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23 日在北京的演出，是电影配乐大师莫里康内首次在中国举行音乐会。这位年逾80 的音乐家，在2007 年收获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这也是他惟一一次获得奥斯卡的青睐。《西部往事》、《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太多经典电影的配乐出自他手下。

　　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曾以为他今生与奥斯卡无缘了。他说：“一般来说，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都是授予那些已经不从事此行业的人士的。

　　莫里康内获得过5 次奥斯卡提名，分别是1978 年的《情来自有方》（Daysof Heaven）、1986 年的《战火浮生》（TheMission）、1987 年的《义胆雄心》（TheUntouchables）、1991 年的《一代情枭毕斯》（Bugsy）及2000 年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Malena），却一次次失之交臂。莫里康内罗马的书房里，陈列着近50 年电影配乐生涯里获得的无数奖杯，唯独缺了一座小金人。

　　像是要考验他的耐性， 奥斯卡最终还是把最大的一个奖留给了拥有400 多首作品的莫里康内。2007 年2月25 日，莫里康内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手里，接过了迟到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席琳·迪翁在台上演唱他为电影《美国往事》创作的曲子“ Knew ILoved You”，向他致敬。

　　回忆起那个时刻，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意大利作曲家有点激动。他想起了1964 年，那是在他和伊斯特伍德的人生中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瑟吉欧·莱昂内看了黑泽明的《大镖客》后，把美国原著小说带了回去，在西班牙拍出了他第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荒野大镖客》。除了莱昂内和男主角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这部电影还成就了担任配乐的埃尼奥·莫里康内。

　　从此，莫里康内开始了与莱昂内合作的黄金20 年。巧的是，两人其实早在8 岁时就已认识，“瑟吉欧和我上同一所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见面”。1928 年，爱好音乐的莫里康内出生在罗马。12 岁时，他进入罗马的圣塔西西利亚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小号手。从那时起，他就经常给盟军士兵奏乐并参加电影配乐的录音。也是在那里，他对电影音乐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大多数配乐都很糟糕，二战后，意大利的电影工业蓬勃发展，新现实主义潮流令人激动，但这些新现实主义的电影大都没有好配乐。”

　　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能做出些不一样的东西，莫里康内决定开始创作电影配乐。但他从来没有主动找电影界的人，都是导演自己找上门来，或是打来电话。《荒野大镖客》背后这段老同学的重逢，就是这样的故事。在那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他是好手。“现在他们还是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莫里康内笑了起来。

　　采访中，莫里康内透露，他总是坚持在看过电影的最终剪辑版之后才开始配乐。“在电影开拍之前，瑟吉欧就会跟我讲述电影的故事。”但事实上， 并不是每一次合作都这么完美。1975 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曾邀请莫里康内为那部“臭名昭著”的《索多玛的120 天》配乐。莫里康内并不喜欢电影的素材，况且，当时帕索里尼并没有给他看完整部电影，因为担心他会被吓倒退出。“我最后在剧院里看完了那个电影，我很不喜欢。”他坚定地说，“那不是我的口味。”5 月23 日，埃尼奥·莫里康内来到中国，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执棒一场“电影往事北京交响音乐会”，演出其漫长电影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其中包括《天堂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赏金三部曲》、《往事三部曲》、《海上钢琴师》和《杀死比尔》等。

　　这个81岁的意大利老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么多年来，他为无数美国大片配乐，却对好莱坞没什么好感；他曾拒绝了好莱坞赠予他的别墅，并早早决定定居家乡罗马，坚持不学也不说英语。即便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他也是简单地用英语致谢后，再用意大利语表达了他激动的心情。这次前来中国，他拒绝了英语采访的要求，要求记者把英语提纲翻译成意大利语，他才接受采访。他说：“我不认为好的音乐能够拯救一部烂电影，但一部成功的电影能为音乐提供被聆听的机会。”

　　B=《外滩画报》

　　M= 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

　　最成功的音乐不一定是创作中最好的

　　B：这是你第一次在中国举办音乐会。你曾想过为中国电影配乐吗？

　　M：是的，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场音乐会。如果有中国导演邀请我为他的电影配乐，我非常乐意，因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电影充满了敬意。我认为我创作的是自己的音乐，而不是某个民族的音乐，尽管背景设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场面，但我从来不说我写的是中国音乐、意大利音乐或是美国音乐。

