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的土壤被彻底破坏了，已经不能指望它能结出甘美的果子。可我们偏就要解剖一下，看看嵌身于流行音乐的肉身之上的那些肿瘤，是如何长出来、癌变、扩散的。

　　临床表现：泛娱乐化的深度病变

　　天天在娱乐包围下，面对着各种事端，只要稍感点兴趣的人都已经看得出事端的大部分是炒作了，而且，我们都还在炒作前面加上两个字“恶意”。从印刷品时代到电视时代再到网络时代，娱乐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泛娱乐化的倾向也已经在各个行业里如癌变的细胞一般扩散渗透。

　　在流行音乐里，尤其如是：无音乐而绯闻而炒作，音乐投入的市场回收反倒不如炒作的市场回收，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音乐的娱乐功能，几欲取代音乐本身。乐评人孙孟晋说：“娱乐本身是无罪的，每个人都需要娱乐。但泛娱乐化是危险的，泛娱乐化下的音乐就是——炮制歌手的绯闻、编造小道消息、抄袭与内讧、雇用吹鼓手、被摄影术修整的脸蛋上封面、假唱……一条龙的生产与销售”。他还说，选秀节目流行以来，一夜“神话”开始了，而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市场互动，靠的更是炒作、绯闻和骗局，他悲观地认为，这个行当是没希望了，只剩下暴利让人利欲熏心。

　　当然娱乐无罪，可整个社会每个人都泛娱乐化却是危险的。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波兹曼认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流行音乐显然越来越接近一场杂耍，孙孟晋说：“它对青少年的毒害是：不是真正去热爱音乐，而是从小培养爆发户心理——快‘嗓’文化，独尊明星，像买彩票一样地赌人生。从而完全省略了音乐发自内心，音乐取自生命体验的必经过程。”

　　王小峰则用更为刻薄的比喻回应乐坛的种种恶状：“有个流传很广的东北笑话，说一个东北小姐拉客，遇见一嫖客，问，大哥想找乐子吗，嫖客说，多少钱？小姐说，啥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呗”。王小峰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乐坛被一群二奶占领，他们抱着乐呵乐呵的心态，把歌坛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她们终于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这时候人们觉得这个行业专业了，应该有希望了，可后来，另一种小姐混了进来，这些人大都是演电影拍戏混得脸熟的主……中国歌坛就像东北小姐，见明星就招呼。王小峰用这个刻薄的比喻说明中国流行音乐音乐人的非专业化和娱乐化，做好的音乐早已不是音乐公司的题中应有之意。

　　而乐坛隔三岔五就冒出来的某某劈腿、某某被偷拍、某某的名字被避孕套厂商注册了商标等新闻，则全部是赶在发片前夕炒作出来赚取眼球的筹码，一次成功的炒作可以让一个沉寂的歌手浮出水面，以此博取演出市场的青睐。一次更为成功的炒作可以在人的记忆里打下持续的烙印……为了这些，他们甚至可以无所不为，王菲(王菲新闻,王菲音乐,王菲说吧)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生孩子，那英(那英博客,那英新闻,那英音乐,那英说吧)的姐姐一手为她打造私生子事件，杨臣刚则编造让人眼花缭乱的情感纠葛故事……每每有企宣跟媒体联系：报道报道我们吧，哪怕是负面的……

　　泛娱乐化自然不止生产这些，它还生产观众专门攫取花边新闻的眼睛，生产渴念更多花哨的伎俩的干瘪的心灵，看客和演员一起鼓噪着嬉闹着，要将娱乐进行到底。而潜心于音乐品质，在这种气候下，形同在热带养殖一种寒带植物，这种行为甚至是会遭到耻笑的。

　　与泛娱乐化遥相呼应的是各类音乐奖项的闹剧，它们大多是几个掌控排行榜的人自己排的，照顾到了各方利益而做出的大锅饭：不分好坏来者有奖。如果参加评选的歌手因各种商演缺席颁奖典礼，这势必会令主办方恼羞成怒，迁怒于缺席歌手的公司，下次就不发他了；如果排行榜与商业挂钩，有赞助企业，那么商业竞争也注入了奖项竞争，比如某榜是以某饮料冠名，但是参与评选的歌手中有些是该饮料的竞争对手代言人，所以奖项评选自然也要顾及赞助方的商业竞争……所有这些到最后就是一场娱乐闹剧，乐呵完了也就完了，如果说到如美国的格莱美那样的公正性，在我们的流行音乐土壤里，几乎是天方夜谭。

