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启：1973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人，由汉族家庭养大。1992年开始音乐创作，中国新民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最积极的实践者，与张广天一起被称为"工业化时代的游吟诗人"。1997年创作的《红雪莲》被誉为新疆新时期原创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记者：有媒体称你为“新疆原创音乐第一人”，你自己认为呢？
洪启：那是很早了，因为《红雪莲》这首歌，当时刚有原创音乐这个词。第一、第二没关系，我觉得还行，我对自己的成绩是肯定的，那是不容抹杀的。
记者：我看到有评论说希望把真正的民间音乐捧成明星，而不是某个歌手，你的看法呢？
洪启：我觉得这都是屁话。我更强调个人理想主义，个人成功就是民歌的成功，如果我说的话都没人听，李净禅、野农就更没有机会了。我对个人知名度有目标，我得混进主流当中去，走到那一步还要靠作品和歌。个人一点点成功就可以带动体系的发展，我很有成就感，是很骄傲的。
记者：民谣在你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洪启：没有人能只为音乐活着，我觉得那挺傻逼的，那是自恋，强调自已。民谣给了我什么东西？本身我不是专业学习音乐的人，太强调技术的音乐掌握得有限，民谣非常适合我，简单、纯粹，和生活有很深的关系。
记者：新民歌运动的主旨有变化吗？
洪启：早期最强调质朴、简单、流畅的旋律，简单的乐器伴奏方式，以吉他为主。2000年到现在，主旨没有变化。
记者：你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哪里？
洪启：在理念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张广天和陈哲。广天强调抗议，陈哲强调乡土，他们身体力行得很早。我常说我有四个理论指导：张广天、尚飞鹏、李广平、铁木尔·艾来提，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充实我的理论。另外我还有两盏灯塔：王洛宾和切·格瓦拉，我尊崇他们，但不迷信。我还是比较强调民歌的反抗性，王洛宾相对唯美，格瓦拉反抗，两人的精神结合是我的理想。
记者：为什么你一直强调新民歌的文学性和歌词的诗化？
洪启：王洛宾的作品旋律简单，他的歌词就有文学性，注重腔词关系。很多在新疆生活的作曲家写不出来哪怕一首像王洛宾那样的作品，为什么？民歌实际上是文学，旋律只是升华性的作用。总有人说先有音乐再有歌词，他们还在强调音乐至上，我很反感。为什么诗经会留下来？京剧唱腔仍是西皮二黄？某种意义上旋律是不重要的。汉语的歌词是很难写的，李叔同的《送别》为什么牛逼？“(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哪一个字不是严格遵循汉语的音调和腔词关系？王洛宾也是，“（唱）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眉”，再看看那些人写的：“（唱）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维不维，汉不汉，真他妈难听。作品有什么意义都不关键，关键还是说人话，唱人歌。我觉得诗化的东西在中国不会消亡，不能消亡！
记者： 诗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洪启：穷人家的孩子改变命运只有通过文艺。诗歌和文学是穷孩子的梦，跟吉他一样，都是容易上手的东西，有纸和笔就行，有把吉他就行。
记者：草根是什么？你如何理解人民立场？
洪启：草根就是民间，我们也是拿来用用，因为草根今年很火。概念这个东西可以借来用，文化的主旨，是为了说话。人民立场，是我们与其他民歌手最大的不同。我强调音乐的人文关怀，你把自己照亮才能照亮对面的人。我来自人民，父母太没有资源了，我不是说他们缺衣少食，而是对比了很多人的人生才知道他们很苦，几乎不知道什么是享受，很压抑。我音乐再好，妈妈也没有完整地听一遍，可母亲给我的有多少？让我选择音乐或母亲，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母亲，音乐不要了。
记者：你面对谁歌唱？希望被广泛接受吗？
洪启：我也在寻找，现在看来主要仍是对知识阶层。我现在做的事与中国流行音乐圈子关系不大，家喻户晓挺可怕的，当然它会给你话语权。我最理想的是像鲍勃·迪伦，他的人有很大影响力，但他的歌并不是大街小巷都在唱，至少不泛滥。
记者：你的作品并不多，为什么？
洪启：我两年没写歌了，刚写了首《不是这样》。激情没有消失，只是人比以前懒了，另外我得赚钱。我也可以一晚上在一个场合录完一张唱片，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对自己的期望是两年录一张，保证十年有五张作品。我觉得男人三十岁之前不会唱歌，找不到那种感觉。《回乡之路》唱了五年，1992年写的《城市黄昏》都唱烂了才录音，这么多年还不烦肯定不会差的，言情咏志，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我能坚持到60岁就很伟大了，我要战斗到80岁，我没问题。
记者：在你的自传文字中，发现你总在山穷水尽时有人相助，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洪启：我不怕的，我是不怕事的人，我相信往前走总有人等着我。常年的生活经验这样告诉我：只要你做事，动起来，而且是正义的，正确的，总会有人帮你。那些经历都是我现在的财富，我没走过冤枉路，也没走过错的路，哪怕错的路也是对的。有坚定的理想，很明确的目标，我希望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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