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歌教父杨弦：坚持民歌随时可以复兴(图)-搜狐音乐

杨弦

1976年时的杨弦

　　30年前和30年后的人们，都无法想到，一个无所事事的台大生物学应届硕士毕业生，仅凭几分年轻的蓬勃与自信鼓捣出的几首歌和一台演唱会，却如惊雷般地炸来了台湾乐坛长达10年的春天。那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发生在1975年6月6日晚，发起人杨弦。1975年9月，杨弦的首张谱自余光中诗歌的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问世，他从此被彻底钉下身份标签——“台湾现代民歌之父”。

　　然而，这位民歌手却在风头最劲的时刻，远走美国。

留学、转行、开诊所、做药品进出口……惟独不再重拾他的音乐。他拒绝用音乐换世俗口粮，他注定不栖于娱乐历史；他用自己的笃定与音乐保持着距离，却又越发地透视着另一番亲近。因为，他至少启迪人们：知识分子，可以！他至少留给人们《西出阳关》、《中国现代民歌集》。而这一切，是即使到了世界尽头，也满满盈溢着乡愁与情怀的歌曲。

　　我们一直朝前看，把自己看到繁乱看到迷失。我们何曾停下脚步，回忆那个单色的从前。在歌声和影像都飘扬的年代，一群人的影子和一个执着的你，曾是青春全部的江湖。有历史的人、有故事的人、有心情的人，请和我们一路寻回，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音乐人生阶段一：台湾现代民歌第一声杨弦坚持民歌是随时可以复兴的

　　客串胡德夫演唱会，首唱《乡愁四韵》：“一口气又写了8首”

　　南都周刊：你是公认的台湾现代民歌“第一声”，为什么是你？个人成长背景因素还是政治因素？

　　杨弦：都有。我们那个时代闷了很久了，总要有人去做第一个尝试，可能我的胆子比较大吧。我从小比较孤独，因为我是独生子，父亲早逝。我人生有两个“9”，一个是我在育幼院呆了9年，小学6年，初中3年，后来在台大又呆了9年，4年的本科、2年的研究生、3年的研究助理。那些年，我没事就弹弹琴写写东西。那时心里有比较伤感的情绪，这就奠定了我的歌的基调。它们从头到尾都听不到像一般流行歌曲那么欢快的节奏。然后政治上的解禁也是一个原因，它至少在音乐情绪上有所发出了。大家会因音乐产生共鸣，一些思想可能就会慢慢冒出。之前，知识分子听的大多数都是西洋歌曲，要么就是艺术歌曲，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抒发感情的地方。同时，正好余光中的诗也是在那时出来，我也因此有了机会谱他的诗。

　　南都周刊：你的第一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九首歌都是谱自余光中的诗，可以说他和你的音乐密不可分，当初为何会想到余光中？

　　杨弦：余光中在1974年出了诗集《白玉苦瓜》，它跟以前的诗不大一样，很多首都很对称，很有韵律，很适合谱曲。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是在报纸上，就觉得这个诗怎么就这么好，而且那时我已学作曲了。我大一学吉他，参加合唱团；1972年大四时，学作曲，有点想做一点自己的东西。两年硕士后，1974年到了研究所任教，就先尝试了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台大的几位同学一起弄，我们就做出来了。胡德夫1974那场演唱会，我被邀请去做嘉宾唱这首歌。他与我同届，是台大外文系的，但是好像没有毕业。之前他在咖啡店唱歌，我听他的歌而与他相识，偶尔我也会去客串唱唱英文歌。那场演唱会，余光中也有去，他听完我的《乡愁四韵》后很满意，这也让我觉得有信心，就一口气又写了他8首，也就是后来专辑里的那些。

　　南都周刊：1975年6月6日，你发起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这场演唱会后来被视作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发轫。当时的情况如何？

　　杨弦：1974年，我研究所快毕业了，比较轻松，就决定把自己的歌给做出来。弄完后我就找些台大爱乐社的朋友一起筹备演唱会。后来的舞蹈家罗曼菲当时还是学生，她还帮我编了《小小天问》的舞。1975年6月6日，我们都刚好有空，那天刚好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就在中山堂搞了那场演唱会。我最忙，前后台都要指挥，还要唱。那场是售票的，票价不算便宜。因为我很有信心会有人来看。再说，第一场，总得有人去做吧，最多赔个场地费！那次我也请了一些文艺界和音乐界的人，余光中、陶晓清以及报社记者、专栏作家都有来。反响很好，至于后来所谓的“开端”什么的，都是他们这么说吧。这场演唱会只是个开始，最后真正有影响的还是到后来出的唱片吧。

