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第一部分
苹果头俱乐部
第一章 一个新朋友
第二章 梦幻庄园
第三章 告别正常
第四章 非凡世界
第五章 磨难
第六章 两个世界
第七章 创造历史
第八章 思维导图
第九章 新晋父亲
第二部分
弗兰克•泰森和杰克逊先生
第十章 大步向前
第十一章 新处境
第十二章 梦幻庄园的生活
第十三章 一百首歌
第十四章 无助
第十五章 意外
第十六章 触底
第十七章 演出继续
第十八章 插曲
第三部分
迈克尔和我
第十九章 疯而有道
第二十章 误解
第二十一章 诬告
第二十二章 公正
第二十三章 和解
第二十四章 难以置信
后记
致谢
译后记 /
第十四章 无助
圣诞节不过是《无敌》繁重的制作过程中的一次短暂小憩。制作中遭遇的困难,一些是来源于迈克尔的完美主义,一些是源自他热切想要在他孩子生命中占据重要角色的愿望。但更大的困难,却是迈克尔生活中一个持续发酵的问题的结果:他对处方药的依赖。就在200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越来越担心。
之前,一切并非总是如此。当我首次开始为迈克尔工作时,我曾因他身体上的痛苦而给医生打电话让他们来诊治。我目睹了1999年慕尼黑演唱会上他从天桥上危险地坠落,以及从那以后他遭受的长期背部问题。他明显很痛苦。各种医生给他开了一堆止痛药:维柯丁、扑热息痛、赞安诺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迈克尔继续接受皮肤病医生克莱恩对他白癜风病的治疗。治疗过程本身非常痛苦:迈克尔需要忍受五十根针扎入他的脸部——打我记事以来,已经很多年了——这个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会开杜冷丁来镇痛。
杜冷丁也是他在拍摄百事广告出意外后用的药,还是我在“危险”巡演中无意看到医生用来帮助他睡眠的药物。这本来一直是用以对付他短期疼痛的实用而合理的计划,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当我们在1999年夏来到纽约上东区的联排别墅时,我很清晰地看到迈克尔的药物使用在升级。有几次,他会让我叫来一个医生,几个小时后再叫来第二个医生,给他注射第一个医生已经给他用过的同样药物。
迈克尔总是警告我远离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他自己也遵循这个警告。但他并不把美国药监局批准的那些传统的药物视同于非法药物。他在为他的慢性病寻找一种解脱,想要恢复得更好,因此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这个情况在联排别墅里变得更加让人困惑,某几个星期里,有一个麻醉医师开始每周两三次地出现,以帮助迈克尔睡眠。我直接给这个人支付现金,因为迈克尔所有的医疗问题都必须避免曝光,它们的开销也不得记录在册。这个医生对我说话直截了当。
“我做的就是。”他说,“让迈克尔睡几个小时。然后让他从睡梦中醒来。”这是迈克尔在慕尼黑事故后,我亲眼目睹的同一种治疗。医生会在迈克尔的房间里安置好器材和点滴,然后关上房门,和他一起在里面待几个小时。他说这种治疗有风险,但他向我保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答应永远不会危及迈克尔的生命。他的坦率和诊疗的技艺让我信任了他。
无论这个医生做了什么,看起来都还不错:在治疗结束后,迈克尔会显得头脑清醒,休息良好。我一再目睹但并没有意识到迈克尔被注射异丙酚,这种强力麻醉剂只在医院使用,是为了做外科手术而让病人入睡的药物。可想而知迈克尔有多痛苦,随之而来的睡眠问题有多严重。当他的日程安排要他在这天早上早起工作、不得迟到时,他会发现自己很难早早睡着以获得足够的休息来确保他的表演。在那些夜晚,他无法入眠,除非注射这种危险的药物——而这种药物最终要了他的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这没事、很正常。我没有想到他有药物问题。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看到医生们来来去去,尤其是在巡演的时候,迈克尔压力很大,需要帮助才能入睡。我以为他只是有严重的医疗问题,需要药物来治疗。
