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伦的父亲可能想不到,当年那个喜欢看漫画的儿子日后居然用身体力行去影响全球 |
新京报4月6日讯 对鲍勃-迪伦而言,一生就似一场旅程,只有不断地出发才能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他当时毅然离家出走前往纽约,或是现在满脸沧桑地带着皱纹和回忆来到中国。
迪伦的大半生,追逐时代,审视时代,推动时代而终被时代所追赶,以至于我们常常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或是把他的一张张呈现在人前的脸孔分门别类,这种方式虽然是他所拒绝的,但这也许更方便我们理解他。
迪伦用摇滚武装自己,并始终保持着对时代主流的警惕之心 |
第1张面孔 曾经青涩的民谣歌手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一半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另一半是因为这个新名字实在好听又好记。
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整天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并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太简单,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从扒流行民歌组合金斯顿三重唱(Kingston Trio)开始,到疯狂地模仿当红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时间沉淀,鲍勃-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鲍勃-迪伦第一次以自己的这个“艺名”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酒吧登台献艺,用口琴和吉他模仿伍迪-格斯里。他可爱的“伍迪模仿秀”吸引了不少陌生人的注意,于是他成了这个民谣工坊里的一个被人看好的新学徒。
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一个更为英俊的伍迪-格斯里。
一年后,迪伦跟随自己的制作人改签哥伦比亚公司,随后的两年间他推出了收录在《答案在风中飘荡》的《放任自流》《时代变了》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面》这三张专辑中,并且两次在全美最大规模的民谣音乐节新港音乐节上表演。当时,小马丁-路德-金刚刚组织了“华盛顿大游行”,随后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在迷茫动荡的1963年,彼得·保罗和玛丽合唱团唱红了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荡》。迪伦在歌词里提到了九个问题,关于情感、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走向,而他们的答案,也许时至今日仍在风中飘。专辑《时代变了》升级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宣言,专辑封面上迪伦紧蹙双眉的愤怒神情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脸孔。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除了《答案在风中飘荡》之外,《大雨降至》以及《时代变了》《战争的主人》都是发人深省的抗议民谣歌曲。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迪伦曾说自己对于世界的着眼点往往偏重个人情感,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
第2张面孔 不断改变的摇滚斗士
鲍勃-迪伦迄今为止的生涯都是在“被贴标签”和“撕标签”中进行,用“斗士”一词来形容他也不为过。不仅因为他歌词中的批判和自始至终的摇滚精神,还在于他反复地否定自己,别人捉摸不透的同时却能感受到他的坚定。迪伦的转变和顽固在一段时期被很多人曲解,歌迷也屡次指责他“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自己”,但他认为:“只要能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在乎被标签,或者媒体怎么看,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面对人们演出。”
迪伦对时代的主流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警惕心。他说,“我只是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它就像窗外那坚固的冰霜,你不得不穿着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无论是出席格莱美或是参加义卖唱片《天下一家》时,迪伦几乎总是以一些孤僻、不合群的行为让他在活动组织者眼中成为大煞风景的人。
虽然当年他用民谣精神引领抗议活动,但迪伦始终意不在政治。熟悉他的民谣歌手Dave Van Ronk回忆说:“鲍勃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人。”当迪伦被紧急国民委员会授奖时,他发言公开表示拒绝,称自己只是一个独立诗人而已,不想做任何人的代言人。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Pete Seeger甚至愤怒得差点要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
