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朝流归来 唱响红色五月

　　以音乐的方式，过劳动的节日

　　记者有一个瑞典朋友，少年时在医院里做恐怖的体力活，还曾当过雇佣兵，参加过维和部队，平日里省吃俭用，一个七尺壮男每天只吃两顿饭，还全是素食。

他的收入在国外也算小康水平，可一分都攒不下来。原来这位仁兄把钱全花在了音乐节上，只要春暖花开，各大音乐节开始卖票，他就义无返顾地背起书包上路。

　　在国外，像这位仁兄一样以音乐节作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大有人在，这得益于他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完善的音乐环境。而如今，特别是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音乐节这种东西才开始走入我们的视野。记得1999年记者第一次看Woodstock音乐节的DVD时，觉得这件事简直太太太太厉害了，把这么多厉害的乐队弄到这么大的场地，又有这么多的人来看，真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MIDI音乐节我也参加了几次，国内其他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也几乎都去凑了凑热闹，还有幸到过韩国釜山摇滚音乐节的现场，但在2007年的五一劳动节之后，我才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在中国，我们也可以以音乐的方式过节。

　　这边海淀公园的摇滚青年们近乎疯狂地POGO着，那边朝阳公园里的粉丝们声嘶力竭地呐喊着，劳动节这7天，音乐周刊的记者们全都在北京西北和东南两角之间的路线上来回奔走着，感受着这两个截然不同又各有其乐的音乐盛会。海淀公园的摇滚青年们可能看不起朝阳公园的粉丝，朝阳公园的粉丝可能会觉得海淀公园都是疯子，但这又何妨？每个从现场出来的人脸上都写着兴奋和满足，这其中的快乐是难以描述却又心有灵犀的。

　　中歌榜所倡导的“唱作真功夫”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才使他们敢在朝阳公园的万人草坪上办如此规模的大型演出。请问国内还有哪个超过万人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出敢用真唱？每一个前来“红五月歌会”演出的艺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和中歌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走红得益于中歌榜的力荐，所以他们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回报中歌榜。即使是被指“抄袭”的花儿，到了“红五月歌会”的舞台上，也操起早已布满尘土的吉他卖力演出。单凭这点，“红五月歌会”就有了十足的底气。

　　朝阳流行音乐周的组织是个浩大又繁琐的工作，我们却能处处感受到主办方的专业和细致。拿它跟MIDI比较是一件不厚道的事，但不得不说，在组织方面，“朝流”的主办方要比MIDI学校高出一个档次。音响、灯光、现场直播等硬件自不必多说，每个艺人都对它们赞赏有加；而现场秩序是最值得称道的，粉丝们的能量丝毫不亚于看起来吓人的摇滚青年们，“红五月歌会”人数最多的现场也达到了2万人，但整个下来，没出一点乱子，每天都秩序井然却又不失热情。

　　但是翻到前面一页，看看国外著名音乐节的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音乐节还远远没有像国外那般成熟。如果说“朝流”很好地诠释了“音乐”二字，那么“节”的感觉似乎还欠了少许。音乐节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活动，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首先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自己彻底放松，然后才能玩得惬意。在不违法不乱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获得玩乐的自由和欣赏音乐的乐趣，才是观众们最想要的东西。“朝流”井然的秩序是靠现场数量庞大的保安和武警来维持的，如何在维持秩序又能让观众自由玩耍之间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相信是接下来几年内音乐节主办方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

　　今年MIDI的规模很大，参与人数也多，中国的摇滚青年们似乎离Woodstock梦想又近了一步，简直可以摸到它的裤角了。但这连着几年下来，参与者们不免都有些乏味，为什么每年都几乎是一样的？每年都遇见相同的人，每年都看到相同的乐队。这是因为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还远远达不到国外的高度，所以MIDI的受众群也被局限起来。而朝阳流行音乐周的出现很好地修补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就只能摇滚青年才能过音乐节？为什么粉丝们就不能去公园里晒一晒？

　　所以说，以音乐的方式过节，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以劳动的方式过音乐节，已成了每个音乐记者的任务……

　　（文/朱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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