　　B：你拿过很多电影配乐的奖，但2007 年才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你怎么看待这个迟到的奖项？

　　M：我一生都在创作。一个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这首曲子可能得到什么奖项，而是如何把它做好。当然，我很高兴得到过那么多奖，我把奖杯都保存在罗马的书房里。奖杯当中，唯独没有奥斯卡的小金人。奥斯卡配乐奖的提名都是同行作曲家给出的，我很荣幸地获得过5次，但是，正如大家所知，最终都没有捧到过奖杯。拿这个奖真的很难，因为人们只会给自己看得最多的那部电影的音乐投票。我想，我肯定不可能得奥斯卡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们颁给我这个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B：你认为，对于一部伟大的电影作品而言，电影音乐在其中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M：这些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我感觉到，身为一名作曲家和演员，我工作的责任就是为电影的成功作出贡献。但是，我不认为好的音乐能够拯救一部烂电影，所以我不知道音乐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电影获得成功。相反，我认为一部成功的电影能为音乐提供被聆听的机会。我相信，我最成功的音乐不一定就是我的创作中最好的。或许那只是我为一部成功的电影所创作的。

　　B：你的处女作是哪一部？你对那部电影还有很深的印象吗？

　　M：1961 年的《法西斯分子》，导演是路西阿诺萨斯。那是一部以二战中的意大利为背景的喜剧。一个纳粹分子和一个知识分子，他们政见不同，而纳粹分子却必须将这位囚犯押送到目的地，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他们在押送路上发生的故事。

　　B：你为《黄金三镖客》作的配乐入选了格莱美名人堂，并被誉为最伟大、最具影响力和最杰出的电影配乐。

　　M：通常拿到奖项我都会很惊讶，因为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不会考虑可能拿什么奖，而是潜心于如何将音乐做好。如果我的作品获奖代表我的表现出色，那我会很开心。至于入选格莱美名人堂，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的曲子能够成为那100 首最经典曲目之一。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选的不是《战火浮生》或者其他，而是《黄金三镖客》。显然我对这个选择很满意。

　　B：对于自然声的运用，像风的呼啸声，野狼的嚎叫声，枪械的声音等，这种不用传统乐器的配乐方法是你在《荒野大镖客》中首先运用的。是什么触动你第一次尝试用这些自然的“乐器”来编排你的配乐？

　　M：以前就有未来主义派运用自然声了，只是没有应用到音乐上。战后就有人用到法国的音乐中去。我所做的只是将这些原理搬到电影世界而已。就像你在《黄金三镖客》中听到的狼嚎。

　　B：为好莱坞大片配乐有什么独特之处？

　　M：我和意大利、美国、亚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导演都合作过，但我不觉得当中有什么差异。我的意思是，好的导演拍出好的片子，尽管他们说不一样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但他们都能启发作曲家为他们的电影创作音乐。

　　B：有没有一部电影让你特别有感情？

　　M：没有。我爱我创作的所有音乐，就像父亲爱他所有的儿子。有些配乐不是很成功，不是因为那部电影不好，而是因为它没有很好的票房，而我尤其偏爱那些音乐。或许，对我来说，《战火浮生》配乐的创作比较特别吧。这部电影分为三部分，既可以分开，又互有关联，我需要根据每部分的主题去创作不同的音乐，这在技术上比较困难。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使我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道德意味。

　　B：那么你能跟我们分享下《战火浮生》的创作过程吗？

　　M：当然。创作《战火浮生》电影配乐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电影，决定是否接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被美丽的画面和主人公出色的演出迷住了，故事也深深感动了我。我觉得这部电影已经非常完美，所以我说我不会为它配乐，是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音乐。但是其中一位制作人非常坚持，因此我决定接下这份工作。对我而言，那是一项在道德上和技术上都非常重要的任务，因此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

　　瑟吉欧·莱昂内让我有机会被聆听

　　B：和我们谈谈瑟吉欧·莱昂内吧。你们合作了20 年，并创作了很多成功的作品，你们是怎么遇见对方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M：瑟吉欧和我上同一所小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有一天，他来到我家，说他听过我的一些作品，希望我能为他的电影《荒野大镖客》配乐。起初，他不认得我，但是眼前这张脸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同学，于是我认出了他，接着，他也记起来我们曾经在罗马一起读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瑟吉欧的合作效果越来越好。从《荒野大镖客》到《西部往事》，他的电影越来越出色，《美国往事》更被我定义为一部真正的电影杰作。同样地，跟随着他电影的发展，我对自己音乐语言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在后来的事业生涯中，和其他导演合作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做的。

