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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华语音乐的2009 关注大事凝视生活

2010年02月20日09:55
五条人的专辑《县城记》封面
五条人的专辑《县城记》封面

来自广东汕尾小县城海丰的民谣组合“五条人”主要由两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被誉为音乐版的侯孝贤电影。图/五条人
来自广东汕尾小县城海丰的民谣组合“五条人”主要由两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被誉为音乐版的侯孝贤电影。图/五条人

  (来源/南方周末 文/张铁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陈珊妮在2009年发行的特别单曲《双陈记》如此唱着。

  这当然是句老话,但特别适合于这个诡异的时代。毕竟,这一年大事不断,而每个人总也有许多小事在生命中激荡着。

  主流流行乐大多数依然乏善可陈,歌手们唱着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与我们生活无关的歌曲,“纵贯线”不停地在所有华人角落奔走,赚钱。

  在这样的沉闷气氛中,争议四起的曾轶可点燃一抹奇异的火花,入围南方周末年度音乐榜引起了不少人的惊讶。

  主流音乐之外,摇滚之火,持续炽烈,两岸皆然。独立摇滚逐渐从地下爬起,声音越来越喧嚣,摇滚音乐节越来越像狂欢乐园,但这把火至今还没有烧掉什么。

北京新锐摇滚Carsick Cars(晕车的车)乐队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北京新锐摇滚Carsick Cars(晕车的车)乐队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近几年犀利浮出水面的两支北京摇滚乐队Carsick Cars(晕车的车)和“重塑雕像的权利”都在这一年推出新作。“重塑”在发行EP的四年后,推出首张专辑《Watch Out,Climate Has Changed,Fat Mum Rises……》,但没有如当年出版EP时引起风暴。 而Carsick Cars的第二张专辑《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旋律 更悦耳,虽然音乐上未见突破,但歌词的思想更深刻,被喻为“当音速青年遇上鲁迅”。台湾的领头乐队1976,新专辑《不合时宜》结合流畅性与先锋性,无愧于台湾当前最好的摇滚乐队,可惜在大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Carsick Cars同门师弟嘎调乐队的首张专辑《嘎调》企图心雄厚,为华语吉他摇滚开拓出新的边界,现场演出也颇为摄人,2009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与D22先锋音乐节上,嘎调的现场成为亮点。

  摇滚新青年们的探索之外,左小祖咒在这一年先是重新制作出版了他的旧专辑《走失的主人》(这张专辑是1990年代末中国地下摇滚的重要代表),其后,又在年底出了新专辑《大事》。《大事》维持了左小祖咒一贯的精彩制作与尖锐思想,其中的单曲《北京画报》准确地掌握时代的矛盾与荒诞,堪称年度歌曲。

  在台湾,摇滚老将赵一豪在沉寂多年之后,发表了多年来的新专辑《旅行Tripping》。赵一豪是1980年代后期台湾庞克摇滚的先锋,不论是他的乐队Double X或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1989)都是华语摇滚的先锋之作。新作《旅行Tripping》的冷调电子更为黑暗、低沉,一如二十年前,他依然迥异于时代的主流氛围。

  2009年是华语乐坛民谣成果丰硕的一年。台湾城市民谣的代表人物张悬、陈绮贞分别出版新专辑《城市》、《太阳》。其中张悬,无论是在音乐表现或是思考格局都更为成熟,关注主题从个人扩大到城市与人群。台湾新生代民谣歌手Finn的首张专辑《我小时候是嬉皮》温暖动听,诚实反思一个城市文艺青年的生命焦虑。

  香港电子民谣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新专辑《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是2009年最富政治性的民谣专辑之一,歌曲在幽默与轻盈的 旋律之间,体现近年香港“80后”对社会的关注和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另一支“社运”取向的乐队“迷你噪音”是一群各自身怀音乐绝技与社会热诚的音乐人,新专辑《多么美好》在从容之间令人动容。

  以社会性而言,台湾去年三张非城市民谣作品都是2009年的重大收获。前“交工”乐队主唱林生祥和作词者钟永丰无疑是今日华语民谣最有力量的创作者,去年交出第三张个人专辑《野生》,以女性生命史为叙事主线。台湾原住民女歌手巴奈和台东在地音乐人组成新团体Message,去年出版同名专辑,在原住民古调上进行创新,用音乐传递出原住民处境的信息(message)。新乐队“农村武装青年”的首张专辑歌唱这两年台湾的重要社会运动,简单的乐器配置,却能产生暴烈的能量。

  大陆在2009年也涌现出特色各异的民谣作品,如钟立风《疯狂的果实》、李志《我爱南京》和马条的同名专辑。游走在民谣与先锋音乐间的小河,其新专 辑《身份的表演》更像一场人声实验表演。最值得一提的是周云蓬(2007年南方周末原创文化榜华语音乐得主)为贫困盲童募款的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内容精彩,封面设计精致,也是民间力量以音乐介入社会的实践典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谣组合“五条人”的《县城记》。“五条人”的主角阿茂和仁科是两个质朴的青年,生活在广东小县城海丰,他们用一把吉他、一把手风琴,用地方的方言叙述着县城中他们身旁人们的故事,歌唱着他们的幽默与苦闷,讽刺与残酷。在这个虚幻的盛世中,“五条人”的音乐显得真实、诚恳,并不是沉 溺于个人情感,而是透过底层的生活让人们一窥时代的矛盾,而这正是民谣最根本的精神所在。

  2009年9月,深圳建筑双年展有一个特殊作品,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和其“弱”建筑“茧”,“五条人”为其进行了现场演出——在夜晚的温暖火堆前,即使大部分观众都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却依然被音乐的巨大感染力所打动。事实上,没有比这个场所更能体现“五条人”的精神了——“茧”的背后是深圳高速发展所建构起的宏伟建筑群,谢英俊的作品正是要反思这种发展经验,强调“弱”的生命力,一如“五条人”的音乐之于这个时代。

  当主流音乐彻底沦为苍白的娱乐,所谓独立摇滚日益成为温驯的噪动,“五条人”、林生祥的出现,《红色推土机》、《大事》的推出,2009年的华语乐坛昭示了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仰头兴叹盛世“大事”,还是低头凝视个人生活,音乐都可以在庞大商业机器的扭曲搅拌中,坚持它反映和介入时代的原创文化力量的本性。

责任编辑: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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