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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以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黑人民权运动为先导，以高校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民主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运动等汇成汹涌澎湃的激进洪流，势不可挡。
充满乌托邦激情的反叛者们从政治和经济制度、统治秩序与权威、教育体制和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到社会生活方式如语言、服饰、发型、性以及人际关系等所有方面对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并相应地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和建构替代的文化模式。这场政治与文化反叛，使得美国社会及其文化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
而提到那个年代，就不得不提及摇滚乐。在1960年代狂飙猛进、席卷全球的学生反叛怒潮里，在民权运动、反战示威的裹挟之下，在抗议民谣、言论自由运动的催促之中，摇滚乐同样按奈不住心情，成了“学生民主社会同盟”集会上的常客，成了聚集于白宫之外点燃兵役证的青年们充满激情的呐喊，成了五角大楼旁男男女女们沟通灵魂之后重新站起的催征号角，成了嬉皮士们万般无奈之后唯一的精神安慰。
摇滚乐现场演唱会本身，也成了青年们从事“革命”和表白“革命”的最佳场所，他们毫不留情地（政权的“狗腿子们”）警察怒目相向，并遭到更加不留情的压制。
摇滚之父鲍勃·迪伦
而提高这个摇滚时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鲍勃·迪伦。虽然迪伦并不是摇滚乐时代的开创者，但是说迪伦让摇滚乐开始了“革命”时代则毫不为过。
1961年，当柏林墙开始修建，海军陆战队作为第一批美军登陆越南，伴随着厄普代克《兔子跑吧》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罗伯特·齐默尔曼开始以鲍勃·迪伦的名字在纽约露面。
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镇的小镇青年心中的导师是“无产阶级”诗人、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而且在1962年，迪伦与“种族平等协会”的专职干事苏珊．罗塔诺过从甚密，这使得迪伦在民谣歌手生涯的开头就卷入了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
所以，他对着“战争贩子”大唱“我想让你知道，我可以看透你的面具”，他坚信“上帝在我们一边”，他让人们留意“时代正在变”，他也唱出了那句至今全世界的青年都已耳熟能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随着这些歌曲渐渐成为民权运动的战歌，迪伦作为抗议歌手的高大形象也日渐丰满。
他很快被公认为是最有才华的青年词作家。他的歌曲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有像《在风中飘荡》（Blowin’in the Wind）和《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这样的抗议歌曲，有像传统的《科里纳，科里纳》（Corrina Corrina）和以传统为基础的《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Girl from the Country）这样的爱情歌曲，还有像唱法多种多样的《我将会自由》（I Shall Be Free）这样的滑稽歌曲。
他的歌喉、吉他演奏和有时不很完美的口琴声帮助确定音调，使其音乐从中得以展开并在国内引起轰动。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运动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听迪伦演唱《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和《大雨将至》更令人振奋。不过，他和贝茨与黑人民权运动的紧密关系，也使得他们被普遍怀疑与共产主义有瓜葛。
1963年成就了马丁路德金和迪伦
1963年8月28日，美国历史上鼓舞人心的一天，逾二十万美国人聚集于美国首都，为全体人民同享公正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馆之间的林荫道上以和平集会方式举行示威。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激情四射，有如神助，发表了名垂青史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而鲍勃·迪伦，则用他的抗议歌曲真正站上了时代的顶峰。
紧靠着马丁·路德·金，迪伦挽着琼·贝茨的手弹响了反战的最强音。他为身陷重压的一代青年开创社会之外的天地，他为“文明”陷阱之内的大批学生解除紧身的套索，他们因而或拒绝与现有体制合作，或干脆与之直接对抗。
正是因为迪伦将黑人民权运动、校园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的各色人等和各类团体魔术般地联结在一起，他自然成了比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具有更加明确的挑战姿态、从而也具有更大威力的新文化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