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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份的红酒,让异教徒尝到法式的逸乐;叶芝的一首诗,影响了普鲁斯特的年轮;女人的项链,在甜蜜的咒语中应验爱情;男人的拳头,在苦涩的暴力中击垮自卑…… 一种影响消失,下一个影响接任掌门;一个时代消失,另一个时代紧随其后;音乐消失,只有五官原地待命。 是的:没有不会唱的嘴巴,只有想象塌陷的音符;没有不呼吸的鼻子,只有炸不出味道的摇滚;没有麻木的耳朵,只有吝啬挑逗的节奏;没有不懂搜索的眼睛, 只有无法聚焦的MV;没有不冲动的本能,只有迟到的旋律。 我们等不及,等不起,等不了,等不住,等不下,等下去,等着音乐走下唱片架,在生活的田野里死磕它的核……
骄傲的音乐使人进步
电流声。丝弦声。金声。木声。宇宙声。人声。还有……一切噪声。
即使我们不听音乐的时候,音乐也没有停过。当我们说听音乐,意思是按下一个开关,释放出关在iPhone里的歌。而在200年前,人们要打扮停当坐着马车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听柴可夫斯基指挥《第一钢琴协奏曲》。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老柴有可能指挥得很乏味,令人昏昏欲睡;而今天的人只能听到一遍遍录制接近完美的曲子,想看音乐家的笑话是不可能的。
音乐是一个盒子,你可以取,也可以放进去。有些人就此成了音乐工作者、歌手、明星,少数人成了大师。还有颠覆这一切的人,比如Chuck Berry、Little Richard、Schonberg和John Cage,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超越了贝多芬。还有很多人,他们的一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两张唱片,但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当然,在音乐的盒子外面,是更多的没有唱片的音乐家,你需要跋山涉水去听他们唱歌,那些歌在他们唱出来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从波斯尼亚到冲绳列岛,东非草原和牙买加海岸,西藏,蒙古利亚,巴斯克山区,比什凯克,音乐的秘密就保存在这些不同的地名中,你每看到一个名字就想到一种歌声。
从世界尽头回到街头,波士顿的艺术家们仍在打鼓哼唱布鲁斯,不远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里边是和和气气的图书馆员,他们每天最高兴说的话就是,只要你能拿得动,借多少都随你。与此同时一些北京大妈在傍晚的桥下抹着红脸蛋咚咚锵,说明音乐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中国平民的葬礼上小乐队仍在吹奏“敢问路在何方”和肯尼•G的“回家”,这是搅浑高潮的山寨化无厘头,而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就不适合这样干。
事实上,大多数人一生中都离不开音乐。但它并非必需品。大多数人听音乐的状态是被动的,被给予的,这有些像股票,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而兴奋的总是后者。
1967年的蒙特利尔流行音乐节上,拉维香卡在雨后晨雾中弹响了锡塔琴,那是摇滚时代的梦境,麦肯齐唱的《旧金山》是牛仔裤青年的理想,那时摇滚明星全都是反战一代,叛逆的儿子。2006年的G8峰会之外,十大都会同时举办LIVE8音乐会,摇滚明星成了穷人的代言人,富人中的少数人。
中国人有过15年为音乐而兴奋的集体生活,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现状也已经维持10年。就像地球转也绕太阳转,太阳系在银河系里转,宇宙在时间里转,音乐也从巴赫、亨德尔的教堂转移到了互联网,集体主义土崩瓦解,英雄崇拜难以为继,所谓今日之偶像,都像邻居一样低调乖巧。如果令人感到骄傲的音乐从眼前消失,剩下的都在拼命讨好你的耳朵,就像你跟着一个骄傲的向导前行,然而却越来越发现他不过是想多讨一点小费,那足够令人崩溃。
不过小小的兴奋和潮流易变从未停止,天才到处有,现代人和1800年前的人唱的不是同一首歌咽的可是同样的唾沫,音乐生活不因财富、年龄、性别、时代而有差别。事实上,最早在大地上唱第一支歌给别人听的那个人,他看着别人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听到了音乐。
