚，崔健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他很快挑定了一首《野马》，这是滚石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与滚石布鲁斯根源明显的硬摇滚风格不同，《野马》青葱美好，比较旋律化民谣化，歌词琅琅上口，配器相对简单，此前崔健只是喜欢这首歌，但从未真正翻玩过。

　　难的不是用箱琴弹这首歌，而是迅速唱熟这首他从未学过的歌，更难的是，崔健想用中文来唱！于是，崔健被活活逼成了一个翻译家。

　　4月7日傍晚，刚抵达上海的崔健仍然对唱英文还是唱中文举棋不定，我不假思索地说：“你还是唱英文吧”，但想了一会我又觉得完全应该唱中文。我很清楚这个人称“中国摇滚教父”、自称“滚石超级粉丝”、我称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杂种”的人的想法。现在，还不妨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野马”。

　　4月7日晚临近午夜在复兴西路的Jazzy　Club——那儿有一支拉丁乐队正在演出——崔健一见面就告诉我：“Mike　Jagger给我电话了。”三年前崔健准备与滚石一起演出之前，曾委托过主办方将自己的唱片送给滚石，但彼此从未有过直接联络。崔健说贾格尔(Jagger)的第一句话是：“Hello，you　are　the　man(嘿，你就是那个人吗)？”接着直问：“你想玩哪首歌？”崔健说《Wild　Horses》，并表达了想唱成中文的想法，但贾格尔并没有接受。崔健称尽管有点遗憾，但他还是对贾格尔说：“你是我的偶像。”

　　老贾为什么会谢绝小崔唱中文？小崔觉得是因为他有点英国人的老大心态。相比之下1992年访华的保罗·西蒙心胸要更为开阔，其时他已经走出欧美民谣、摇滚音乐传统，拥抱非洲等第三世界音乐文化，而滚石一直“死硬到底”，一条道走到红，完全没有过类似保罗·西蒙(Paul　Simon)那样的变化。

　　崔健回忆1992年保罗·西蒙来北京，两人见面聊得快活，约定崔健上台和他一起合唱《斯加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然而主办方拒绝了保罗·西蒙让崔健上台的提议。演出开场前，保罗·西蒙在后台拉住崔健直问：“我问你，你想不想上？”崔说想上，于是老西蒙斩钉截铁说“那你就上！”但最终其时在北京已经很难获得公开演出机会的崔健还是被主办方阻挡，《Scarborough　Fair》这首号称史上最美男声二重唱的歌也少了一个保罗·西蒙与崔健中西合璧的版本。保罗·西蒙和崔健遗憾之余又相约：“这次让他们欠我们，以后会还的！”然而14年过去，崔健没有等到第二次握手，他还在想念老西蒙，“Paul　Simon这人太棒了。”

　　欠下的总要还的，2005年9月，崔健在北京一解12年之禁重开个唱，现在也不会再像14年前错过《斯加勃罗集市》那样错过《野马》。假如你有足够的韧劲，假如你能够挺住一切，时代深锁的大门终会被撬开一道门缝，即使不是完全敞开。

　　崔健演出当天下午彩排时只是简单地和滚石排了一小会儿《野马》。随后和贾格尔谈到转战北京的事，贾格尔非常想来北京，但迄今北京还无人能接滚石的演出。据悉，滚石在上海的出场费仅为50万美元，由于票价高又全场爆满，兼有德意志银行赞助(该银行也包下了相当一部分票)，主办方必赚无疑，这或许有利于北京步上海后尘，在下半年滚石全球巡演的最后阶段再次把他们拉到中国。

　　崔健用“very　very　nice”来形容他与滚石打交道的感觉。他对贾格尔和基思·里查兹二人都赞不绝口。摇滚史上充满了这二人互相较劲的逸闻，即使当贾格尔受女王册封，也免不了要遭基思·理查兹公开调侃。滚石70年代某张专辑的助理录音师Kenny后来曾为崔健的《解决》录音，现在与中国妻子住在上海，他“揭发”当年贾格尔和基思·理查兹闹矛盾时甚至不愿同时去录音而是各自为政，先是贾格尔录唱，在区区十六轨中一下占了六七轨，基思·理查兹后去一看大怒，又让Kenny把贾格尔的消掉一两轨，再狂录自己的吉他。

　　第二天贾格尔一看也大怒，两个人就这样在可怜兮兮的十六轨里展开没完没了的巷战。关于滚石的野史，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说1969年吸毒死去的核心成员布莱恩·琼斯是死于贾格尔之手。崔健笑称在滚石的斗争史中贾格尔是胜利者，“他是老大，他证明自己才能给乐队带来最大的利益和成功，贾格尔也是个商业天才，别忘了他是学商出身的。”崔健在后台休息室看到贾格尔一人独占了一个大房间，除了要和他排练的键盘手，其他人要进去都得敲门。滚石在演到一半时贾格尔照例下去休息，由基思·理查兹来唱两首，这哥们竟点上一根烟，抽了一半没掐就往台上一扔——为什么没人上去罚他款？基思·理查兹违法在台上抽烟，滚石违禁唱了禁歌，这似乎就算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反叛”了。崔健说基思是最好玩的，然而“他们都成Nice　guy了，再也不是混蛋了”，崔健说。

