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摇滚往事 从云端跌至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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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摇滚是否辉煌过这个问题，丁武有不同看法。《梦回唐朝》发行后，别人告诉他专辑很成功，可唐朝连续三年没有接过一场演出。“我觉得那都很扯，没有演出市场，谈何辉煌？”丁武说。

　　他认为，那只是特殊时期正好人们对精神文化有很饥渴的需求，需要激情的音乐，仅此而已。丁武形容自己现在“开心知足”，跟很多乐手不同，他没有跑过歌厅，如果音乐养活不了他，他就画画。“索性现在一切都好，因为我没有高的奢求，”他说。

　　但在更多人的回忆里，摇滚的确曾经火过，且有进入主流之势。何勇回忆，当时西单有个音像商店，自己的专辑曾经被人排队买过；大街上、广播里都会放放《钟鼓楼》。1994年，新歌手郑钧推出首张专辑《赤裸裸》，同名主打歌横扫中国五十家电台排行榜榜首。

　　1992到1993年，演出比较多的乐队无疑得算黑豹。“当时几支摇滚乐队做的专场演唱会，黑豹乐队是唯一场场都赚钱的。”这句话李彤强调了两次。那几年，全国冒出来好多支“假黑豹”，演出骗钱。

　　黑豹1993年的全国巡演“穿刺行动”，先广而告之：黑豹要做巡演啦！然后在北京坐等各地找到资金的演出商主动上门。

　　黑豹的演出现场只能用“疯狂”形容。观众们在体育馆里拆椅子、烧衣服、烧报纸。“不要站起来！ 不要跺脚！”主唱只能不时喊一嗓子，以稳定局面。也正因为这个，他们每去一地演出结束，都会得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反馈：这乐队以后再也不要来了。1990年代初，黑豹在青岛参加啤酒节，12万人high了，啤酒瓶子乱飞。李彤站在右侧台口，一个满头大汗的警察不停上来问他，“还有几首、还有几首？”

　　这样的疯狂让摇滚乐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另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黑豹的“穿刺”夭折了差不多一半的演出。有时候是因为当地主管部门不批——从文化局到公安局，每场演出好多部门可以管，有时候就算审批通过，也有可能随时取消。李彤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前往西安的演出。几十个舞美人员连夜上了火车，两辆装满设备的大货车也已开出北京。结果夜里接到西安方面的一个电话：公安部门临时变卦，禁演。

　　1994年，李彤第一次感到黑豹开始走下坡路。“上面有人说过一句话，‘让摇滚乐自生自灭’，”他说，“打击对象主要是崔健、黑豹和唐朝这拨人。” 这一年，黑豹连一场演出都没有，包括酒吧演出都批不过。

　　如今，李彤穿着花毛衣和运动鞋，戴眼镜，早已剪短了头发。这些年来，黑豹成员动荡不断，换主唱就像日本换首相。目前他们的主唱张淇已是第十任，他1981年出生，从小听黑豹长大。在黑豹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中，他写了两首词，他说，“更多的是希望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当时，对于面孔、超载等乐队来说，演出市场基本等于零，“精神食量就是天天在西单的平房排练，”面孔主唱晨辉回忆，“排练完了一起吃方便面。”他们也许可以在周六晚上去party演一次，不错的话，每个人能分100块钱。可经常是音乐刚开，警察就冲了进来。

　　2004年，崔健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中国，艺术家几乎处在无粮无水的状态，无粮就是拿不到版税，无水就是没有演出机会。”1993年，他在首都体育馆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之后遭禁，一直到12年后才再次出现在大型场地，其间只能在酒吧等地进行小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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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黑豹在1995年得到了去西藏演两场的机会，但自从前一年的低谷后，演出跟过去比较已经少得可怕。再往后几年，他们只能接到一些拼盘演出，各地方政府组织的晚会，《同一首歌》，啤酒节或夜场演出。“起码做专场是没戏了，已经没有那种实力了。”李彤说。

