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日前获悉，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精选了《义勇军进行曲》不同时期的珍贵录音，编辑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录音珍版典藏》专辑唱片，为纪念和回溯历史提供了新的视点。这套专辑收录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75年来不同时期的21段珍贵录音，见证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自立自强的艰难曲折历程。

　　1935年百代公司录音版

　　1934年，著名左翼剧作家田汉在写成《风云儿女》电影剧本后想为影片写一首主题曲歌词。一天，田汉忽然文思喷涌，手头找不到白纸，匆忙中将词写在香烟盒的涂锡衬纸上。未几，田汉被捕。聂耳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他在1935年3月下旬谱成初稿。不久，党组织获知国民党政府准备逮捕聂耳，安排他立即赴日本学习，《义勇军进行曲》被带到日本修改定稿，4月下旬寄回上海。

　　时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立即着手唱片的录音准备工作。贺绿汀推荐侨居上海的俄籍犹太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1894-1965）为《义勇军进行曲》进行和声配器。1935年5月9日，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完成。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版录音，出版时的唱片编号为34848，录音模版现藏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版库。

　　《义勇军进行曲》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伴随着“一二·九”学潮和救亡运动的汹涌浪潮、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它激越铿锵的旋律、悲壮震撼的歌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

　　l936年6月7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刘良模发起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音乐大会，刘良模指挥1000名会员带动5000名群众齐声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刘良模（1909-1988）1932年毕业于教会主办的沪江大学，抗战时期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以歌咏大会、歌咏比赛、广播演唱等多种形式传播和推广《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进步歌曲，在青年群众中广有影响，时有“天下无人不识刘”之说。

　　第一版国歌演奏录音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国歌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51年，中国唱片厂的前身人民唱片厂为满足国歌播放的需要，录制出版了由铜管乐合奏和管弦乐合奏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粗纹唱片，其演奏和录音水准今天听来会觉得不尽理想，但作为解放后第一版国歌专用演奏录音，弥足珍贵。

　　1959年，中国唱片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录制出版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片，这是第一版风格成熟、音色圆融、表演较为完美的全套标准国歌专用唱片。该版音色柔和，层次细腻丰富，铜管乐器和大鼓的演奏尤为出色。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1978年集体改词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田汉被打成了叛徒，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也被禁止演唱，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没有对“文革”和极左错误路线进行全面清理，有一部分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国歌新词。最后国歌的作者被标注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1978年集体改词版专用唱片的组合形式也比较特别，由管弦乐伴奏合唱、钢琴伴奏合唱、吹奏乐、管弦乐四种演奏演唱形式组成，其中的钢琴伴奏合唱版非常罕见。1978年版的整体风格有明显的“文革”时代影子。

　　1983年恢复原词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中的错误得到全面清理，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也得以平反昭雪。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恢复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于1983年初录制出版了新版全套标准国歌专用唱片，该版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版立体声录音，演奏、演唱细节丰富生动，层次清晰有致，气势雄浑壮阔。小号的音色柔丽清澈，铺垫、渲染得当，予人印象深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乐评人王勇说：“国歌演奏演唱水准和录音制作水准的提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们祖国的进步和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