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队的进步常常没有歌迷快”
比起流行歌曲,摇滚乐、民歌等另类选择,2006年却有兴起的势头。都说超女、网络歌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唱片制作模式的规范,让更多人可以参与,更多声音可以出现,那么结果就是多元化。
摇滚乐方面,2006年的音乐节特别集中。北京的迷笛音乐节已成为本土摇滚乐的品牌,刚举办两届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节”也已养成良好口碑。虽然音乐节邀请的主要是摇滚乐队,却强调“流行”二字。的确,在欧美市场,摇滚乐的份额达到30%到40%,几乎能与流行音乐平分秋色。
在中国,摇滚音乐到今天,仍然无法靠出唱片赚钱。大公司很少签约摇滚乐手。当年签下“魔岩三杰”的滚石唱片,如今也只敢经营“五月天”这样的“软摇滚”。很多摇滚乐手们只好自己找人录音。
北京一个音像店店主傅雄,卖了十几年正版唱片,听过无数国内外音乐,被称为“为乐坛挑音乐的人”。他认为不少摇滚乐的正版唱片,录音品质比有些盗版还差,“别人为什么要掏钱买?”
演出成了乐队们的重要生存方式。去年演出机会增多,让一部分人的价位开始上涨。最显著的是以“中式摇滚”和现场感染力著称的“二手玫瑰”和谢天笑。梁龙使用二人转的形式,却能赢得酒吧里都市白领会心一笑。谢天笑让古筝与吉他互飙,让老外和中国人都跟着一起摇摆。
在乐评人、音乐节策划人黄燎原看来,这两支乐队强调的“中式”,与当初崔健、刘元把唢呐、古琴用到摇滚乐中,有本质的不同:“老崔这一代人,传统的东西是在他们骨髓里的。但是谢天笑、梁龙(二手玫瑰主唱)对中国传统的东西,经历了一个解构之后再重新组合、再发现的过程。”
二手玫瑰和谢天笑近几年才上位,但是都已经在摇滚圈摸爬滚打十几年。和流行音乐一样,摇滚乐这两年少有新面孔冒头。去年的各类音乐节上,老人仍是主将。崔健、唐朝、黑豹,其地位仍无人取代。汪峰、郑钧、许巍,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已经离摇滚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市场号召力确实更广,出场价位也确实更高。
因为卖唱片而结识众多音乐人的傅雄说:“乐队的进步常常没有歌迷快。很多乐队不一定那么好学。有些难得的演出只有几十个人来看,乐队成员并不多,倒是经常看见崔健。”虽然与“滚石”的合唱露了怯,崔健在中国音乐的地位至今无人可以取代。
朝阳公园的“北京国际流行音乐节”,就看到了崔健的身影。这个音乐节上,英国乐队Placebo的表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他们要求主办方花50万元运过来的音响、灯光设备确实让当晚在朝阳公园的一万多乐迷受了震撼。就在3个月前,崔健参加在沈阳的纪念中国摇滚20年演出,其因低劣的音响效果给歌迷留下很深遗憾。
Placebo不是去年到中国惟一“耍大牌”乐队,也不是最“大牌”乐队。以60几岁高龄完成史上最赚钱全球巡演的“滚石”乐队,和被称为“灵歌教父”的詹姆斯·布朗,去年都在上海成功举办了演唱会。詹姆斯·布朗已经去了天堂———美国当地时间2006年12月25日凌晨1点45分他告别人世,享年73岁。
“滚石”的票价统一定为3000元,詹姆斯·布朗的票价也被炒到1000元以上,但是都爆满,有差不多有九成观众是老外,让剩下的一成中国观众叹为观止。
“从一进场就可以感受到观众的受尊重。媒体记者只能坐在外围,而且只能在开场前5分钟拍照。剩下的时间,一定保证买票的观众能够好好享受音乐。”郝舫回忆起2006年2月看詹姆斯·布朗演唱会说。
据参与过国外公司主办的演唱会的黄燎原介绍,国外这种演出的预算非常精细,哪位艺人哪天几点去哪里,需要什么车、什么翻译,都清楚列出。最后的花费通常不会超出10%的风险系数。但是国内组织的音乐节或演唱会,甚至根本无法计算风险系数。
黄燎原曾于2004年成功举办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去年在广东的深圳、增城连做两场摇滚音乐节,但是观众人数都没能超越贺兰山,投资方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黄燎原只好自己垫下百来万款项。
说起原因,黄燎原能数出一连串的不规范。首先是赞助商不尊重合同规范,对演出细节一再提出修改意见,于是剩下来的宣传推广时间就短之又短。而说起贺兰山那次的成功原因,则在于“遇到了好的投资方”,款项提前半年到位,放手让黄燎原去组织安排。于是,像唱片公司与艺人的全约一样,音乐节的投资也成了“良心事业”。
乐手也不了解合同规范,只有崔健的合同能与国际接轨,有详细的器材清单,并对食宿、下台饮料等提出要求。但是鉴于大多数乐队的没要求,投资方只肯提供普通音箱,还没正式演出就烧爆,于是又要追加款项,购买新音箱。
增城音乐节本来承诺给歌迷的免费接送巴士,结果安排混乱,遭到很多抱怨。黄燎原有苦说不出,因为跟合作方的合约并没有写清楚接送巴士的责任。“越复杂的合约越难签,为了大局考虑,只好对局部有所损害。”黄燎原说。但是他深知,细节决定成败。几年的演出组织经验,让他深觉应该写一本《摇滚演出组织策划指南》。但他没有时间写,他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责任编辑: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