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摇滚往事 从云端跌至地下

　　20年前，中国摇滚乐从地下突然升腾至高空，在它最闪烁耀眼的时刻却已注定繁华将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都无法真正支撑这种音乐的生长。那一群乐手被莫名送入云端又跌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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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2日下午3点，摇滚乐手何勇起了床，一个人溜达到餐厅，叫了一碗海鲜饭。

　　“你说过自己创作时心里有东西出不来，现在出来了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小心翼翼地问。他慢吞吞地答：“现在也不行。好一点。”

　　“还有什么没有表达出来？”

　　“郁闷。”

　　“郁闷哪方面？”

　　“个人原因。”

　　“什么时候不郁闷？”

　　“……”

　　何勇敲了敲盘子，没有吱声，似乎走了神。

　　“1994年演红时不郁闷？”

　　“那时候好一点。”

　　他每次回答都不超过一句话，说得最多的是“对”“是”“还行”或“忘了”。他态度不错，努力保持礼貌，但有时候会有点恍惚。他已经很少跟摇滚圈里的老朋友一起聚会，但他近几年会参加一些音乐节演出，唱唱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几首老歌，《垃圾场》《钟鼓楼》或《姑娘漂亮》。他这样形容自己最近的状态，“正在恢复，冬天就差点。精神上各方面差点。”

　　最近，何勇还是在“整理过去的作品”。自从2004年复出后，他就开始鼓捣第二张专辑，又快十年过去了，专辑还是没出来。他在各式音乐节上唱过自己的两三首新歌，其中一首叫做《记得吗》，里面写道，“你和我，手拉手，以为自由它来了”。

　　《记得吗》是一首爱情歌，但更像是何勇对过去年代的自问。对于1980年代自己最早听到国外摇滚乐的那些日子，他无疑记得并且怀念。那时候的何勇只有十来岁，精瘦，住在二环里。因为从小长在中央歌舞团大院，他有机会认识一些外国人，能拿到披头士和平克·弗洛伊德的磁带。

　　对那个年代的小青年来说，这足以改变对音乐的全部认知。曾任呼吸和超载乐队主唱的高旗小时候一直觉得音乐是很傻的东西——他后来很高兴地发现，黑豹乐队[微博]的其中一任主唱秦勇也曾这么认为——因为那时能听到的除了样板戏就是革命歌曲。他想，“要是当个唱歌的，那得多臊得慌啊！”

　　初中时，高旗第一次听到了披头士，一开始觉得太吵了，但到了高中，忽然开了窍：那些吵吵闹闹的歌特来劲。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四处借磁带，回家就用双卡录音机开始转录。在国内，他们依然听不到太多的新东西。尽管在1980年代前后，中国最早出现了万李马王、七合板、不倒翁等几个吉他、贝司演出形式的乐队，他们大多翻唱披头士、BeeGees或保罗·西蒙，算是中国摇滚乐队的萌芽。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那年5月，崔健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脚，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饥渴的大陆听众被这首《一无所有》震惊了。在那个意识形态有所松动、人人都在反思“以后的人生往何处去”的年代，他们希望听到反叛的声音，一个区别于港台柔弱化表达的方式。

　　一些摇滚爱好者则开始下定决心，尝试跟崔健一样投身于摇滚乐，比如高旗。1988年，高旗与曹钧组建了呼吸乐队，试着模仿滚石或警察乐队唱歌，并找地方排练。

　　如今坐在北京近郊录音棚里的高旗已年过四十，但与憔悴的何勇不同，他还有张偶像脸，身材也未曾发福。他风风火火地走进来，播放了一段采访素材：黑豹的一任主唱秦勇在镜头里坐定，谈着自己最初迷上摇滚的日子。这是高旗两年前开始拍摄的一个关于中国摇滚历史的纪录片。他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一直在忙这个片子。

　　高旗采访了近50个摇滚圈内人，发现很多人开始创作时都认同一点：摇滚能让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并且竟然能得到很多人的反响，这太奇妙了。“写诗有几个人看？拍电影又太难。天天去街上拿个喇叭喊，别人会以为你疯掉了，”高旗说，“我脑子里有旋律，而且有能力把它写下来，所以决定做这个。”