可是,当《无敌》专辑的工作继续进行时,我变得越来越担心。我知道迈克尔需要药物来对付他皮肤诊疗期间的痛苦:这说得通。但其他某些药物的必要性,则看上去让人生疑——那些治疗他长年痛苦的药物、那些帮助他睡眠的药物。显然我不想要迈克尔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也不想要他失眠,可是,持续使用药物很明显正在带来严重后果。迈克尔的身体状况带着他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甚至连给他注射异丙酚的医生都告诉我:“我不能一直这样做。”这句话被我看做是用药开始变得过分的标志。
迈克尔不是一个瘾君子,从未表现疯狂或追求快感。可是,我警惕着所有的药物,尤其是杜冷丁,迈克尔曾在他《血染舞池》专辑里的《吗啡》一曲中唱到过它的诱惑。我不喜欢药物对他的影响,它让他变得迟钝。在稀里糊涂中,他会读杂志、看电影,但当药劲过后,他的情绪会变得疯狂、激烈而暴躁。这不是我了解和热爱的迈克尔。此外,药物看起来加剧了他的疑心病。
除了我在迈克尔身上目睹的药物反应外,我还对杜冷丁有亲身体验。2000年初,我们在洛杉矶为《无敌》工作,迈克尔当时和我、三岁的普林斯、两岁的帕丽斯和保姆格蕾丝在环球影城的步行街上。迈克尔化装成了一个阿拉伯酋长,而我穿着西装。那天,这个地方非常拥挤,当我们进出商店购物时还下起了毛毛雨。然后,我们突然环顾四周,发现普林斯不见了。
他只丢了一会儿,我猜到了他可能会去的方向——走向某个玩具或激发他想象力的卡通人物。我朝那个方向冲了过去,但人行道很滑,我摔倒了,重重地扭到了我的左腿。但我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于是我站了起来,没有注意到腿上的疼痛。
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个女人走过来,手里牵着普林斯。她说:“我看到你和这个孩子在店里……”一瞬间,我们将他团团围住。一切安好。普林斯没有跑太远,也没有陷入真正的危险,但这真是让人后怕。
如今普林斯是安全了,我却开始感觉到巨大的疼痛。我几乎不能走回汽车。当我们回到酒店时,我整条腿已经肿起来了。迈克尔把我扶上床,在我腿下放了枕头,并叫来了医生。这是一次奇怪的逆转——他来给我叫医生。实际上,看着他拿起电话拨号就感觉很奇怪,通常都是我为他准备好电话。但迈克尔一直都是个好护士。无论何时,我——或其他任何人——感冒或发烧了,他都能确保送来纸巾、药、茶、维他命和任何需要的东西。他会每小时查看一次还有什么需要的。有一次圣诞节在梦幻庄园,一头猩猩咬了我弟弟多米尼克的手指。尽管消防部门的医疗人员已经清洗并包扎好了伤口,但迈克尔还是让他的医生——他正在和家人过节——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到梦幻庄园来给我的弟弟做检查。
这次在纽约,医生来检查了我的腿并宣布说是严重的扭伤。他给我开了杜冷丁来镇痛,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验这种药物。当迈克尔听到医生开具的处方后,他收集了一些杂志给我读,在旁边的桌上放了一杯水,并确保附近摆有一瓶花,因为,他说:“你应该有这些花儿的能量和色彩。”然后他告诉我当杜冷丁起药效的时候,我会感觉怎样。
“一切对你来说都会变得非常美丽。”他说,“你的脚趾首先会有一阵麻刺感,然后渐渐爬上你全身。”一切都像他描述的那样。他是对的,杜冷丁带走了疼痛。它还让我感觉平静、放松和快乐。
我并没有伴随着慢性疼痛而生活,但正如我治愈腿一样,这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来康复,我品尝到了总在痛苦中的滋味,难以入睡。我只想要痛苦走远,但明白了一个在这样状况下的人或许会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去寻找解脱,也明白了摆脱身体痛苦的同时会伴有诱人的副作用。如果你对生活不开心,药物就有力量让你忘记不快乐。我开始相信,迈克尔也许在拼命减轻他生理和心理痛苦的同时,将两者混淆了。
然后,在我康复的那几周里,迈克尔说了一些东西,让我更进一步地一瞥他和药物的关系。他的脸上挂着奇怪的表情,仿佛并不确定他要透露多少隐情,他说:“有种医生不能检测和诊断的东西,那就是痛苦。如果你告诉他们你很痛,他们便必须根据你的感觉来治疗你。”