　　B：为什么你们能合作这么长时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M：在电影还没有开拍的时候，瑟吉欧就跟我讲述电影中的故事，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对故事的描述总是那么精确，有时会用手比成一个框，告诉我这个镜头应该是什么样的。这让我在电影开拍前就开始创作音乐了， 我已经知道音乐应该有的合适的篇幅和音量。实际上，莱昂内赋予音乐很高的重要性，他不仅在电影里预留了很大的篇幅，而且他认为，音乐是故事讲述的基本要素。这些因素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

　　B：你和他有过冲突吗？你是怎么解决的？

　　M：我们会就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这总是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法。这是作曲家和导演之间常有的情况，我相信那是一件好事。

　　B：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

　　M：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很晚了，我们正在为他一部电影的音乐录音。莱昂内和技术人员都出去喝咖啡了，我就躺在录音室的沙发上。睡觉的时候，慢慢地，我听到耳边不断有人用扩音器对我说：你的音乐很烂！真的很烂！于是我惊醒了！然后我才意识到那是莱昂内想要叫醒我……那真是一场噩梦啊！

　　B：在你的音乐生涯当中，谁是你最在乎的？

　　M：当然还是莱昂内，是他让我的音乐有机会被大众所聆听，包括其他导演和制作人。

　　B：除了他以外，你还合作过很多世界上重量级的导演，当然，也有很多一线的演员，在他们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

　　M：我和所有一起工作过的导演都合作得非常愉快，有些导演还合作过不止一次。导演和作曲家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都有创作。尽管导演是主创，但是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有时候他也不能预见作曲家的最终成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作曲的时候，我从来不注意影片当中的男女主角，我在乎的是导演跟我描述的电影主人公的心理特点。当然，在漫长的事业生涯当中，我特地为美丽的女性谱写过曲子，比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面的莫妮卡·贝鲁奇、《西部往事》里面的克劳迪娅·卡迪奈尔。

　　学会在传统音乐中自由表达

　　B：在上世纪60 年代初投身电影界之前，你一直致力于管弦乐指挥和室内乐创作。你是怎样进入电影世界的？

　　M：在为电台、电视台和剧院作曲以前，我为交响乐做些简单的编曲工作，之后就为电影配乐了。我想，我的音乐经历很丰富，编曲的工作对我后来电影配乐的工作帮助很大，因为它让我心胸开阔，并且不断去尝试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和音响类型。它教会我如何对工作负责，就像我之前说的，时刻牢记作为一名作曲家，必须让配乐辅助电影取得成功。

　　B：回到你在罗马的成长经历，它是怎么影响作为音乐学院学生，后来成为作曲家的你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印象来自电影的生动描述，特别是罗伯·罗西里尼导演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后来你是如何为那些背景设在那个时代的电影配乐的，比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M：实际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不单单将故事的背景设在那个历史时期，讲述一个青少年爱上了莫妮卡·贝鲁奇所扮演的女主角，而且西西里本身就是战时有名的地方，比方说那个村落广场。我的战时回忆很模糊，因为我当时还小，根本就不晓得那时在打仗。当然，我记得当时学习的途径很少，同时我必须作为一名音乐家帮助父亲，弥补不足。我唯一有印象的是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爆炸，那真的把我吓到了。

　　B：你曾提到过罗马圣塔西西利亚音乐学院的老师Goffredo Petrassi 对你的影响。他是如何影响到你的？唱诗班的学习对你日后作曲有何影响？

　　M：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还是一位很棒的老师，他影响到所有他的学生，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作曲家。Petrassi 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强迫学生遵循一定的音乐路径，而是让他们自由发展，使他们形成自己的音乐表达方式，发挥自己的音乐才华。他对我的影响首先是道德上的，他教会我作为一名作曲家，一定要认真投入工作，否则就会陷入舒适与平庸。

　　B：能跟我们讲一下早期在音乐室编曲的经历吗？

　　M：在RAI 管弦乐团与唱诗班的时候，我负责为一些那不勒斯歌曲编曲。这以后，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意大利分公司邀请我去为一些意大利的流行歌手做编曲。路易斯·巴卡洛夫和我分别负责不同的艺人。我们的任务就是竭力让歌曲获得成功，否则RCA 就要倒闭了。这是一项重要的义务，我记得第一份工作就是做“Il Barattolo”，这在后来获得了成功，我非常高兴。