　　1980年代的中国摇滚乐虽然刚刚起步，但乐手们的确能感受到比现在更大、更珍贵的反响。崔健出现之后，被称为“Party”的摇滚乐小型演出渐渐在北京兴起。能做Party的地方不多，只有马克西姆西餐厅、外交人员大酒家、友谊宾馆等几处，门票不便宜，但几乎人满为患，那时候的观众见得少，比现在更激动，可以从傍晚闹到凌晨。

　　来捧场的几乎全是外国人、音乐圈内人，还有一些追求先锋艺术的大学生和“愤青”。据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微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些小愤青极其希望通过这样稍显极端的音乐形式把自己想说的想骂的都释放出来。

　　最近这段日子，丁武在云南的山里画画采风。他现在花在画画和音乐上的时间是一半一半。他最早是美术老师，辞职后曾跟秦齐、孙国庆等人组过七合板乐队，又参与过黑豹乐队，后来创立了唐朝乐队。

　　在一次Party里，来自天津的老五认识了丁武、赵年、张炬几个留着长发的唐朝乐队成员。“四个人找到了共鸣，都对失真、初期工业化的东西感兴趣，就凑到了一起，”老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老五加入唐朝后，1990年，他们被邀请参加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90现代音乐会”，受邀参加的还包括眼镜蛇、呼吸、1989等6支乐队，可算是中国摇滚乐队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买票的人排出1里长龙，黑市票价翻了10倍。

　　演出当日，站在台上的丁武根本看不到底下的观众，也听不清自己唱了什么，只听到千人以上的呼啸声和跺脚声。后来他听说，当天晚上踩坏了2000多张椅子。

　　之后，呼吸压轴上场，在一首快歌后唱起了旋律较慢的《我不再忙》。高旗一抬头，顿时惊呆了：全场2万多人都把打火机点燃，开始摇晃。那景象他从没见过，就像满天星光。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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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台湾滚石唱片的张培仁也坐在“90现代音乐会”的观众席里激动不已。1989年，张培仁来到内地寻找华语新音乐的可能性。他想签崔健，但晚了一步。现在他找到了想要的。

　　一个星期之内，张培仁开始跟唐朝接触，商谈签约事宜。丁武觉得他性情豪爽，“言谈及欣赏的音乐”又和唐朝比较投合。是“一个懂得摇滚乐的音乐商人”。他们开玩笑互称“大侠”。

　　可那时的乐手们哪里懂得“商业”二字。“出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观念，”老五说。在第一张唱片推出两年后，老五才知道什么是“出名”。那天，他们在酒仙桥和东四拍《九拍》的MTV，围观群众有好几百。“哦。这就是出名。”老五想。

　　老五原名刘义军，最早在海政歌舞团工作。有一天，臧天朔和程进[微博]去团里找他，“别干了，没劲。”沉迷于练吉他的老五就这样走出了体制。2013年4月15日，老五去往加利福尼亚演奏。他现在的演奏手法融合了古琴的方式和中国式的韵律。80年代末他就有“杀出去”的欲望，“憋了20多年，吉他是舶来品，我们得回馈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 此外，他现在的最大心愿是办一个自己画作跟摇滚乐结合起来的360度多媒体专场，但是需要技术支持，还有钱。

　　20年前，他们想不到今天。

　　1991年录第一张唱片《梦回唐朝》时，只有“两首完整的歌、仨动机”就进了棚，早起晚睡，呆了45天。从棚里出来时已是大冬天，大家都“人不人鬼不鬼”。

　　这张专辑编曲工整，制作精致，发行后迅速大热。据丁武回忆，唐朝最后跟魔岩签约，正是因为张培仁对他说过“我不干涉唐朝的音乐创作”，但张培仁在宣发方面发挥了强效作用，比如专辑内页上竟然依次标清乐队四位成员的身高， 凸显他们都超过1米80的男子气概。