这就像是他在让我知道一个黑暗的小秘密,一个可以让滥用药物成为合法的借口。没有人能量化他的痛苦,所以也没有人能质疑他依赖药物减轻痛苦的必要性。
当我们2000年11月回到四季酒店时,麻醉师的来访停止了。但有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迈克尔叫过了酒店的医生。他在谈他的生意——与凯伦交谈并拨打其他商务电话——但我可以看出他有点辨不清方向。第二天早上,我态度坚决。
“你不想像猫王那样结束吧。想想你的孩子们。看看丽莎•玛莉和她经历的一切。”
他并没有对我的担忧不理不睬,这本会让我确信我是对的。相反,他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弗兰克。”他非常真诚地说,“我没有问题。你不相信我?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并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开口道,但之后,就在我的眼前,他给他的皮肤病医生克莱恩打去了电话。他免提了电话,让医生确认他被注射的杜冷丁的药量是安全而合适的。我算什么,可以去和治疗了他15年的医生吵?迈克尔是对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同的,也许他的精神非常强大,所以哪怕是药物都无法将他击倒。而且很多日子里,确实也并没有医生来访。如果他真是一个瘾君子,我问自己,他难道不需要每天都用药吗?我很担心,但因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正确的行动。
以上的对话或许暂时结束了我们对此的讨论,但这并没有带走我的担忧。我担心迈克尔,但也开始担心起我在他的医疗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待在酒店时,他常常把酒店的医生叫到他的房间,而医生不可避免地会给他开处方药。我则会向医生解释说,他开的药量对迈克尔来说尚不足够,他需要更多的剂量。为了保密,一些处方药开在我的名下。刚开始,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迈克尔能驾驭他的问题。我习惯于他不按常理地生活。玩具反斗城会为他在午夜开放,街道会被封锁以便让他通行,所以医生在私下交易也很正常,处方药不能开在他名下也说得过去,他需要强得多的剂量也合乎情理。他是迈克尔•杰克逊。尽管这些证据碎片让人不安,但它们只是迈克尔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长长列表上的一小部分。也许他真的需要这些药物,也许它们对他的影响确实与对其他人不同,不然医生为什么会那么愿意开它们?
不过,尽管作为迈克尔•杰克逊可以让他超越常规,但并不能让他免受药物的影响。有时他会在看完医生后马上就去开会,两眼无神,昏昏欲睡,言语含糊。最糟糕的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但是,只要正巧在旁边,我就会取消会议,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迈克尔这个样子。但如果我出去参加其他商务活动的时候,他常常会继续开会。在一次会议后,迈克尔的一个朋友和同事希姆利(Shmuley)拉比告诉我,他很担心迈克尔,并问他是否一切都好。
“是的。”迈克尔告诉他,“我用了药。这让我有点迷糊。”
几场这样不靠谱的会议让我坚信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但我从未阻止过迈克尔做任何他想做的事,这并不是我们的动力。我会在他不应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诚实地告诉他,但没有告诉过他不能去做什么。
我最初的做法简单又直接。
“你用了太多的杜冷丁。”我告诉他。
“你觉得我有问题。”迈克尔说,“但我没有。你见到了在慕尼黑时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能呼吸,不能睡觉,你完全不知道在如此痛苦中的感觉。我明天必须工作,如果不睡觉,我怎么能去录音室?”
