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邹振东
一定要有一个设计，让普通民众能够向世界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意愿，表达他们的喜怒和哀乐
2011湖南卫视快乐女声全国总决赛，摆明了要长久地折腾观众脆弱的心，12进11、11进10、9进8……炫酷的舞美，选手的眼泪，粉丝的狂欢，仍掩饰不了某种后现代的荒诞：几万人的场子，几百万的灯光音响，电视机前几千万人的围观，几个小时的节目，就是为了整场只淘汰掉一个人吗？
但每一次最后的PK还是令人震撼，两个选手站在舞台，等待着一千个大众评委最后的生死裁决，表决的方式就是座位前的AB两个按钮。黑压压的看台，按区域依次打亮，一直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被聚焦，整个区域的座位图被投射到巨大的屏幕，光标走过，每一个座位根据其投票给谁立即变红或变蓝……现代技术至少在这一个环节让造假已经不太可能，但每两百张选票总有若干张废票显示，还是有人不习惯这样“高科技的民主表达方式”。
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我不禁热泪盈眶。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在走向最后的岁月是有些征兆的，那就是突然话很多，频繁和老家人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声音特别大，一些几十年前的鸡毛蒜皮的纠结都被扯出来。事后我才明白，父亲似乎要把自己清白的一生做一个交代。但这样的说话，几乎耗光了他最后的体力，他开始没有力气说话了。
有一天，他一直想表达，但是话已经听不清楚了。于是我们就猜，猜饥渴、大小便，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猜，父亲都摇头，父亲抓住母亲的手写字，但还是看不懂，父亲用手指指母亲，又指指自己的胸口，哥哥说：您是不是最挂念母亲，放心不下，要我们好好照顾她？父亲深深地点点头，一滴眼泪从眼眶里滚出来。
后来我总结出造化要让人离开这个世界，第一个征兆就是让他不能走路，第二个征兆就是让他不能发声。而不能说话比不能走路更加糟糕，有求无法必应，因为你喊不出来，别人也听不到。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给父亲买一个小铃铛，父亲如果需要我们，摇一下铃铛就可以招呼我们。父亲显然对这一个创意非常满意，他将铃铛的绳子缠在自己虚弱的手指，24小时不离手。
父亲后来送到重症隔离病房，我们一天只能看望他几分钟。我们一再交待护士注意听父亲的铃声。一天凌晨三点，护士紧急叫我们去病房，原来父亲突然声嘶力竭地想说话，但护士始终听不懂，担心是不是父亲要最后留言。我们兄弟轮流贴在他氧气罩旁边，辨认他的声音，猜了几十次，才终于听懂了父亲在说“手”，原来父亲手被压到了，却没有力气翻身，可怜的父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却无法告知他的难受，我们连忙抬起父亲被各种管子缠住的手，在那被针管扎得百孔千疮的皮肤表面上轻轻按摩，父亲立即表现出无比舒服的表情，我们的眼泪一滴一滴。
十分钟后，我们还是被护士请出重症病房，这是医院的规定。后来的几天，护士没有再叫过我们。我们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他艰于表达的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只知道父亲最后一刻，铃铛还缠在他的手上。
人们只有无力表达，才会深刻体会到表达是多么重要，如果没有声音，也要有表情，如果看不到表情，也要让世界知道自己的意愿。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可能有许多途径可以给予公民有价值的发言权，让他们的声音得到认真对待。但不管什么途径，都得有一些可操作的安排，用各种方式让公民发言。选择并不是单一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言是对的：不管以什么方式，人性要发展，就必须能够说话。”
我想稍微改变一下：人性要不淹没，就必须能够表达。
所以，我必须向我的同行致敬。在一个选秀节目，时长的限制，节目的需要，节目设计者不可能给所有人同样的表达机会。有三个评委，他们可以话很多；有微博评委，他们话虽少却都有机会，节目不可能让成千上万的观众都说话，但仍可以设计一个让他们按表决器的机会，即使没有声音，却仍能够表达，并立即能够在大屏幕上验证自己表达的意愿被真实地呈现，被确切地统计，而且真正能影响到事情的结果。
同样，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如果他们的声音一直只能被代表，如果媒体的框架和议程也无法直接传达他们的声音，那么一定要有一个设计，让他们能够向世界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意愿，表达他们的喜怒和哀乐，至少，要让他们能够表达：他们饥，他们渴，他们冷，他们热，他们不时要翻翻身……
按照医学要求，父亲在医院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做了环保处理，只有那一个铃铛我们留下来，这是父亲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岁月拥有的最后的表达工具，是我们和父亲的心联系的最后管道，铃儿响叮当，它传来的声音，美如天籁……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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