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年光阴酿制北京朋克精神

　　朋克发言：“我理解的朋克就是比较混乱，无助，还有极端的非主流。对我而言这意味着，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只能拿一张CD听，那我绝不拿那些所谓的明星的唱片，我会选一张NEW YORK DOLLS的专辑或其他的朋克音乐也好，比如IGGI POP。

　　十年前，当包铁鹰在街上看到“通俗歌曲”杂志，翻到扉页看到那个叫肖容的人，也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脑浊乐队的主唱时，他便和朋克不期而遇了。“知道吗，肖容的造型一下就吸引了我，那时他还不是现在的豹子头，头上大概有几十个小辫子，相当酷。”包铁鹰的直觉告诉他，这哥们儿是个人物，由此，他开始关注起朋克，也知道了嚎叫俱乐部。

　　当包铁鹰真正了解了朋克的原由，不期而遇变成了一见钟情。用包铁鹰自己的话说：“我不仅感叹这个味道正是我想要的！”在他看来，朋克简直可以称之为八零后的标准代言，也许这就像很多七零年代的人当年从崔健的歌中听到摇滚的精神一样，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诸多不如意的现实，朋克成了包铁鹰精神的避难所。因为，“我看到的朋克的精髓恰好在于破坏,彻底的破坏与彻底的重建就是我理解的真正的朋克精神。”

　　朋克本起源于音乐，但当朋克爱上了绘画，原本有力的听觉冲击便化成了视觉冲击，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两者同样的简单、直接并充满具有毁灭性的能量。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包铁鹰“为了把书本的封面弄得更像是个年轻人使用的东西”而开始了最初的绘画创作。“因为朋克绘画不需要注意那么多结构、颜色、构图、动笔画你所想就是了。”所以至今，他仍对这种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绘画不厌其烦、情有独钟。

　　说到朋克绘画，自然与涂鸦有关，而作为美术学院学生的包铁鹰更是个涂鸦高手。“很多个夜深人静的子夜都是大家灵感涌现的创作高潮期，有时大家就会兴奋地带几罐喷漆溜出宿舍，借着月光在墙上画上几个自认为很有视觉效果的图画。”后来，这几乎成了宿舍里的哥们儿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

　　除了涂鸦，包铁鹰也弹吉它，而且还是电吉它。在一次迎新晚会上，他曾和几个从没一起排练过的孩子上场现编现唱，当了一回名副其实的“唱作型歌手”。现在回想起来，包铁鹰只记得那一晚，无论是台上心里没谱的他们还是台下的观众，都在三和弦制造的音乐中“HAPPY得要命”。

　　说到最具有“朋克精神”的城市，包铁鹰果断地选择了北京。因为在他眼中，这个既古老悠久而又努力摩登起来的城市充满了竞争、反叛、矛盾，还有无限循环的希望与绝望。而这一切也都被他画进了画中。

包铁鹰 朋克Q&A

　　Q：用你认为最朋克的方式做个自我介绍吧？

　　A：我是包铁鹰，蒙古人，汉姓包，铁鹰为名。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名比“铁鹰”更朋克了，这名叫了20多年了。

　　Q：听到“朋克”最先想到的一句话是什么？

　　A：“那又怎样？”

　　Q：你认为北京最朋克的地方在哪里？

　　A：我认为北京最朋克的地方在“北京南站”。好几次我站在北京南站时都在心里不停自问“我是不是活在过去啊？”因为那里的火车提示牌居然还是粉笔手写的。我觉得用一个形容那里就是“乱”，而这恰好符合朋克的审美。

　　朋克老男孩

　　切·格瓦拉

　　如今，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偶像人物，从一个具象的实体变成了抽象的文化标签。关于他的各种书籍、电影、话剧并不仅仅只是在中国畅销。这位游击战的理论家与战术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一度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但最终，他依然放弃了这一切，隐姓埋名地前往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直至因伤被俘、壮烈牺牲。他充满战斗精神的传奇一生令很多只会叫嚣的“伪朋克”羞愧难当，因为真正的朋克从不会把理想挂在嘴上，而只会付诸于行动。

　　鲁迅

　　在中国，鲁迅先生是少有的对传统文化极具颠覆性与破坏性的斗士之一，所以，他也算是中国具有朋克思想的先驱人物。无论是其作品中的颠覆性还是犀利性，都恰好符合朋克精神的精髓所在。虽然因为硬性的背诵，很多日后成长为“朋克”的叛逆少年都在心中抱怨过先生的文章，但殊不知，当年写下那些文字的作者心中其实有着一个比谁都“朋克”的内心。

　　王朔

　　王朔曾经是个顽主，而顽主本身就和朋克有着些许交集，所以他能理直气壮地把无赖一词解释成“无所依赖”。也正因如此，他喜欢挑战权威，他挖苦金庸、讽刺鲁迅，颇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意味。而去年的王朔更是把自己的朋克精神展露无遗，让人不禁感叹：姜还是老的辣。而如果朋克练就成了老姜，任凭是谁都要小心提防。

　　陈丹青

　　常穿一身讲究的布衣，背着军挎，骑着二八自行车的陈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因为他的《西藏组画》而被关注，而这恰恰成了他摆脱不了的尴尬。每个听过他讲座的人，或看过年过五十的他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地在工作会议上当着同事和领导的面说出“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的人，都不得不在心底感叹：这个老画家真朋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