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北京日坛公园，露天演唱会，这样的场景对台上的杨坤来说并不陌生——若干年前，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他也来过这儿，不过是冒险爬过城墙而入的。触景生情，他毫无顾忌地对着台下大喊：“你们知不知道，以前我也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需要翻墙来听免费的演唱会。”

　　台下欢呼的人群中，没有多少人把这句话当回事，可是台上，经历了长年北漂生活的杨坤，心里的滋味却非简单的“酸甜苦辣”四个字能形容。8年的酒吧驻唱、50多次的搬家……倘若不是成名后的“忆苦思甜”，这些数字根本就没有人会理会。

　　借着来沪宣传即将于8月22日在上海大舞台热力开演的“ILOVE上海”巡回演唱会的机会，杨坤向记者说起了许多往事。

　　一场病后去北漂

　　记者：看你在舞台上的演出，肢体语言特别丰富，是临时发挥还是事先经过准备？

　　杨坤：绝对是即兴发挥，在台下我其实不爱表达，也不太会说话，唯一的表现就是在台上，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我才会这么“疯”，很多人都说，我在台上台下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

　　记者：这种很有激情的台风，应该是以前在酒吧驻唱时打下的基础吧？

　　杨坤：对。我1990年开始唱歌，1994年从呼和浩特到了北京，直到2001年5月签约竹书文化之前，我一直都在酒吧唱歌，北京大大小小的PUB几乎都唱过，就这样唱了近8年才有机会做唱片。现在很多的舞台表演经验完全是那几年驻唱时积累下来的，所以一度歌迷很困惑，这个人的面孔是新的，可是台上的表现又不像是个新人。

　　记者：当时怎么想到去北京发展？

　　杨坤：那时候在内蒙古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过若干年，也不过如此，我觉得北京人才济济，就想着到这个城市发展，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说实在话，当时去北京发展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想去就去了，并且把自己在呼和浩特的后路全断掉了，只能往前走。

　　记者：听说你本来的嗓子不是这样沙哑的，是动手术没有休息好的缘故？

　　杨坤：说起来，这和去北京还有些关系。1994年，我患了声带小结，去北京看病，手术后医生嘱咐要休息3个月，结果我回内蒙古的第三天就又开始唱了，唱到后来我的嗓子出了很多血，当时很害怕，觉得坏了，这下嗓子废了，或许是因祸得福，本来我的嗓子属于很干净、又细又尖的那种，随后就变成现在这种沙哑的喉咙，倒也显得比较特别。就是在北京看病的那阶段，我经常去PUB里面看歌手演出，特别喜欢那里的氛围，就觉得我应该来这儿，半年后毫不犹豫地去了北京。

　　曾连100元的房租都无着落

　　记者：8年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都在北京的酒吧里唱歌？

　　杨坤：其实真正在台上唱也就是4年，然后用这4年唱歌赚来的钱去写歌，等于说唱了4年，写了4年。当时，我给自己定下的标准是，如果这个月挣到的钱能保证下个月的生活，那我第二个月就不干了，所以我通常是干一个月的活然后休息两个月，给自己一个调节缓冲的时间。反正那时候要靠唱歌挣大钱是谈不上的，但保证一般的生活所需是可以的。

　　记者：当时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杨坤：最艰难？(想了半天)经常有最艰难的时候，不过没有惨到吃不上饭。其实在去北京之前，我在内蒙古的生活条件特别好，当兵时的个人收入是全团最高的，还有一辆很好的摩托车。

　　刚去北京那会儿，看到满眼的楼房，我就想，要是有一天能让我住进去，那有多好，但当时对我而言，这几乎是一种奢望，一个月100元钱的房租，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弄。