　　接下来，张培仁推出第一张“中国火”合辑，大受欢迎，又在1992年成立了隶属于滚石的摇滚厂牌“魔岩”。迅速推出黑豹乐队的白金唱片《黑豹》，又签下离开黑豹的主唱窦唯和何勇、张楚，将这三个风格不同的歌手称为“魔岩三杰”，于1994年打包推出。

　　为什么是他们三个？何勇的解释是，“也许当时没有这么多词曲唱都做到一定水准的摇滚歌手”。何勇最早是跟同样来自台湾的大地唱片签约。他还记得，张培仁第一次去他的录音棚找自己时，他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在大地做了90%。大地“比较混乱”，所以自己转到了魔岩。窦唯离开黑豹后，自组的作梦乐队与波丽佳音签约，后窦唯决定个人发展，也协议转签魔岩。“魔岩给了我们比较大的空间，MV的导演都是自己选”何勇说。

　　那正是摇滚急速上升、即将到达鼎盛的年代。很多公司带着热钱快速签约摇滚乐队。中国摇滚乐由此告别野蛮生长，资本开始介入。

　　来自台湾的BMG公司选择了面孔乐队，并开始为他们制作专辑《火的本能》。为专辑拍照时，公司请来化妆师吉米给晨辉、欧洋、讴歌几个成员化上浓妆，背景是妖艳的大玫瑰花。

　　但乐队很快跟BMG之间发生了磨擦。乐手的服装被管、造型被管，生活状态也被管——因为定位是偶像团体，他们甚至不能带着女朋友上街。

　　最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公司介入音乐创作。BMG要选《影子》和《欢乐颂》作为主打歌，而乐队成员觉得那两首歌不能代表自己，坚持用另外更摇滚化的作品。面孔开始不执行公司的通告，而BMG则封杀了他们90%的宣传。但那时《火的本能》磁带已经上市，还卖出了70多万张。

　　“我们最后也没拿到钱，”面孔乐队主唱晨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欢乐颂》的传唱度的确更高。如果那时有一丁点市场意识，我们就会配合了。”

　　高旗后来组建的超载乐队也曾经差点跟一个日本公司签约，但他们反感对方港台模式的包装，没有签成。他们一直觉得，就是应该“生猛海鲜，爱谁谁，打倒一切”。

　　能从专辑发行中拿到钱的乐队恐怕不多。首先是盗版，其次，正版版税也很难计算清楚。

　　实际上，合同里都会注明版税，“每张盒带每首歌的版税是3毛钱。曲一毛五，词一毛五，”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彤[微博]说。黑豹的同名专辑正版发行就高达150万张。算起来，这笔版税似乎不错。“问题是你能拿到那么多吗？”李彤笑着说，他写出过那首经典的《无地自容》，“专辑到了加工厂，唱片公司直接就给你翻版了，拿不到什么版税。我跟你这么说吧，从第一张到现在，国内跟海外加起来，二十几年，我个人拿到的版税超不过两万块，你信吗？”

　　黑豹离开魔岩后，自己做了第二张专辑《光芒之神》，但推广力度跟不上，反响平平。后来，他们跟日本公司JVC签约。李彤觉得JVC比魔岩更严谨、正规。

　　对当时唱片公司的最极端控诉来自窦唯。1994年，“魔岩三杰”及唐朝乐队联袂在香港红体育馆演出，造成巨大轰动。普遍认为，那次演出是中国摇滚的一个顶点。

　　然而窦唯可不这样想。他比较介意一开场自己精力不集中而导致的忘词，而后来发行方对此未加修补，这是“居心叵测”。他甚至觉得，魔岩“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唱片公司，现在都是个问号。也许他们是个特务集团？”2008年，他在接受凤凰卫视[微博]的访问中说。在那次访问中，他显得十分消极，后来他再也没接受过媒体专访。

　　无论如何，来自港台的商业操作是摇滚唱片火起来的原因之一。中国大陆当时还处在体制转型的阶段，体制内音乐出版社根本没有商业运作的经验，“如果没有魔岩，大家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到什么时候，”高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