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好是坏，可能并不存在明确的答案。在“超级女声”火热现象的背后，我们更应该用宽容和友善的目光去看待这一切。[我来说两句]

　　▲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电视不再是人们眼中﹃崇高﹄的存在。

　　■专业发烧友点评

　　对娱乐流程设计的理性质疑

　　“超级女声”这个节目拥有流行坊间的必要元素：草根变凤凰的结局、人皆有可能的机会、素质美女集中的作秀。毫无疑问，湖南卫视已经绝尘而去，将中国其他电视同行甩在身后，若干年后如果中国也有成熟的独立的娱乐工业，湖南卫视将会是这个工业的巨子。但是对于最后3名待定选手采取32位热心观众现场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最后一个晋级名额的做法，我有不同观点。

　　初期赛事都是用的评委方式，三人一个组来评判。这于无解中（众口难调）找到了一个可操作的方法，在没有其他可执行的方法出现时，暂且以此法为准，这点是正确的，符合解决问题的逻辑。

　　评委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即选手都在评委这个公平的尺度上去竞赛，喜好优劣都有评委这根绳子比着，谁也没法说谁在取巧。可对于没有被评委头回看上眼的3位待定选手来说，主办方出于某种目的，突然乾坤大挪移地换了另一种评选方式，即从方法论上推翻了以前公平的准则，将3个可怜儿独立出来，采取新的标准去衡量她们，我以为这是不公之一。

　　找32位观众来代表民意，这属于定性的范围，即用最少的样本量来就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探讨结果。稍微了解市调的人就知道，定性的准确性相当低，多半只用于参考性的研究，需要得到一个有代表性的准确答案还需要大样本量的定量研究。用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且没有选择标准和选择过程的公开，很难说清楚32个人的出处）来代表电视前观众的意见，我以为这是不公之二。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破窗理论”，这个理论验证了几个人性方面的事实：人类行为的从众性、无规则下的行为随意性。

　　采取现场轮流投票的方式，后来者都将受到前面投票信息的干扰和暗示，并会随时调整自己的决定。从整个投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前10位以内的观众还是比较好地保持着独立判断性，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口味来进行选择（虽然这里的个体不能代表大众，但是由于方法的缺陷，这里的个体可以推广至相同特质的人，如果32人都保持独立性，其结果还是有一定公正的，虽然离真的公正有太大距离），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前面观众投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后面的观众根据前面投票的结果开始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从10以后可以看见很多观众上台来进行临时的决定，甚至有的在投票瞬间做出调整，这些都是受到前面投票结果影响所致（这就是典型的破窗理论的再现）。在方法上的不公平后，对于过程的控制和设计也同样不科学，我以为这是不公之三。

　　天涯/没文化农民

　　■专家点评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

　　平等本身就是魅力

　　核心观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能够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渠道仍然继续不畅，这样的节目就会永远有市场。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新京报：“超级女声”汇集了大量业余的演唱以及表演，但是广大观众却乐此不疲。从传播伦理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万人追捧“超级女声”的现象？

　　喻国明：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电视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我们过去把电视看得太崇高了。总认为它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一面镜子，它应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导，是我们的老师。其实电视不应该仅仅是这个样子。电视现在应该也已经在更多地扮演社会自我关照的角色。“超级女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新京报：在海选阶段，“超级女声”不加筛选地让各种“女声”出镜亮相，您怎么看这种电视操作手法？

　　喻国明：这无非是引入了国内电视节目中缺少的元素。

　　海选是这个节目能轰动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它破除了很多以往此类竞赛选拔的门槛，给了所有人机会展示自己。什么出身家境身材都不问，来了就唱。虽然有评委刻薄的言语和选手的丑态百出，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社会对于机会平等的渴求。它完全破除了关系网，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门槛。虽然胜出机会很低，但平等本身就是魅力。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给个人的机会太有限了。大家需要有这样一个管道来营造一种机会平等的环境。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社会稀缺的资源———平等。

　　从观赏者的角度来说，大家需要通过这种窗口观察一种原始的生活状态，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一种更本色的认识。而所有针对这些电视操作手法的批评，我觉得都是对这种生活中的新元素的不适应造成的。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变革，新元素出现是正常的。我们不但要积极地接受这些新元素，更要有更高的智慧来化解这些新元素带来的问题。从我本身来说，我比较认同这种创新。

　　新京报：这个节目的流程设计令比赛淘汰过程中的“残酷性”更加突出，您怎么看这种操作手段？

　　喻国明：类似过程复杂化的这种手段，我不觉得值得大力提倡，但它在提高收视方面确实是有效的。事实上，很多市场化的东西本身合法但未必值得提倡。这是媒介的正常功能，只要不过分，不泛滥。这是商业化的结果，人们的兴趣有个积累过程。这种出于商业的考虑，只要不是特别损害过程，还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电视剧，你拍20集可以，但是一下子抻到100集，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注水了。

　　新京报：和同类选秀节目相比，“超级女声”本身并没有设置奖金等物质奖励，但众多“女声”仍然“趋之若鹜”，您觉得是因为什么？

　　喻国明：其实收获分两种，一个软收获，一个硬收获。

　　软收获就是你的知名度。你上了电视之后，针对你个人的社会评价会有一个迅速的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奖金不一定重要。演艺明星削尖了脑袋上春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超级女声’引发万人逃课”，先不论是否属实，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节目有责任吗？

　　喻国明：我觉得节目本身没有责任。就像电视台放电视剧《小李飞刀》，如果真的有人模仿飞刀结果杀了人，你不能说是电视剧的责任。但考虑到节目很有影响力，制作方可以考虑把程序设计得更加合理。

　　新京报：您怎么看观众更热衷于对海选中举止失当的各种“女声”品头论足？

　　喻国明：这就是它本身的魅力。我们不能用以前纯粹的欣赏心态来看这个节目。人们走调或者举止失当其实正是这个节目的核心价值之一。这不是考级，而是对社会展示自己。

　　新京报：对于那些比较幸运的“女声”，参与这个节目可能会彻底改变她们今后的生活。

　　对其中很多还未成年的女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喻国明：地位或者其他方面的各种变化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语言模式、行为模式的变化。正所谓，权利越大责任越大。问题在于贵族不是一代就养成的。可能虽然影响力到了，但是整体素质还没到。这个时候她们身边一定要有一批专业的人来帮助她们迅速适应新的身份。要有一个良好的辅导机制。不至于一夜之间成名之后，在言语和行为上还完全放任其发展，这可能很快导致其“星光黯淡”。这种新名人的塑造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更加周到的支持。至于对于她们是好是坏，这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中了100万元，这件事本身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财富、成名，本身都是价值，但是利用方式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