　　黑豹只是中国摇滚乐整体走向低潮的一个小小缩影。1995年5月，唐朝乐队主要成员张炬因车祸去世。这被很多乐迷认为是一个更具标志性的事件。1996年，一帮张炬的生前好友聚在一起，要录制一张拼盘专辑《再见张炬》。

　　晨辉接到《再见张炬》录制的通知时，已经身在深圳——跟BMG闹掰后，面孔乐队撑了几年后宣布解散。乐队成员欧洋去了超载弹贝斯，讴歌后来加入窦唯的“译”乐队，晨辉则去了深圳几个酒吧驻唱。晨辉下飞机后直奔五道口一个酒吧，开始作曲写词。

　　这首《习惯》的创作一共只花了两天，第三天就进棚录完了。排练间隙晨辉听了一些当时北京的乐队演出，只觉得“完了”“精神已经不复存在”。那些乐队不是消极，不是颓废，是“越来越功利”。

　　于是，北京之行的第四天，他义无反顾地回了深圳，“那时候我真不准备干了，把自己放逐到南方，”他说。在深圳，他最多时一天跑9个场，从老鹰到西城男孩[微博]都唱。

　　晨辉坐在健身房里，摇着头回忆这一段。他年轻得几乎看不出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摇滚歌手，“有几个摇滚人会让你来健身房找？”他笑着说。2003年，他从深圳回北京，因为每次看到唐朝、黑豹、零点、超载等“京摇”们去深圳演出，都觉得自己有一种“无法爆发的纠结”。2003年，他终于回到北京，并于三年后重组面孔乐队。现在，他帮人写歌，给某选秀节目当评委，帮别人拍公益微电影，还在准备面孔乐队今年的巡回演出。

　　“精神没有游离就行了，”他摊开双手，“而不是说面包放在这里我不要、我饿死也要摇滚乐！那不是摇滚乐，那是神经病。”

　　但当年，更多的人游离在执著与迷失之间。1990年代中期，音乐向市场调头，谈论理想成为了笑话。奔着“人生真理”的摇滚乐手们陷入彷徨。1994年，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扉页中写道：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圈也在发生变化。1994年之前，中国原创音乐只有摇滚。而那一年，老狼[微博]、杨钰莹、李春波[微博]、陈琳等一批被称为“94新生代”的歌手集体爆发式出现，很大程度上抢夺了听众，资本也开始流向更易操控的流行歌手。1990年代中期，张培仁回到台湾，魔岩渐渐撤出大陆市场。商业与大陆摇滚乐短暂的蜜月结束了。

　　在时代潮流的变化中，刚刚经历过1994年红演唱会巅峰的魔岩三杰无疑亲身体验了最为巨大的落差。

　　张楚在1997年推出了新唱片《造飞机的工厂》，反响平平。有评论说，这张唱片是“社会蜕变膨胀下精神延伸的必然”。这一年，原指南针乐队主唱、也是最近很火的歌曲《回来》的原唱者罗琦[微博]在南京拦下一辆出租车，要求司机带她去买海洛因。她成为娱乐圈里第一位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

　　后来的三年里张楚还有演出可去，但从2000年起，他陷入自闭。现在的张楚跟年轻时一样瘦削。他偶尔会帮朋友做做影视配乐，出席一些商业活动，还穿T恤和破洞牛仔裤。3月30日，定好的一场演出，张楚“因故”缺席——2年前的“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上海站，张楚也因故缺席，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1999年，窦唯与流行天后王菲离婚。此后三年，他一起来就鬼使神差地去后海呆坐。他曾承认，面对变化，自己不太适应。2000年制作完《雨吁》后，他决定不再开口唱歌。2006年，他的名字曾登满报章，却与音乐无关，只是他对报道不满，烧了一位编辑的汽车。

　　在他烧车之前4年，何勇点燃了自家的房子。那几年何勇患了抑郁症，一度丧失语言表达能力。在摇滚演出市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他曾在1996年受邀参加“流行音乐20年”晚会。如果顺利演完，他或许就此改变命运。可他十分排斥这样的晚会，在唱《姑娘漂亮》时高喊了一声：“李素丽漂亮吗？” 从此四年无法商演。

