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硕&张娜: 妖娆兮，黄琦雯

　　1927年，在百老汇音乐剧《画舫缘》（Show Boat）的首演给人们带来第一声春雷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20世纪30年代，百老汇音乐剧都处在一个徘徊和迷茫的阶段。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的好莱坞，歌舞片逆风而起，构成了好莱坞黄金年代的最大亮点。20世纪30年代，充满歌声舞影的百老汇成为了好莱坞的缪斯女神。好莱坞大量从百老汇引进人才，在完成电影“有声化”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一大批歌舞电影，将“声音”特技发挥到极致。

　　美女诗人西子曰：“一个女人的一生，必须遇见一个男人，让她感受过甜蜜，心动，羞涩，慌乱，惊喜，以及疼痛的领悟，她才会在情感中真正长大，她才能够生长出驾驭一切疼痛的能力”。中国音乐剧何曾不是如此？！进入20世纪以后，在中国音乐歌舞剧的大变革时期，如果没有欧美音乐剧的拥抱、共浴和激情，中国歌舞剧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怕是会更加懵懂而迷茫，就像当代一个个原生态民间小戏、地方戏曲前呼后拥地走进非物质遗产的申请行列。

　　那是一个古典歌舞剧日趋平静，而民间歌舞剧曙光初现的岁月。当我们看到黄琦雯带领梁旭、德吉措们在“声音电影秀”演唱会舞台上，长袖善舞，潇洒自如，再现当年上海、天津、北京、广州、云南、新疆，那些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交织的城市及地区，在好莱坞歌舞片、百老汇映像影响之下的历代中国歌舞片景观时，不由得再次联想到，中国民间歌舞剧融合欧美歌舞剧和古典歌舞剧跋涉在现代化坎坷道路之上这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

　　中国歌舞剧从传统拥抱现代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戏剧这个沉睡已久的公主悄然苏醒，睁开迷蒙而好奇的双眼，感受，欣赏，领悟这个唤醒了她的西方音乐剧王子的过程：不仅充满了甜蜜，迷茫，挣扎，和蜕变，更有一种洞察人类文化共同规律的大觉悟的欣悦。她诞生的麟儿，必将拥有比父母更深刻丰美的精神世界。黄琦雯以女性的细腻、敏锐的灵性，和浪漫、感性的妩媚，近乎完美地表达了属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独特时代之精神。在她的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自然、天人合一的灵魂，与彰显人性自由、都市娱乐及创造力的西方精神相结合，成为一幅载歌载舞、美轮美奂的壮美画卷，让人激动，感慨，欣喜不已。

　　黄琦雯犹如一位怀旧而时尚的“声音”天使，在中国歌舞片时而现实时而虚拟的经典片段中，为近代芸芸众生，歌之缠绕，呤唱梦似仙境的爱情；舞之悠哉，诉说蒙如烟雨的往事；同时，也为解放军歌剧院的现场观众，逐渐翻开一段段经典的近代“声音”传奇：《渔光曲》（1934年）、《三星伴月》（1937年）、《十字街头》（1937年）、《马路天使》（1937年）、《天涯歌女》（1940年）、《西厢记》（1940年）、《蔷薇处处开》（1942年）、《凤凰于飞》（1945年）、《小城之春》（1948年）、《草原上的人们》（1953年）、《芦笙恋歌》（1957年）和《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刹那间，所有的浮华、浅薄、虚荣和雾霾都随风而去，只留下观众们对中国歌舞世界的爱的守候。

　　民族固有的歌舞剧未必是最好的歌舞剧，因为优秀的现代歌舞剧必然要与百老汇的现代整体戏剧美学精神相匹配。最好的歌舞剧一定是经过百老汇、好莱坞洗礼过的。以胶片和有声呈现的中国音乐剧与舞台剧一样，“小则齐人，中则齐家，大则齐国”， 近可抒发为人处世、天伦孝悌之常情；远可传达尧舜之道，家国忠烈之大义。 欧美爵士之音，愉悦身心， 塑造民主之思想；百老汇歌舞的百乐门风情，表达感情， 释放自由之人性；立体影像带来的声光流影与中国本土故事的交互映射，一次次唤醒民族之魂魄，复苏国人之性灵。而每首歌的故事情节，与整个剧目设计的总体框架集结为收颠覆传统之效的黄琦雯式音乐电影之核心，这样的独特定位将近代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与人性的真善美结合起，展现出不同年代背景下人类灵魂种种幽深细微之处，表达其奇丽深刻之景像，最终或指向救赎升华之途，其主旨，无不是彰显人性之奇妙深刻，追求艺术之崇高境界。

　　这个世界有了光，然后有了影。然后再有了电影这种能够将光影关系玩弄得最出神入化的现代发明。如果还有声，还有乐，还有舞，让“伟大的哑巴”默片电影歌起来、舞起来，那是一件多么完美的奇迹啊！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尽管黄琦雯演唱会是一场希望以碎片音乐剧元素的形式，凸显中国歌舞剧走向现代化曲折进程的电影歌舞秀，犹如花影颤动，星空闪烁，典雅不绝，风月无边，但在不同曲目的先锋式时光倒转演绎背后，带给我们最大的兴奋点还是中国歌舞片民族化这一大踏步走来的“混血儿”。这时黄琦雯的歌舞戏剧的重心已经不在“声音”元素本身，而是经过中外冲突之后的甜蜜、心动、羞涩、慌乱、惊喜，以及疼痛的领悟，超越了看山是山的低级境界，而进入一种看山不是山之后的返璞归真的电影音乐美学巅峰。

　　声音电影秀中的黄琦雯，格外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