正如他曾告诉我的那样,很难与人争辩他对自己痛苦的衡量,但后来我才沮丧地发现,我遵从了这种貌似有理的智慧。我接受了他的答案,一部分是因为医生做了担保,一部分是因为迈克尔超乎每条常规,但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这是他亲口说出的话,这个男人在我的一生中引导着我,很好地引导着我,这个男人也总是在告诉我不要滥用药物,不要成为瘾君子。去想象他在这时可能把我带入歧途,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的父母明显没有像我一样时刻跟着迈克尔,他们并没有像我那么了解他的行为。有一次在南非,我的母亲和迈克尔待在一起,这时一个医生出现了。
“我给他开了些药,帮助他睡觉。”医生告诉她,“每个小时查看他一次。”这对我母亲来说简直是新闻。迈克尔从未将他生活的这一面展现给我的家人,因为他不想给我的父母或其他小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就如同他把酒倒进汽水罐,他并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或本身有什么错,但他就是不想让人们产生错误的印象。所以我的母亲很少知道迈克尔和医生之间的事——那个夜晚是我唯一能想起来的——且并不清楚这只是一个更大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当医生到来时,我的母亲就像我一样,一定认为他和迈克尔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当迈克尔2000年圣诞节到我们家时,他也许带来了一只狗,但他也带来了他的习惯。从未有医生来过我们家,但有天晚上我父亲完成工作回家后,注意到迈克尔在使用某种药物。他坐下来对他说:“迈克尔,这对你不好。”
“不,多米尼克,没关系的。”迈克尔结巴道,“我很好。我必须用了它才能睡觉,但我很好。”但我父亲才不相信。
“我不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但请小心。拜托,拜托你小心。我爱你,但也许这次你有点过头了。”
他们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迈克尔最后说:“你是对的,多米尼克。你是对的,也许过头了。”
那晚过后,迈克尔再也没有把药物带到新泽西来——这至少证明他知道了他这样做是得不到我父母认可的。尽管我的父母总能把迈克尔拉回现实,但当他远离他们的控制范围时,他们也是鞭长莫及。
他们的远离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看到或经历迈克尔对药物依赖最严重的时候,尽管我常常考虑这件事,但我并不渴望把这个信息与他们分享。简而言之,我并不想让他们更操心,因为他们已经很操心了。不幸的是,他们可能是我唯一能与之推心置腹我的担忧的人。我没法去寻求专家的帮助,不能和我的朋友谈起如何去诊断或处置我能力之外的问题。我想解决它,但不想冒风险让这样的新闻曝光。我内心的一部分感到我有责任,另一部分则对迈克尔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感到异常失望。
唯一能与我谈论迈克尔的“药物”的人是凯伦,他的行政助理。她了解情况,多年来一直帮他安排皮肤病医生的预约。有时我会打电话向她哭诉:“凯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凯伦并不比我更了解情况,但她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值得信赖的知己,她的行为也总是绝对的专业。归根结底,迈克尔主宰着自己的命运。没有人能告诉他该怎么做。凯伦也许和我一样感觉无力,但她在那段时间里给予我的支持帮助我挺了过去。
迈克尔使用“药物”在团队内并不算秘密,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却是一些商业顾问;他们都是应声虫,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让迈克尔保持对他们的青睐——而不是做宁可说出事实触犯龙颜的朋友。他们的重心在于从大体上保护他的公众形象,而不是在幕后改变他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中有些人试图与迈克尔交谈——无论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还是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都可能拥有和我同样的经历:迈克尔的理由是那么令人信服。
在2001年初的几个月里,我拒绝给迈克尔的医生打电话。他的回应则是“好吧,那我自己来”,这样的威胁让我焦虑,因为我不能搞不清楚他找医生的频率。如果我停止帮他,他和医生之间就不再有中间人,我很害怕如果他不知道我像鹰一样在注视着他用药,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开始把药物——赞安诺、扑热息痛或安定——保存在我的房间,这样迈克尔就不能立刻拿到它们。我不想让他半夜醒来便可以自动伸手拿到药片,如果我必须给他一点,我会这样做,但至少这样的话,我可以知道他究竟在吞服什么。如果手上没有他用药频率和用药剂量的事实证据,我又该怎么和他理论?他会拉来更多的医生和药物吗?我担心如果我自己跳出这个圈子,我会彻底地失去他。迈克尔不喜欢让我监督他用药,但他同意让我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这会让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更舒服。这是一种妥协。我在其中摇摆不定,既想更加强力地进行干涉,又害怕我这样做了会失去和迈克尔的联系以及帮助他的能力。
有天晚上,当我们准备出发前往牛津大学时,我们在他的酒店套房里喝酒,他的情绪看起来正适合我与他开始一段我很久以来就想和他展开的对话。
“很抱歉,关于你的药物问题,我一直在让你头疼。”我说,“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在你身上发生任何事。”
迈克尔抿了一口酒。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说,“我想睡觉,知道每个人都期望我在第二天早上能创造力十足,但我却痛苦不堪。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觉。”
“我想我无法理解你如此的痛苦。”
“相信我。”他平静地说,“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但我从五岁起就一直在跳舞和表演,这已经危害到我的身体了。”
虽然并不高兴,但我没有对这个说法做出回应。我怎么能——又有谁能——知道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生活是什么感受呢?
