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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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悬生在大陆，她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本名焦安溥的她有个比她更出名的父亲--两岸谈判的第一任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
按父亲原先的设想，张悬应该一路安稳地上大学，念经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过安定的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两星期内跑了内地6个城市巡回演出，即使上了精致的妆，也掩盖不住疲倦的面容。
有乐评人这样评价张悬：她是惟一一个身在四大唱片公司，还能用地下音乐的“live house”形式进行传播的艺人。无论身处多么光鲜亮丽的舞台，她总是怀抱一把吉他，演唱起来不急不缓，每首歌间隙都不忘和台下的歌迷们聊聊天。话题关于生活、音乐，还有她的迷茫和反思。这样的演出方式从她18岁开始在台北女巫店酒吧驻唱一直持续到今天。区别只是现在台下歌迷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她也有了在KTV传唱的金曲《宝贝》。
采访伊始，张悬问我，“我能不能抽根烟？”然后手忙脚乱从包里翻出五六个烟盒，大部分已经空了。找出一根点上，“这样才有感觉。”事前，做过她一天助理的朋友善意提醒，“你最好带瓶啤酒过去跟她聊，这样她会很high。”
那天没喝酒，但1个半小时中，张悬手上的烟一直没断。
台下她会爆粗口，抽烟、喝酒，性取向也饱受猜疑。“这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我。”张悬说。
人物周刊：当年你爸妈让你去寻找你的梦想，但其实音乐和学业也不是很冲突，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学校？
张悬：很多人把音乐当作梦想，但它从来不是我的梦想。选择音乐是因为当时我理解，音乐可能是我天生就比较知道要怎么做的一件事。比起再花6年时间去念大学，然后去学会计、财经或是法律来讲，更能够发挥。这其实就是很好的谋生能力，也能成全我的人生。
人物周刊：《关于我爱你》里有一句歌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你拥有的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张悬：我拥有和失去的，没有办法细分。比如说最早打击你的人，可能是这辈子最念念不忘、满怀感激的人。说不定他骂你的一句话，是你这一辈子都可以对照的一个东西。又比如当年对你很好、很殷勤的一个人，说不定你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不过是一种互相过分需要的人际关系。
人物周刊：你现在发表的一些作品，像《南国的孩子》，都是很久前写的。现在的心境和写歌时是不是已经不同了？
张悬：我希望透过这个东西去鼓励大家，生而为人，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种族，你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社会上有很多人是在求生存，他们的岁月就是漂泊。你看泰国劳工、菲律宾劳工，或者台湾东部原住民，他们在城市里面，即使不被压迫，也不会被这个社会所关照。今天台北出了什么好东西、坏东西，他们还是过得一样辛苦。我觉得社会的运转需要各个阶层紧密联结，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向上流社会走。不是买个5万块的包包你就进上流社会了，因为心态还不上流，只会看到物质的泛滥。劳动阶层、中产阶层是很重要的族群，大家都只关注上流社会，却没有发觉如果要整个社会健康，最后取决于这一部分人。
人物周刊：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可以有一天或一年时间变成世上任何一个人，体验他的生活，你想变成谁？
张悬：（沉默良久）如果是一天，我希望可以体验张爱玲的生活。如果是一年，我希望成为埃米莉·狄金森。
我觉得在失控边缘的东西才是艺术。少一点失控就还有限制，跨到失控边缘的极限，那个表面张力就是艺术的境界。她们两个都有做到。
人物周刊：你在音乐上追求的是什么？
张悬：我生活上比较激烈，有自己的原则。但在文学和音乐上，我反而比较希望自己做的是恒温的东西，而不是一下子喊个口号出来，以为就能够开始改革了。我看过无数例子，如果你的呐喊非常耸动，却没有持之以恒的东西，这东西终将变成一个泡沫化的古迹。我想的是每张专辑都能够留下一些恒定的东西。
人物周刊：是否担心有一天被掏空了，再也写不出歌？
张悬：我不会勉强自己去做知道做不好或做不到的事。我常在想说不定某天早上醒来就发现自己江郎才尽了。但这不会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事情。最恐怖的是我说想放弃了却被迫要做音乐。如果有天我说“谢谢大家，我下台了，巴厘岛见，菜市场见”，我希望别人会理解，这是我对音乐能够做的最后一件有诚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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