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黄耀明：蚀骨妖艳的“叛逆者”

　　明哥的似水流年，也只似水

　　黄耀明出生在香港租金最便宜的徙置区，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摆脱贫穷的命运，逃离那个地方。

　　从儿时开始，明哥就显出异于常人的特质。从不玩玩具，唯一的兴趣是看电影。“当其他人聊起童年都喜欢玩什么游戏，看什么动漫……我全部都没有共鸣。”开始上学以后，便迷上了跳舞唱歌，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歌手梦，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极大的虚荣心”。

　　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主要靠看电视、听广播来接触音乐，而且还做过靠在邻居门外偷听“艺霞歌曲团”这样的“糗事”。

　　“一开始听的是流行歌曲，比如姚苏蓉、青山、汤兰花的台湾时代曲，什么《今天不回家》、《水长流》等等。当时感觉好好听，长大后又觉得有些土，现在回味发觉这些歌很有东方特色。”

　　后来大哥买了家中第一部收音机。明哥高兴得欢天喜地，常常和表妹一起在家又唱有跳。“还记得那时非得要妈妈带我去买漂亮的童装，最喜欢袖子有流苏的衣服。哈哈。”

　　中学读完后想考电视台的“编导训练班”，但报考时才发现完成的课程考不上这个班。于是勉为其难的进了“艺员培训班”。“很多人都是从“艺员训练班”开始，逐渐向幕后发展的。比如甘国亮、杜琪峰等。”毕业后，明哥做了一段短时间的广告公司助理编辑，后因感到学历仍浅，重返校园进修，并且在电台兼职“资料收寻员”。又因工作表现出色被电台监制赏识，当上了正式的DJ。

　　认识刘以达的原因很简单，似乎冥冥中注定。一天无意中看到还是无名小卒的刘以达在《摇摆双周刊》上刊登寻找歌手的广告，于是前往试音，一拍即合。一次偶然成就了一个乐坛奇迹——“达明一派”。

　　“阿达是个鬼才，“达明一派”的成功阿达的功劳最大。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黄耀明。”谈到“达明”和刘义达，黄耀明似乎稍稍有些迟疑，但语气依然平静且真挚。

　　乌托邦即避难所

　　“看电影”是黄耀明从小到大为数不多且最为持久的爱好，甚至很多创作音乐作品的灵感，都来自他所钟爱的艺术电影。“当其他小孩在看动画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最初的原因说起来很好笑，“因为我想扮大人。”听着明哥的声音，似乎能够想象得到几十年前那个早熟、孤僻的小男孩忧郁而固执的眼神。

　　以前他去得最多的是位于九龙新浦岗的丽宫戏院（九十年代中已经改为住宅楼），就在他爸爸开的铺子的旁边。门票便宜，只相当于其他电影院三分之一的票价。

　　“小黄耀明”每天去铺子帮完工，就躲进电影院里，呆上一整天，在那些时而美仑美幻，时而荒诞怪异；时而曲折离奇；时而荡气回肠的片段中打发着自己的少年时光。“电影院”于他来说既是“避难所”，更是“乌托邦”。

　　“现在我依然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因我是个公众人物，很多事情和场合比较麻烦。但是电影院是个好地方，在黑暗中人与人都是一样的。”

　　青春禁忌游戏

　　很难想象得到，如今连眼神都透着不羁的黄耀明，童年的时候居然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不会打架、不会说脏话，从不逃学。唱歌跳舞之类的课外活动，表现尤为优异，是老师们和父母的乖乖仔。

　　五年的中学生涯，他读是一间工业学校，中三之后他选修木工，后来又转了读商科，但他始终发觉这些科目丝毫引不起自己的兴趣，并且让他对压抑天性的教育彻底失望。“教育应该让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束缚和服从。”他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读书，成绩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禁忌。

　　提起叛逆的青春期，黄耀明的话更多了，还兴致勃勃的说起了一件中学时代的往事。那时候的明哥是基督教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跟着教会去外地传教。但是家人对他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的活动上做法非常不满意，并且时常警告他应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不甘被“摆布”的黄耀明，偏要与家里对着干。当全中国人民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吃着团年饭过春节的时候，他却独自提着行李，随着合唱团一起去到台湾传教，把父母气得直跳脚。“我想这是我做得最叛逆的一件事情吧。哈哈。”

　　他祈盼在信仰中寻求解放，却依然失望。“最后我发现，加入教会后，也必须遵守很多戒条，这并没能让我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解放的人。”离开了合唱团之后的他才明白，原来解放自己的只能是“自己”。

　　黄耀明好似一个挑战道德尺度的战士，心中自有一杆秤砣，只要不伤害别人，什么都不畏惧。“当然我不会为了叛逆而叛逆，但是却讨厌束缚和墨守成规。我天生就是个不怎么守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