第二十二章 公正
审判程序终于在2005年1月31日开始,首先是挑选陪审员,一个月后便是审判。毫不出人意料,媒体马上跃入了法庭外的疯狂生活中,数千名记者全天候地为所有的新闻机构报道案件的最新消息。
乔和我一丝不苟地关注着庭上所有证词的细节,我努力回忆检方提起的各种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以防我被传唤出庭。一路走来,乔和我准备好辩护词,以备不时之需。毕竟,我的案子和迈克尔的案子息息相关,如果迈克尔能从指控中脱罪,那么我也能被证清白。因此,乔和迈克尔的律师汤姆•梅瑟里奥密切合作。如果我能驳斥原告证人的证词,乔会把我的证据交给汤姆。我们竭尽所能帮助他们胜诉。
“猥亵”事件据称发生在2003年2月20日到3月12日之间,刚好在巴舍尔的片子播出之后,当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人员都在梦幻庄园。即使我根本不认识迈克尔,选在那个特殊时刻猥亵儿童在我看来也荒唐透顶:迈克尔刚因为在巴舍尔录影的镜头前握着加文的手被媒体嘲笑了一番。在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异常难熬又备受关注的时候去做一件如此邪恶的事情?完全不合情理啊。
而且很明显,阿维佐一家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在他们定期来梦幻庄园的那段时间——在为我们拍摄的反击片录制采访时,甚至更关键的,和儿童与家庭服务部正式面谈时——他们一次次公开声明支持迈克尔。由于他们对迈克尔的支持被反复记录了下来,地方检察官必须证明阿维佐每次对迈克尔的支持都是被逼的。
本案里的每个细节都是对事实的歪曲。在加文和他弟弟乞求睡进迈克尔房间的那天晚上,我被指控在迈克尔的房间给他们看色情图片。真相当然刚好相反:这两个男孩自己找到色情网站,而迈克尔离开了房间,保证自己并未参与其中。
检方声称迈克尔用汽水罐给孩子们喂“耶稣汁”喝,但事实是迈克尔只是用汽水罐盛酒给自己喝,因为他不想让孩子们学他喝酒。他当然也从未给他们任何酒。
谎言列表变得越来越长。仿佛媒体这些年对待迈克尔的行径还不够过分,不够让人怒火万丈似的,我们现在却要听着看着这些谎言和谬述在法庭上成为呈堂证供,同时又必须针对每个指控为自己辩护。真是滑稽。
地方检察官发表了控方的结案陈词后,轮到迈克尔的辩护团队就此案辩论。谢天谢地,汤姆•梅瑟里奥上场后不久,阿维佐一家的阴谋诡计就开始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罗生门案——珍妮•阿维佐针对迈克尔——阿维佐一家很快就信誉扫地。
在证人席上,珍妮被揭露有着漫长的不光彩历史,曾多次利用她的孩子以及加文的癌症从名人身上骗取好处,其中包括杰•雷诺(Jay Leno)、克里斯•塔克和乔治•洛佩兹(George Lopez),想要榨干他们的价值。更为荒谬的是,她在过去曾两次控告过别人性虐待和非法禁锢——一次是控告前夫,另一次则是控告杰西潘尼百货公司(JCPenney)。随着过去的这些丑事一件件被揭发,我开始回忆我和她的最早接触并扪心自问,既然一开始就对她预感不妙,我为什么没有相信自己并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我为什么没有在迈克尔试图帮这家人辩解时说话更强硬一些?我们怎么会让这个女人进入我们的生活?