此后的两年,迪伦开始沾染药品,而他的词作也越来越晦涩难懂。他在1966年的专辑《美女如云》,通篇渲染着让当时的美国人感到费解迷幻的色彩。同时他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巡演,每日在兴奋剂和药品的支撑下24小时地工作,像是一台插了电的机器。而他身边的人都看得出,这台机器不久就要彻底地损坏了。他的每一场演出总是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原声民谣,大家相安无事,下半场电声摇滚,观众便力图用嘘声盖过音乐。
1966年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1967年的《约翰卫斯理哈丁》专辑突然之间回归了温暖抒情的乡村民谣,而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与“垮掉一代”作家艾伦-金斯堡吟诗作对 |
第3张面孔 天生的游吟诗人
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而诗意的歌词则是他作品中最核心的因素。他的歌词完全能够脱离曲调而被当做诗作来阅读,而他的文学成就也完全可以在他的传记里独立成章。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1996年,在艾伦-金斯堡的大力举荐下,迪伦被诺贝尔奖提名。自那之后,迪伦又数次被提名,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迪伦最终也没得诺贝尔奖,不过却在2008年的第92届普利策文学奖上获得特别荣誉奖,得奖评语为“对流行音乐和美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
除了文学之外,迪伦在绘画方面的才华也为人所称道。2007年,迪伦在德国的开姆尼茨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从1989年到1992年间迪伦在全球举办“永不停止的巡演”时用画笔记录下的所见所闻。巡演期间,他用素描、炭笔画的方式记录了冷寂的自然风景、旅馆的房间和萧瑟大街上的人,起名“憔悴的空白系列”。
策展人克斯廷-德雷克塞尔说:“也许这些作品在技巧上还稍欠火候,但如同唱歌一样,迪伦在绘画创作上,也是全身心地投入的。”而德国评论家们更是不吝惜溢美之词:“即使鲍勃从未唱过一句,写过一行,正在展出的这些绘画也值得一看。
在众人面前大谈红颜琼-贝兹过往种种 |
第4张面孔 终究孤独的万人迷
从女性角度来看,迪伦年轻时的形象是“万人迷”的典型代表。卷发,深情双眼,才子内核……事实上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如上世纪60年代其他摇滚歌手那么复杂混乱,每一段都有可以追究的故事感。
迪伦的第二张唱片封面上的女孩是他的初恋女友苏西-罗图洛,他们在一个雨后的街头相拥而行,比起照片上甜蜜的女孩来说,迪伦似乎还要更羞涩一些。当时的迪伦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明星,倒是苏西的人脉更广一些,时髦美丽的她帮助迪伦进入了更广的文艺社交界,迪伦在回忆录中也毫不吝啬对她的美誉:“极其美艳,极其活泼,笑容可以照亮一整条街道,像是罗丹雕塑活了过来。”虽然两人很快分手,但苏西是被认为对迪伦影响仅次于琼-贝兹的一个。
而当时的民谣歌后琼-贝兹则是迪伦最重要的一级阶梯。1961年,贝兹已经家喻户晓,还登上过《时代》的封面,她喜欢上了迪伦创作的《Song to Woody》,还在几次大型的公开演唱中都带上了迪伦。
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们一同歌唱,一同反战,形影不离。“声音极其极其美好,可以把一切坏思想驱逐出人的灵魂。有着和我一样的孤独感,她像一个寄居在远方的埃及艳后,不可亲近。她毫无疑问是真正的民谣皇后”。迪伦这样形容贝兹。迪伦成名之后,两人的感情日益变淡。伤心的贝兹写了一首《Diamonds and Rust》送给迪伦:“我们都明白回忆带给我们什么,它带给我们钻石和铁锈,你向来擅长玩暧昧的文字游戏。是的,亲爱的,我爱你。如果你给我钻石和铁锈,我早已为之付出过了。”这首歌的歌词让迪伦为之感动,可惜好景不长,迪伦很快邂逅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萨拉。
迪伦和萨拉的婚姻从1965年一直维系到了1977年,萨拉陪他走过了车祸和之后的复原,并为他生了四个孩子。 1976年,两人的婚姻濒临破裂,他的唱片《Desire》中有一首歌叫《Sara》,缠绵浪漫,每一句都是对妻子的依恋和挽留。1977年,他们还是离了婚。后来马丁-西科塞斯的记录片中,迪伦在谈及和萨拉(Sara)的婚姻时,忍不住老泪纵横,可惜后来被马丁剪掉了。
此后,他又和一位叫卡罗-丹尼斯的伴唱者有过六年的婚姻,还生了一个女儿。两次婚姻的失败给迪伦带来的伤害让他渐渐养成一些怪癖:他只愿意住在汽车旅馆里,喜欢狗儿们围着他转,窗户要大开,不使用空调。在他的孩子眼中,他也是个“疯狂、自闭、孤独的只关心自己的音乐的人”。
或许只有无休无止的巡演是让迪伦觉得更舒服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他已经是个七旬老人,还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人说,迪伦已经在26岁之前完成了自己所有的人生,后来他就和时代脱节,感到尴尬无事可做,但他从未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只是在不停地上路,唱歌。
本报记者 康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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