大佑向左转
最牛牌罗大佑
文/夕禾、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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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参加“选秀”比赛,罗大佑多半会在“海选”时被淘汰,这个巨蟹座男人,当他还在为选白大褂还是黑墨镜举棋不定时,绝对没有芙蓉姐姐那样的从容。好在他出现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岁月里,那个年代不需要选秀,只需要你有气场和能量。
唱《之乎者也》时,罗大佑还意气风发,一袭黑衣,长长的黑司卷发,永远戴墨镜,怎么也看不着他的脸。但凡挑战者、叛逆者、孤臣孽子都是这样。于是,他风靡全台湾。那个年代,叛逆还没有成为流行名词,它只是一种人生状态。
当然,几年前他还可以说:“当别人抗议的声音很大的时候,我就写情歌,当他们开始沉默,我的歌声就大一点。”现在,当听着周杰伦,拥着叛逆却不知叛逆什么的新一代走出校园,罗大佑却剪了短发,穿上白衬衣,墨镜换成了灰框眼镜,干净利落,文质彬彬,而且希望别人看到他的变化,如果不合时宜地再提“墨镜”,他会对你毫不客气。
一个没有自己的歌的民族是寂寞的。罗大佑开始写歌。但直到1994年,他才敢在“职业”一栏填上“作曲家”,在此之前,这里写的一直是“医生”,因为医生有执照,而作曲家没有。 医生和作曲家都面对一个字:人。只是前者治疗别人,后者多少有点自我救赎的味道。医学严肃、冷酷、无情,又血淋淋,而歌写出来后,除了感情什么都不是。从医生的极度理性到歌者的极度感性,罗大佑左右分立。
大部分时间,他习惯躲在录音室里写歌,就连做医生,都是X光室里的幕后医生,不需要直接面对病人。难怪这个岁月磨砺出的“老男人”站在台上唱歌时,还在歌本的扉页写上:“这个舞台你敢站上来就别怕死。”
罗大佑既能写出激昂的战斗檄文,又有不少“花褪残红青杏小”的雅致小品。如果只有那股绵羊般的书卷气,他的魅力将远不及现在。艺术家的成功,某种程度上缘于激情,正如他说的,在这个年龄长一岁、激情减十分的年代里,“做音乐要永远保持着对女人的激情。”
如果连剪护照的愤怒和国骂都不会,也许他远不如现在受人尊敬。但没有人会永远愤怒,没有人可以一直活在青春里,他和他的歌迷在一起变老。当年哼唱《童年》的人,童年已远。变老是一种成长,繁华过后终将归于平淡,变成“光阴的故事”。
如今,罗大佑总爱自嘲,“已经是老男人了”,但依旧在搞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事,比如组乐队。“纵贯线 Super Band”,这个被他称为“史无前例、再无来者”的组合,据说得益于3个巨蟹座的饭局和12瓶红酒下肚。而我们所希望的,是这样的组合不会像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组合”那样名声大噪却剧情平淡。
虽然乐队没有团长,但罗大佑是管家。这个“管家”现在还有点话痨,周身充满控制欲,他一开口,李宗盛的歌就会多半被否。对巨蟹座而言,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也许,当谜底解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轻薄得像一张卫生纸的年代,只有坚持下去才是硬道理。
坚持下去,几乎没有人会再去思考谁是“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就连写下它们的罗大佑,也在享受着科技和电脑的便利,“组乐队之后,一直在用MSN、Email交流和弦和编曲,连录音都不用凑齐人,各录各的,后期剪辑合成就好了。”
的确,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早已从“抗争”变成了“习惯”,而当流行成为纪念,物质生活积压下的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锋利的雕刻刀,而是一小瓶速效救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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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6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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