　　滚石歌词的所谓色情未必能与《上海宝贝》媲美，在木子美时代的中国，昨日流氓已成大亨，断头台已成按摩床，地狱如同桑拿房。此时，我们更能发现从前滚石唱出“同情魔鬼”时惊世骇俗的道德反叛意义，但今日道德从解禁到失控，却也徒令昨日刀刀见血的杀手如今只能隔靴搔痒。于是在上海，滚石的音乐会只能沦为又一次西方中产阶级的狂欢派对。不过对于在80年代受西方启蒙又反过来充当了中国大众启蒙者的崔健来说，看滚石意味着对西方60年代文化(准确地说是“反文化”)的一次朝圣和招魂。西方的60年代显然也给中国的80年代注入了强心针，于是我们从滚石的《野马》和崔健的《从头再来》之中发现了历史惊人的巧合，西方60年代和中国80年代在一句“死去之后从头再来”的高歌中交合至巅。

　　但此刻是21世纪，而一切远不仅仅是音乐。当然我们也可以从金钱去分析，崔健几年前在莱比锡看滚石，两万多人的室内场，仅花90欧元就买到很好位置的票，而且暖场乐队是Pretenders和AC／DC，而且AC／DC演足一个钟头！滚石今年2月份在里约热内卢海滩的音乐会因为免票吸引了120万人！整个音乐会耗资560万美元，其中某通信商赞助了大半，政府又补贴了75万美元，藉此才促成此次摇滚史上史无前例的免票狂欢节。

　　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审美根源分析，在Blues＆Jazz　Bar，崔健指着台上的黑人贝司手惊叹：“他才19岁啊！”我说，布鲁斯和爵士恰恰是中国人深为隔膜的，滚石的音乐布鲁斯根源如此之深，也令今日的中国时尚乐迷难以亲近，假如是Radiohead来，中国观众的比例会多出不少。

　　但最本质的，是国家、民族、政治、社会——或者用一个启蒙时代的词：国民性。这就像宇宙的黑洞吞噬我们，又如同树根让大地隐隐作痛。当我们争论着滚石的全球化上海大舞台时，崔健突然冒出了一个词：理性爱国主义。他谈到感性爱国主义和理性爱国主义的区别，谈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在从Blues＆Jazz　Bar出来去外滩十八号的出租车上，崔健一边给我看《野马》的英文歌词和他的译本，一边不断重复两个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理性”。他还谈到他的老友姜文，赞赏姜文电影中“有一股张扬的中国人的气”。

　　一看《野马》歌词我才惊觉“死去之后从头再来”的灵犀相通，为了押韵，崔健本来划掉“从头再来”改成“回到人间”，但“回到人间”远远不如“从头再来”气势骇人。崔健说他以前并不太了解《野马》的具体歌词，这次一细看立马被好几句歌词震住。崔健早期的歌词与《野马》如此相近，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精神血亲。

　　崔健在台上唱《野马》时因为过于激动，竟一时忘了歌词，有两句没接上。对此他颇感懊恼，声称头天晚上一个人学唱时唱得好好的。或许是感受到滚石叔叔考官般的压力，小崔这个预备考成绩优异的高材生临考也失常了。这是启示录般的一刻。西方60年代的野马和中国80年代的野马在21世纪的舞台并驾齐驱，中国的野马还有点生疏有点磕绊，因为对一匹放逐多时的饿马来说，自由不单需要热血，还需要学习。

　　演出前，CNN采访崔健，说在中国滚石没有崔健有名，崔答：“如果是这样，那是中国的耻辱”。

　　外滩十八号门外乞丐很多，而四楼的酒吧周末火爆到要买50元门票才能进场，如同上海大舞台，如同Blues＆Jazz　Bar，这里也至少八成人是老外，2006年4月8日，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一个全球化的周末……不少几个小时前去了滚石现场的老外和崔健握手问好，而一个中国女孩问我：“这个人叫什么呀好面熟？”一听是崔健，她一直紧跟在崔健后头不放。

　　从酒吧水泄不通震耳欲聋的舞池撤出走到直面黄浦江无敌江景的巨大露台，看着面前如过江之鲫的老外，我说，这时候上海人民在干什么呢，卡拉OK，还是打麻将？崔健笑了，说了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也回了他一句。迟早，我会将这两句话写下来，越早越好，不能等到死后，因为你只能活一次，所以你只能高唱“让我们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崔健对患喉癌的查理·威茨说，如果你相信中医，我可以介绍非常好的中医给你。

　　从外滩十八号的巨大露台望过去，正对面的电视塔向夜空勃起，而露台上一面五星红旗在飘扬，崔健帽子上，也有一颗红星。　(张晓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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