　　记者：在驻唱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出唱片？

　　杨坤：当时，我给好几家唱片公司送过DEMO(母带)，可他们一般听都不听就回绝了我，有的甚至都没有开封。唱片公司每天要收到类似的成百上千的母带，根本不可能一一转到高层，往往到了企宣那里就被压掉了。后来，在和以前投过母带的几家唱片公司的老板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若干年前我还给你们公司送过DEMO，他们特别惊讶，说没有听到啊，如果那个时候听到了，就签下我了。

　　记者：这期间想到过放弃吗？

　　杨坤：肯定想过，长时间不受人肯定，到最后往往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能力，到后来基本上就放弃了做唱片的念头。我就想，不能通过唱片唱给几万个人听，那么就在酒吧里唱给几百个人听，反正用音乐能养活自己就行，一直唱到唱不动为止。

　　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你没有很多想法的时候，机会反而降临了，后来签约竹书可以做唱片的那一刻，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缓过神来后发现，喔，原来，出唱片这件事是真的。

　　不买房子只是不想太安逸

　　记者：你在北京日坛举行露天演唱会的时候，对着全体观众说，以前自己也常常爬过城墙听免费的演唱会，但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能站在这儿开演唱会，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百感交集？

　　杨坤：对，的确很感慨，不过相差几年，境遇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这种落差是很大的。当年，我也为了听一场免费的演唱会，不惜冒着爬墙的危险进入日坛。

　　记者：你的北漂生活经历，有不少被你写入了歌曲，并收录到专辑中，譬如有一首叫《陌生的海岸》？

　　杨坤：对，这是我第一次为电视剧写歌。当时刚到北京，一个反映外地人到北京生活的电视剧《陌生的海岸》剧组找到我，说听了我在酒吧的演唱后，很是满意，希望我能唱剧中的主题歌。结果，我一看他们的歌发现不行，于是就说，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让我来写这首歌，结果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曲和词都写好了，第二天交给剧组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兴奋，觉得歌曲与电视剧主题非常贴切。

　　记者：在北京漂泊了多久后才有“定下来”的感觉？

　　杨坤：从1994年到2002年，我始终没觉得北京是我的家，站在那个城市，我没有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这么长时间，每次我从北京回内蒙古的时候都非常开心，而从内蒙古回北京时就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回去后会面临怎样的现实。直到2002年，我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后，才渐渐觉得北京是自己的一个家。不过，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住处仍然是租的，没有买房，似乎漂泊惯了，觉得有个固定的家会让人太安逸，先前我搬过50多次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太安逸，否则创作的冲动就没了。

　　曾有一段时间很浮躁

　　记者：凭着《无所谓》，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酒吧驻唱成了全国知名的歌手，这种外在的变化是不是也引起过你内心的波动？

　　杨坤：我不否认，有一段时间自己很浮躁，从没人认识到人人知晓，中间的变化太大了，那几个月的时间我变得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排解的好方法，就是和以前的朋友聊天，他们会很客观地分析你哪些方面做得不好，能把你从极度自负中拉回来，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记者：你所说的“以前的朋友”中有圈内人吗？

　　杨坤：其实我和潘劲东、黄格选、满文军他们属于同一批歌手，与满江、沙宝亮的关系就是俗话说的“死嗑”。1994年刚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酒吧里唱歌，舞台表演时互相较劲，如果你赢得的掌声比我热烈，那接下来我就要争取到比你更热烈的掌声，这种良性的竞争方式使我们每个人都收益匪浅。

　　记者：现在又要录唱片，又要开演唱会，创作的时间是不是明显减少了？

　　杨坤：写歌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一直坚持着创作，现在的想法是，并不要求每张专辑里的所有歌曲都要出自我手，只要有我创作的歌就可以了，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歌手，其次才是一个写歌的人。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杨坤：9、10月份，有一部叫《十三月》的电影开机，我会在里面饰演一个相当边缘的人，同时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也找上我，希望由我来演唱电影的主题歌，12月将会正式与观众见面。我觉得自己还是忙一点比较好，这段时期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时期，真要停下来的话，我会觉得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