对我来说,案件的高潮是珍妮说她相信迈克尔和他的同事——包括我——计划让她的家人消失。
“有人向你提过热气球吗?”梅瑟里奥问。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珍妮肯定地说。法庭内立即爆发出笑声,这对珍妮来说看上去不妙。
尽管加文和斯塔的母亲明显教唆他们怎样作证,但这两个孩子在庭上的证词还是互相矛盾。就像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个案子不过是一场闹剧。他们的证词不仅漏洞百出,而且大部分都不合情理。阿维佐一家不是可信之人,他们的故事也不值得相信。
不过,审判中也有动容的一幕:这发生在黛比•罗出庭作证时。她和迈克尔在几年前已经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监护权问题,现在黛比则站出来支持迈克尔,就像她在反击片里做的那样。她的证词很真实,她勇敢地公开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并竭尽全力去帮助迈克尔。我很高兴看到她和迈克尔的关系又再次稳固起来。他们关心对方,一起生下孩子,而她在法庭上的表现再次肯定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爱。
跟埃迪和父亲最后一次去过梦幻庄园后,我和迈克尔就再也没说过话。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如果迈克尔被定罪,我就可能要面对同谋指控。2004这一年里,埃迪开始花时间和迈克尔通电话,随着时间流逝,埃迪似乎填补了我被迫离去而留下的空缺。迈克尔习惯了身边有个朋友、有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埃迪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合适:他在我之后,是某种意义上的继承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很高兴迈克尔在家里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因为我很担心他,并带着悲伤的留恋回忆起2003年11月的指控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如此阴影前,在梦幻庄园度过的美好时光。我知道这些指控将让迈克尔的生活倒退很多年,即使不是永远,而我也恨自己不能在他身边支持他。
审判快要结束时,父母却给我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说迈克尔对我很失望。显然,有人告诉迈克尔说我不愿意为他出庭作证。这荒谬透顶,绝非事实。
迈克尔的一个外甥奥吉(Auggie)打电话向我报告了同样的消息。迈克尔告诉他说我不愿意出庭,他很伤心,在家里跺着脚说:“你能相信弗兰克居然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不来帮我吗?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他背叛了我。”
“奥吉,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说。
在审判期间,我接受了凯瑟琳•克莱尔(Catherine Crier)主持的《20/20》电视特辑的采访,也在《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电视节目上出现过。在采访中,我为迈克尔辩护,表示阿维佐一家是不可信的。我是少数几个公开站出来为迈克尔辩护的人之一,而且冒着风险。如果判决对迈克尔不利,我就得承担公开发表这些言论的后果。但是我知道真相,我相信这个世界也需要知道。我不能被动地站在一旁。
其实我非常希望能出庭作证。在所有人中,我对阿维佐一家到访梦幻庄园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我想看到正义得以伸张。而我并没有被检方传召出庭;毕竟,我会成为敌意证人。原计划是让我在作证的最后阶段成为最后几个被传召的辩方证人之一。但当我出庭的日子快到时,乔•塔科皮纳打电话告诉我,他和汤姆•梅瑟里奥不再认为让我出庭作证对这个案子有任何意义。
“汤姆觉得这个案子已经完全按他的预想发展了。”他说,“他不需要把你放上证人席了。”汤姆不想让我牵涉进来,这样就不会让人有机会来盘问我和迈克尔二十年的相处。此外乔说,为了赢得官司而需要建立的合理怀疑已经建立起来。
问题是迈克尔听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被告知我拒绝出庭。如果说怀疑迈克尔的组织里有人在整我的想法只是我的偏执,那么此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并非妄想。这根本就是阴谋破坏嘛。但这是谁干的?我问我自己。没有人能给我答案,于是我便着了魔似的开始去寻找背叛的源头。我绝对问了我的律师上百次:“乔——你没告诉他们说我不想作证,是吗?”当时这件事让我陷入了疯狂,到现在我都依然无法放下。