　　音乐人生阶段二：台湾现代民歌论战

　　“战场上，有人帮你打仗，你干嘛要自己总站出来？”

　　南都周刊：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出版后，你成为“现代民歌之父”。你有没有想过原因？

　　杨弦：可能他们觉得我的演唱会和唱片的影响比较大，鼓励了很多人吧。其实那张专辑才花了2万台币的制作费，没想到现在听来效果还是不错。很多年轻人会想“杨弦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他又不是学音乐的”。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群雄并起，大家一起作词作曲，有的人就想把它做成专业化的，后来也有不少人想把它做成更专业的。一些唱片公司也愿意支持，像金韵奖、民谣风的比赛，造就了一些作词作曲演唱的人。唱片公司也看到了商机。当然，当时我的唱片出来后，也有人对我们的“民歌”新定义有点意见，后来就有了些论战。

　　南都周刊：比较奇怪的是，你作为现代民歌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参与那个关于“民歌”的论战，为什么？

　　杨弦：因为有人比我写得好啊，比如余光中。战场上，有人帮你打仗，你干嘛要自己总站出来？人家都帮你打得好好的！(笑)但我有时候也会讲讲话，但都是访问性的，不是写东西。写东西都要引经据典，麻烦。台湾那时的音乐环境很奇怪，要么是古典派、学院派，但又搞不出很好听的音乐，旋律往往都不易记住；要么就是靡靡之音，“你爱我”、“我恨你”，大家基本上都不喜欢听，文学性等各方面都差。我们需要自己的歌。那么，我们就想，古代诗可以唱，现代诗为什么不可以唱呢？当时的诗人写诗都是不规则的，很难入歌。我想，余光中也是一个突破，把诗写得有音乐性。后来我慢慢也用其他诗人的诗，自己也写一些。

　　南都周刊：以你为首而兴起的现代民歌创作，是否也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诉求和审美？

　　杨弦：可以这么讲。现代民歌是属于我们这个生活圈的。比如我，虽然我是农学院的，也下过田地种过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体验到台湾最基层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是一个圈子，他们那个圈子有他们的作曲者，有他们的演唱者。可是毕竟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中坚啊，所以我们不能失声。文化圈里的学生大多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要有一些共鸣就好。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够唱出来就好。

　　音乐人生阶段三：最红时远走美国

　　“我从不认为音乐可以作为我谋生的工具。”

　　南都周刊：你一直不坚持把音乐作为自己谋生途径，为什么？

　　杨弦：音乐只是一个插曲。我有我自己的路，我还有一个正规的路要走，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专业。我从不认为音乐可以作为我谋生的工具，如果我认可它是这样的，我就不能这样做音乐了。我不懂得怎么把音乐变成商业化的东西，也觉得没有必要。只是我喜欢做，我就做了。至于说卖不卖钱，别人喜不喜欢，我也不管。

　　南都周刊：所以你压根就没打算在音乐圈待太久，所以你就在最红时毅然去美国读书了？

　　杨弦：是的。因为我觉得很难，做音乐很累的，我不是学音乐专业的，编曲就得花好多时间。而且还是编曲，作词，演唱，还要工作。当时我在台大任讲师，没什么意思。出国时，我比现在瘦多了，很累，总算可以回避回避音乐，休息休息了。

　　南都周刊：当时你在台湾的音乐圈很红，为什么放弃？

　　杨弦：其实那时也没怎么上电视，也就是一些演唱会，偶尔上电视。音乐也不能当副业，只是兴趣而已。它是一种经验，我的人生还需其他不同的经验方可圆满。出国留学也是一个经验，后来转行做中医做营养开诊所也是一个经验，现在开公司做进出口药品，也是一个经验。我在美国，基本上不再做音乐，生活其实是比较枯燥、单调的。但是人生有很多经验，这样才有意思。

　　南都周刊：台湾的现代民歌在经历七八十年代的辉煌后走向没落，你觉得原因何在？

　　杨弦：总是会有时间性的。时代是在进步的，没有什么是会永远流行的。流行音乐现在也不能算靡靡之音。现在民歌又有人开始说复兴了，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作曲就变成了专业作曲，歌曲本身是不错，但是歌词方面没有做得更强，因为现在人们国学学得越来越不堪。歌词听来听去怎么那么白，也有不错的，但是整体来看上面还是弱了点。民歌就是比较简单的形式，一把吉他就可以唱的，所以我觉得民歌是随时都可以复兴的，只要有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