　　B：事业初期，你对约翰·凯奇和其他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很感兴趣。他们是否影响到你的创作？

　　M：和所有当代作曲家一样，我也很想知道现代作曲都是何种类型。除了音乐实践以外，我还研究前卫作曲家和约翰·凯奇的作品。这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当时音乐的写法。一段时间过后，我意识到作曲家可以不断探索，创造出新的音乐，但是这些实验的成果应当受到听众的检验。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音乐和当代音乐对我帮助都很大。实际上，前卫音乐对传统音乐模式和规则的反叛让我在作曲时心胸更加开阔，更加自由。

　　B：你怎样看待你早期的音乐作品？

　　M：我的音乐语言是随着年月不断变化和改良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我的第一批电影配乐很不错。而且，当我为电影配乐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新手了。我之前就在电台、剧院和电视台从事编曲工作，之后还帮电影录配乐的管弦乐团做作曲和编曲。

　　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雇员

　　B：音乐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还只是职业？

　　M：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爱上了音乐，所以它总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后来它成了我的工作，有机会全职做音乐让我对它的爱不减反增。而且，我认为每个人，尤其是那些从事创意工作的人，应该为他们所热爱的东西奉献一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做的，因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B：2007 年，你曾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演奏。

　　M：当得知被邀请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演奏以庆祝他的上任时，我感到非常惊喜与荣幸。这场音乐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演奏的场地不是专门的音乐厅，而是各国代表齐聚一堂，为人类难题寻求解决办法的地方，也是较为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基于这些考虑，我在联合国演奏了一首《寂静之声》（Voices from the Silence）。这首曲子起初是为了哀悼“9·11 事件”死难者而创作的，后来我决定把它献给所有在人类历史上被屠杀的死难者，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第二天，我们又在纽约的无线电城演出，那是全美最好的音乐殿堂，在那里，我们只演奏了电影音乐。我还记得媒体和观众都很热情。

　　B：2001年起你开始巡回演出，是什么促使你“在路上”的？

　　M：说实话，尽管近年来不时为音乐会演奏，但我从来没想过会办一场真正的专场音乐会。2001 年，我被邀请到伦敦的芭比肯中心演出，然后是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我的巡回音乐会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最近几年，我总共演出了大概120 场。我很喜欢一大群现场观众使我和我的音乐产生的效果，那让我印象深刻，感触良多。

　　B：这些年，你频繁来到亚洲，这些经历有没有给你创作上带来灵感？

　　M：有。近几年，我在亚洲开过音乐会，在东京办了5 场，大阪一场，还有两场在首尔。很多年前，电影《马可·波罗》在北京取景，我跟随导演朱里亚诺·蒙塔尔多来到北京，并在那里完成电影配乐。对我而言，亚洲是一块遥远的大陆，然而，我的人生观跟亚洲精神和亚洲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总是希望它能够离欧洲近一点。因此，创作的时候，我不仅仅在音乐技法和感觉上下功夫，而是把亚洲的思想真正地融入到作品当中。

　　B：你已经81 岁了，还没有停止工作，坚持四处演出。我们都很惊讶你的体力。你是怎么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的？

　　M：我希望我的音乐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顺便提一下，和以往其他作曲家相比，像莫扎特、巴赫等，我几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雇员。那纯粹是自律的问题。我每天工作都很有规律：清晨4 点半醒来，做一下运动，吃早餐，然后上街买份报纸，接着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午饭时间；下午，我会和导演或者制作人开会。如果有录音任务，我早上9 点就会到录音棚，中午休息一下，然后一直工作到很晚。当然，正常来讲，没有现场表演的话，我睡得很早。

　　B：接下来有为新电影写配乐的打算吗？

　　M：我最新的作品是朱塞佩·多纳托雷的《巴阿里亚》（Baaria）。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它代表了多纳托雷电影理念和技巧的进步。电影时间跨度很长，它讲述了主人公和他家族的故事，其中还掺杂了一些很棒的小技巧，从而使电影更加有趣，更加贴近观众。我为这部电影写了很多音乐，有些甚至在开拍前一年半就根据导演的描述写好了。然而，录音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最近终于完成了，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