　　“末代理想主义者……”何勇笑一笑，默默重复了一遍这个别人给自己的标签。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想过如果不从事摇滚，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希望今年能够出版新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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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快速的商业化中国暂时不需要摇滚乐创造出来的凌厉之声。到了1997年，高旗明显感到，就连Party也变得特别不热闹起来。

　　大部分觉得Party够刺激、够热闹才来的观众一头扎进新出现Disco或夜店；新一批年轻人面对摇滚乐队更愿意木讷地听完，象征性地鼓鼓掌。很多乐队都受不了这样的奇怪氛围。一直到2000年以后，户外音乐节兴起，一批专注于摇滚乐的受众渐渐出现，高旗才终于又找到了与受众达成有效对话的感觉。比起1990年代初，他觉得现在的观众更成熟、更理智。

　　在摇滚即将转入低潮那几年，一支成立于1989年、到1996年才发行首张专辑的零点乐队意外地赢得了受众。《爱不爱我》在热歌排行榜上保持近二十个星期。零点的宣传文案写道：令捉襟见肘的中国摇滚乐不至于全盘皆输，也令风花雪月弥漫的中国流行音乐更加多元。

　　“到了90年代末，《心太软》横行，基本上所有人都喜欢听流行音乐了，”高旗说。一次，他听说身边一个唱流行的朋友一年挣了70万，而自己一个月一千块都挣不了。吉他手李延亮还住在一个废弃的锅炉房里。超载成员们只能另寻他路谋生：高旗做些广告音乐，李延亮去歌厅弹吉他。五六个月没见，他们会互相打个电话，“还活着吗？”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8年。这年，高旗创作专辑《魔幻蓝天》时尝试用最简单的和声。写每一个旋律之前，他都当自己是一个普通观众，判断旋律是否上口，“完全迷失”。

　　可专辑在市场上没有太好的反响，超载还被媒体评论为“叛徒”。直到2005年，高旗才突然觉得“爱谁谁”，回到了自己喜欢的金属路线。他说，那十年，像是被强奸的十年。

　　一些唱片公司的人曾跟晨辉探讨如今摇滚市场的需求是什么。他们说，以前的摇滚作品就像史诗，而现在则要简化，比如在一个小短前奏后马上进入副歌部分，抓住听众的感觉；另外，编曲要更时尚。但很多摇滚乐手并不认同这些。

　　直到今天，丁武仍然认为唐朝1998年第二张专辑《演义》的创造过程和意境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他发现，没人愿意坐下来听长达十几分钟的音乐。“他们更想听到类似第一张(专辑)的、有很多呐喊声音的东西，这是我和听众的冲突，而又无法避免，”丁武说。2008年，唐朝制作第三张专辑《浪漫骑士》，但反响平平。

　　老五不太适应这张唱片的创作方式。大家都各有事要忙，所以“打电话，让在家分别写好，再传给别人”。他说，“实际上应该四个人在一起同时写。”2009年，老五第二次离开唐朝单飞。

　　老五形容，如果对一个小孩对音乐执著的瞬间进行检测，热量得有上万度，可三五年不出名，没准会掉落回200度。十几二十年，“一般人早灭了”。他五十来岁，仍留着长发，“我现在还有那么一千多度”。保持极高温度的当然还有崔健，和记者见面时，他仍然精心换了衣服，戴着那顶五角星的帽子。

　　现在，主流媒体上偶尔能看到一些当年摇滚界的腕儿们——一些音乐类节目仍然需要摇滚乐符号作为点缀。3月，离开零点乐队的原主唱周晓欧以摇滚歌手的身份出现在《我是歌手》节目，与栾树、王澜、羊力等曾享誉国内的一线摇滚乐手搭档，进入了总决赛。他的“作用”之一是接档此前被淘汰的香港摇滚乐手黄贯中。

　　学过企业管理的郑钧则从2009年起注册了一家公司，转行做起了动画片。像2007年担任《快乐男声》评委那样， 4月19日，由他担任“音乐导师”的大型电视节目《中国最强音》即将在湖南卫视开始播出。 ★

　　(实习生尹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