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罗大佑与内地媒体的交流多少是单向性的，大多是内地媒体告诉罗大佑在很长时间内，罗大佑如何影响了内地的“我们”。而当时罗大佑是如何影响台湾的年轻一代以及当时台湾的文化背景如何却很少有人关心。昨天，罗大佑又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媒体聚会，主持人是曾打造内地摇滚一个黄金时期的前魔岩唱片负责人张培仁，他也是台湾滚石唱片的重量级人物，经历了台湾唱片工业的许多重要阶段。以下是张培仁、罗大佑的自述及记者对两位的采访。

　　记者：当时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文化音乐环境是怎样的？

　　张培仁：上世纪70年代是台湾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美国与台湾断交导致大家开始思索自己的根在哪里。当时，三毛的流浪文学盛行，齐豫《橄榄树》流行，因为她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一些校园歌手带动了校园音乐热，但由于是大学生，音乐局限在风花雪月、淡淡的哀愁的人文气氛之中，直到罗大佑打破了这一气氛。

　　罗大佑：当时《之乎者也》拿到很多公司都遭到拒绝，觉得这种嗓音，这种长相，这种音乐肯定没市场。当时，一位资深乐评人说，这张唱片有1500人会去买，他们会天天听，但不会超过1500人。

　　张培仁：结果这张唱片发行后，有超过1500人的100倍的歌迷去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但人们也觉得金钱增长之外也失去了很多。当时年轻人对音乐资讯，对不同的音乐有了更多的渴望，他们想听到深刻的、有生命意义的音乐。罗大佑的音乐令年轻人感到激动、震撼、刺激，当时称罗大佑为“黑色旋风”，尽管大佑并不喜欢这种称谓。这与内地年轻人喜欢大佑有相同的背景。

　　罗大佑：1982年底我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主要是以演唱个人原创作品和乐队形式，之后，连续两年跨年演唱会都很轰动。

　　张培仁：当时想找到门票很难，有趣的是我的一位亲戚把房子租给滚石唱片的老板段先生，他当时没钱就拿10张票付房租，亲戚把票送给我，那时是大喜过望。

　　罗大佑：当时也是第一次，没经验，没信心，演出很简单，别跟我提灯光音响。因为不自信，我请了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当嘉宾。唱完回到后台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一会儿张艾嘉跑回来要我赶紧上台，这时，主办方正在台上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第三次请罗大佑上台”。

　　张培仁：之后有一段时间，罗大佑与张艾嘉的绯闻被媒体围追堵截地报道。

　　罗大佑：另一个重要的演出是请王洛宾先生去香港和台北演出，也非常轰动。王洛宾是很伟大的音乐家，他整理、改编、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民歌，他把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歌用汉语演唱，是中国现代民歌中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主要是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改编。记者：1982年做歌手出第一张专辑时是28岁，这个年龄是偏大还是正常？

　　罗大佑：比流行歌手要大，但比一些民歌手要年轻。尽管演出主办方希望人们更能出于怀旧的心态去听罗大佑的演唱会，但张培仁与罗大佑都希望用一种新意做号召。北京演出市场多年来一直以一种缺乏创新的保守的“怀旧”路线作为经营主轴。这也使北京与上海相比，越来越少活力和开放性。

　　张培仁：尽管大佑10至20年的经典作品让人记忆犹新，但大佑更想展示的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的创作动力。

　　罗大佑：创作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这其中有很高的风险度和不确定性。张培仁：大佑希望在演出中创新，这是非常危险的，但也会是充分享受的，观众能否接受，只有舞台上才能反映出来，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探险。如果老是耳熟能详，市场就会萎缩，我们希望不断试探能力的边际。罗大佑：我在办任何一场演唱会时都非常紧张，最重要的是怕大家失望。在2000年上海演唱会前，我就写道：敢站上这个舞台就别怕死。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老了，老了意味着停止，我还在创作、创新。同时，大家也别对我期待太高。我现在比当时的1982年又大了20多岁，现在我学会了待人处世。艺人是一个特殊行业，他要面对媒体，他要粉墨登场，他要照顾到的方面很多。

　　记者：你的演唱会的观众群还会是老一拨观众吗？

　　罗大佑：一定在30岁以上，正负20%。

　　在罗大佑昨日的聚会上，罗大佑还表述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现代社会，没有英雄是件好事，但科技成了英雄很可怕。

　　个人是有私欲的，有自我的，而电脑则是完全没自我的，而年轻人为了不为自己活的电脑而活的时候，就有点可怕了。

　　一定要积极地多写情歌，人离不开恋爱，男人离不开女人的爱恋，女人同样如此。所以一定要恋爱，一定要多写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