我暴怒于居然有人再度对迈克尔撒关于我的谎,而比谎言(我们之前也经受过)更糟的是,迈克尔居然相信了。他曾经相信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捞回扣,那已经够糟了,但现在的情况却远比以前严重。“我不会支持迈克尔”这个想法和我相信自己、我的为人以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所有东西都背道而驰。迈克尔怎么能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为对方付出了这么多、意味着这么多、与对方分享了这么多之后……他怎么会相信了这么一个和我的为人完全相反的谎言?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他养育了我。他了解我的一切,我的整个人生都只在支持和保护他。我知道我不是完人,也会犯错,但我也知道我一直都是好意,我的优先考虑一贯明确。迈克尔也知道。尽管如此,迈克尔还是开始针对我,轻易而无疑地这样去做了。迈克尔四处对他的家人、我的家人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说:“你能相信弗兰克现在做了什么吗?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居然不为我辩护。”
他在我刚开始为他工作时对我说过的话浮现在我脑海:“弗兰克,你处在一个有权的位置。人们会嫉妒你,会想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但我保证不会让他们得逞。”这些话结果成了预言,只是迈克尔并没有像对我保证的那样站在我这边,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预言。一到紧要关头,迈克尔失去了对我的信任。这种辜负绝对是毁灭性的。
我知道迈克尔会听埃迪的话,当迈克尔怀疑我时,我本期待埃迪会纠正他的看法,但埃迪也认定我没有在支持迈克尔。当我出现在《20/20》节目上时,他认为我只是在炒作自己。这毫无道理。如果我只是想吸引关注,那出庭作证才符合我的私心,而不是拒绝出庭。因此我开始把我和迈克尔疏离的部分责任归咎到我弟弟身上。不管这是不是他激起的风浪——他后来坚称他并没有——他仍然可以对迈克尔说:“迈克尔,你很清楚弗兰克并没有做这些事情。你错了,他是爱你的。”但埃迪并没有这样做。
我的弟弟左右为难。埃迪和我一样,在迈克尔身边长大。但和我不一样的是,迈克尔在儿时的他心中留下的理想化形象依然完好无缺。而我在和迈克尔相处的这些年中已经接受了迈克尔的不完美。我会第一个站出来为迈克尔辩护,但这意味着我接受了他的错误并保护他免受其害。迈克尔从来没在我的家人面前表现出他不那么光亮的一面。埃迪没见过他彻底偏执的状态,他可以冲动地切断与他人的联系。他也没见过迈克尔与处方药斗争的样子,也不知道他面对财务问题时有多么艰难。结果,当迈克尔对我不满时,埃迪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相信他父亲那样相信了迈克尔的判断。弟弟和我一直都很亲密,但这次审判让我们产生了隔阂,就像它让我和迈克尔产生隔阂一样。我失去了文尼、失去了迈克尔,现在我觉得我还失去了弟弟。
埃迪和我之间的矛盾以及审判的艰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的其他家人——我那热闹、有趣、经营着餐厅生意的家庭。他们也不知所措,虽然很爱我,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我相处。老实说,我并不怪他们。事情变得如此复杂,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料。我的母亲只想让她的生活保持简单:她只想听到我过得很好,在大部分事情上,我在问题解决之前绝不会和她谈及细节。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弟弟和迈克尔对我这么愤恨。我们谈过很多次,但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是哪里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我父亲是唯一一个像是明白我处境的人。当我失意和需要谈话时,我都会去找他。但是,没有了迈克尔,没有了新泽西这个一直以来都是避风港的地方,我感觉自己被孤立了,很孤独。如果我从和迈克尔在一起的岁月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和整个世界保持距离去保护自己,所以我这次本能地把自己深深地藏起来。这种压抑自2004年起一直持续到审判的最后几个月。我成了一名隐士。
判决在2005年6月13日下达。我当时在父母的家中和全家人一起看电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站在一把椅子上。迈克尔被宣判所有指控均不成立、无罪释放,而我也解放了。
迈克尔的好消息就是我的好消息。如果他被判有罪,地方检察官将会以同谋罪起诉我,我将可能要面对两到六年的监禁。但就在这短短的宣判中,一切丑恶的乱局都已成为历史。我们开始流泪、上蹦下跳、互相拥抱。
宣判之后,迈克尔给我们在新泽西的家打来电话,和每个人都说了话。他和我的对话毫不意外,但有点奇怪。
“你还好吗?”我问。
“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迈克尔回答,“我们挺过来了,但这并不好。我筋疲力尽,弗兰克,我要离开这里。我想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不配拥有我,让所有人都见鬼去吧。我不想再和美国有任何联系,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没有谈他相信我不愿出庭作证的事,也没有提到在这段时间里我自己也在审判中经历的磨难。我感觉他给我们打电话只是因为他需要这样做,我也能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现在还不是时候去解决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被判无罪后,迈克尔去了巴林。他出国的部分原因是,他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他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都说过,梦幻庄园已经被警方的搜查侵犯了。梦幻庄园这个他最爱的家曾代表着迈克尔对美好和纯真的热爱——而这些品质却正是那个审判所质疑的。所以他抛弃了梦幻庄园,也由此抛弃了他最珍视的梦想之一。
