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圈钱还是为乐坛 全面解读“一年”乐队纵贯线

　　先破坏自己再求建设

　　相见好，共事难，纵贯线成立之后就要面对一个如何磨合的问题，毕竟4位大佬都有各自已经固定的音乐风格，而且音乐形式也深入人心，如何能将四种音乐完美地糅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于乐队来说最大的挑战。现在乐队的分工是没有团长制，4人共同创作，罗大佑负责键琴，周华健玩电结他，李宗盛弹木结他，张震岳则是打鼓。黄静波承认融合的工作的确难搞，“他们都是创作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刚在一起创作的时候，四个人的分歧很大，但是现在时间长了，居然也开始彼此学习。”黄静波说，他发现创作人都像海绵，很会学习。其实写歌的人都是在记录他们自己的生活，或者记录他们的时代，现在借由在一起的时间，彼此可以互相吸取不同的经验。

　　在成军的初期，这种融合的确是困难的，周华健指出，组团首个挑战就是要做一首打响名号的歌，“要做一首怎样的歌呢？那个真空期很痛苦，因为我们不想再做以前的东西，而是要你破坏我，我破坏你。”到底要破坏什么？李宗盛解释：“彼此破坏创作和思维的习惯，加入一些新概念。各人的语气和用字都不一样。譬如我说‘我现在肚子有点饿’；华健会说‘我肚饿’；大佑可能说‘我肚子有一点空虚的感觉’，那该怎样写呢？就是不能从一个人的角度看事情。但乐趣也在这里。一起经历过程，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东西来，这是最有意思的。”

　　罗大佑、李宗盛和周华健几乎算是同时代的音乐人，但是加上拥有年轻人语法的张震岳，会令人觉得他们之间有否有代沟，张震岳就很认真地说：“没有啦，音乐上，没有年纪的问题，只有时代的问题；三位老师的歌，我非常喜欢，从以前听到现在。对音乐，观念应该是包容的，可以有不同形式，开放的作品才能说得上是好作品。”

　　在这种各自破坏自己的情况下，他们第一首作品《亡命之徒》竟是结合Rap和摇滚。这首歌由张震岳先构思节奏和歌名，基本上各人在曲词方面都有投入创作。最大突破是，李宗盛，周华健首次开腔唱Rap。问二人好不好玩，他们都不期然地望向张震岳大喊“老师”。“老师”对学生们的评价是：“那不是他们的强项，但起码唱得自然而不像念书，不会很怪很假，这样就够。一般中生代唱这样的东西，杀伤力蛮大的。”对于为什么会选中这首《亡命之徒》作为乐队的头炮，据悉是李宗盛首先发现张震岳所作的《亡命之徒》，而且当时罗大佑还加了一句“对呀，人人都可以是亡命之徒，任何工作、年龄、阶层都是。”就是这个概念就定下了这首歌，而且也让他们悟出一条最理想的合作方程式。

　　突破了第一个零，路途走得顺了吗？张震岳说：“最近大家都有新东西丢出来，听着这些Demo（小样），我会想应该加入什么呢？像大佑作了一首《天使的眼泪》，希望中间加一段诗歌，感觉跟原来版本很不一样；大哥也有一首Slow Rock（慢摇），因为我在乐队里是鼓手，打起来会很有感觉，这种音乐上的交流，很棒。” 不过，周华健强调，不要因为一首《亡命之徒》而把他们定型，因为接下来来的作品还有许多可能性，“最主要是三加一，大佑加华健加大哥（李宗盛）做一首歌，你会想像到大概是怎样，但加入阿岳，才会有破坏、再重组”。

　　4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当然就难免争执，先是罗大佑称李宗盛写歌超慢，紧接着《亡命之徒》的MV拍出来，因为张震岳一个人不满就要推倒重来，周华健表示不能理解种种……乐队组合的意义也正在于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可以互相激发灵感。其实罗大佑、李宗盛和张震岳都有组乐队的经验，罗大佑在出道之前就组建过“洛克斯合唱团”，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一度要和泰迪罗宾组团巡演；李宗盛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创作的《散场电影》和《生命的阳光》曾广为传唱；张震岳另外还有Free 9乐队以及和MC Hotdog合作无间，再加上有周华健这样的优秀歌手，“非常之建设”自然不在话下。

罗大佑（左一）、周华健（右一）、李宗盛（右二）与陈升、赵传等人曾推出过一张合辑《新乐园》。

　　承

　　领悟的代价

　　就在罗大佑用墨镜、长卷发和摇滚乐掀起“黑色旋风”的同时，另一位“校园民歌”背景出身的原煤气搬运工开始被人重视，他本是一个曾唱出过《散场电影》的民谣合唱团木吉他的成员，1983年为歌手郑怡制作《小雨来得正是时候》，让郑怡成功转入“大人世界”的同时也让自己一炮而红。因为特有的细腻情怀和底层意识，他一方面让张艾嘉、陈淑桦、潘越云、娃娃、林忆莲、辛晓琪、莫文蔚这些女歌手“脱胎换骨”；一方面让赵传、周华健、张信哲、任贤齐这些男歌手“更上层楼”。

　　如果说罗大佑用他的音乐告诉人什么是自由以及如何获得自由，那么李宗盛则开始用情歌告诉大家怎样拥有自由并且享受自由。罗大佑让一个青年人成为成年人，李宗盛则延展出怎样做一个成年人，他自有独特的语言质地，直白而不失诗意，在情歌向来是歌坛主流里提升了质素，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是中文乐坛少见的“内省”之作，台湾文化人詹伟雄曾说：“罗大佑把个人的迷惘、失落、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既是天大的事，就要用很多创造性的面向去看待，始终是沉郁而孤傲的，时时把整个时代挑在肩上，连情歌都满是沧桑的伤痕。李宗盛则擅长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提炼诗意，煽情却不流气，轻盈却不轻佻。当你情伤难抑，罗大佑将让你感觉凄清悲壮，李宗盛则让你认清自己不是世间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城市人口持续增加，阶级的流动、人际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转变、服务业主导的都市文化渐成主流，加上政治气氛的松动，流行歌曲作为社会的镜子，需要新的语言来反映这一切。李宗盛接过罗大佑的枪，挥别了“大时代”的悲壮情绪，以及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用一种纯粹“个人主义”的内省，那些百转千回的自我辩证，写出成年人才能真正“领悟”的“世故的城市民谣”。如果说罗大佑的沧桑尚属于一个犹然年轻的时代，李宗盛的世故，则是一代人“集体告别青春期”的仪式。

　　另一方面，因为在娱乐圈的长时间浸淫，李宗盛在全身心投入到唱片行业的同时也要承受娱乐产业的纠缠撕扯。一方面作为“流行音乐大哥”，一方面也也更是成为狗仔高度关注的对象。也许正是不能忍受娱乐圈的猫腻是非，转战香港之后的李宗盛又定居北京，专心做起吉他，也算是对他最初做“木吉他”的一个回归。

　　那一年，小李说要走，许多人突然忘了，情歌怎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