“全明星致敬帕蒂•拉贝尔:亚特兰蒂斯现场”(An AllStar Salute to Patti LaBelle: Live from Atlantis)在2005年11月8日播出。我坐在后台看着“蓝调美人”乐队(The Bluebelles)重组复出,这是一次音乐的娱乐和一次事业的高峰。演出结束后,我有一瞬间感到自豪与快乐,但这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演出很棒,但它的成功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情绪了,麻木了。
迈克尔邀请我们一家人去巴林和他过圣诞节,但我没去。我正和Def Jam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拉塞尔•西蒙斯(Russell Simmons)商谈举行一场致敬演唱会,庆祝他对嘻哈音乐界的贡献。这是我不去巴林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还在生气。尽管我很想让事情过去,尽管我相信要宽宏大量,但事实上我就是做不到。我仍然不能相信迈克尔怀疑我,怀疑我对他坚定不移的忠诚,尤其在我从2003年11月起经历过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沮丧之后。我不想见他,也不想和他说话。
我一定程度上想和迈克尔尽释前嫌,但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变得固执。迈克尔当初找我为他工作时,我知道他在邀请我踏上一趟狂野的旅程,而我欣然前往。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经历了很多事,虽然我承受了迈克尔时不时对我的怀疑,可我还是尽可能耐心和宽容地跟他搭乘在人生的过山车上。但在我们共同分担的所有那些疯狂中,这次审判是我这辈子最艰难的旅程。我忍耐了下去,因为他,因为我们的友谊,因为我的忠诚。当我在阴影下生活了两年之后,我以为我理应接到他一个“真正”的电话,能真正地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一次朋友之间的交谈,而不是某种形式的套话。
审判之后,迈克尔好像并不想与我有任何联系。这并不是说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和我其他家人保持着定期的联系,他只是在回避我。考虑到他能轻易相信我不愿出庭作证的谎言,我必然不会期待一次简单而欢乐的复合。但我期望我们能谈谈,期望有一个机会为自己辩解,也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个道歉。也许是我太以自我为中心,考虑得不周全。他经历的一切当然比我经历的更多更难以承受,可迈克尔并没意识到我也和他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我也经历了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迈克尔对我来说意味良多——老板、导师、兄弟、父亲——但最重要的是,他是我最长时间、最亲密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时,我感觉到困惑而失落。我见过他这样对待许多其他的朋友和同事,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忠诚和我们的老关系会让我成为例外。显然,我错了。
除了拉塞尔•西蒙斯的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审判途中我很难找到新工作,而我也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无意去努力寻找新工作。就我所有的经历来说,我的工作史上有一些根本缺陷。我不习惯每天定时定点去上班,也不习惯有一个老板——一个真正的老板——告诉我应该做什么。理论上我想我还是希望继续制作演唱会和节目,但我并不像真正的自己。我一直以来都与外界有些分离,但现在我对事情已经无动于衷了。我变得自大、高傲,甚至有些奇怪。或许我的不开心带来的最糟的影响就是,我拾起了迈克尔的偏执多疑,不相信任何人。听起来很夸张,事实上我失去了对人性的信心。
在几个月内,我振作起来并在纽约第五大道的一个办公室里开了个办事处,这是我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办公室。我开始恢复。结果我的确有能力,也为自己积累了能把事情做好的声誉。我知道怎么建立关系、做成生意和筹措资金。人们来找我处理不同的交易,而我则开始赚取咨询费。我开始发现,离开迈克尔是让我知道没有他我也能成功和壮大的唯一方法,这是很重要的一课。我自己的身份已经在他的影子下藏了很久,而现在开始要浮出水面。我成年后第一次把自己放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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