　　在这样的音乐环境里，我们还能信什么，还能听什么？孙孟晋呼吁：“让你的孩子真的去热爱音乐，让他们的心灵不要受到如此的污染。”

　　诊断结果

　　选秀：拔苗助长 积恶成疾

　　当国内歌唱选秀节目猛然生长、迅速成型、并像机器一般制造出一批批一线歌手时，很多人都坚信这是乐坛的一场革命。选秀过程同样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话题，且比起唱片公司炮制的绯闻娱乐来要清澈得多。唱片公司的门槛再不是高不可攀，决定权和话语权破天荒地转移到了观众手里，流行乐坛民主了起来。望着那百十个选手个个自成一派，真可谓是百花齐放，恍惚间觉得华语流行乐的土壤好生肥厚。

　　紧张激烈的选秀节目刚一结束，早已等候不及的唱片公司立刻上场，只可惜此后的过程除了掏腰包外再也不能全民参与，留给歌迷的是一落千丈的空虚，但他们终归忘不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了话语权就说给自己听，自娱自乐。如此一年后，盼到了唱片发行，不管三七二十一能买多少买多少。在他们眼里，这个歌手就是“自己生出的孩子”，没有更好，只有最好。

　　乐评人王小峰曾在采访中这样评论过李宇春(李宇春新闻,李宇春音乐,李宇春说吧)的歌迷“玉米”：“作为歌迷，他们能做的就是瞎嚷嚷、消费这个明星的产品，根本不可能控制的了明星，他们只是自己在给自己编童话听。艺人就是白眼狼，和这些粉丝永远是有距离的。李宇春得顺从商业行事，宋轲和天娱(天娱新闻,天娱说吧)公司都是按商业操纵的，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粉丝的意愿。但无论李宇春变成什么样，哪怕有一天她剃秃瓢了，粉丝们都会理解，他们就是犯贱。”

　　《皇后与梦想》的发行所带来得影响力弱得太多，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李宇春，却说不上除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她》之外她还唱过什么歌，当年投票数量高达300多万，如今唱片却只卖了43万张。王小峰还说：“其实何止李宇春，所有在今天看似非常合理的，选秀方式推出来的当红艺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她比烟花更易灭。这些人虽然外形、风格不同，但是市场都很小，受众群体相对封闭，不容易扩大，又相互争夺市场。或许，这种电视选秀出来的明星也就是那么回事，都属于早泄型的，闹哄哄地出来，静悄悄地离去。所以，现在娱乐产业急需解决的是如何做出一个漂亮的爱的问题，如何让真正的艺人持久、不断有花样、不断有高潮。”

　　孙孟晋认为：“如果单纯是在消费休闲，丰富老百姓的娱乐生活，那么选秀运动本身是精彩的。但在背后有一张嘴巴，悄然露出贪婪的气息。看上去是民众选出了偶像，却是唱片公司与娱乐公司借此找到发财的金矿。一句话，音乐有什么进步吗？唱片拿出来评一评，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吗？千万别让民众以为音乐就是发声机器！对于近年愈演愈烈的音乐选秀运动，究竟该如何看待呢？这里面有假象，而它的假象正形成又一个畸形的怪圈。假象的本质是：我们的流行乐似乎找到了新的生产力。媒体真的在担当音乐生产的角色吗？不，它实质上是在私下联姻，是在编造‘速成偶像’的神话。”

　　即便是这样，内地歌坛也几乎被选秀歌手一手遮天，孙孟晋说：“在内地歌唱选秀几乎成了流行歌坛的全部，再看看人家美国，选秀远没有取代流行歌坛。相反，一个凯丽•克拉克森（Kelly Clarkson，首届“美国偶像”冠军）获格莱美大奖，又哭又笑，一副‘丑小鸭’心态。”乐林唱片公司老板余秉翰签下了周笔畅(周笔畅新闻,周笔畅音乐,周笔畅说吧)，从他的言谈中能听出其他歌手对超女的不服气：“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他们看不惯别人有钱，觉得凭什么我熬了20年，你忽然一夜出来，出场费却比我高，专辑卖得还比我好。”

　　余秉翰说：“我承认，这很残酷。但实际上，商业更残酷，如果她们拿不出好的作品，只凭着高人气，到最后还是会被别人取代的，所以说，歌手要想长久地立足于乐坛，只能用作品说话。”

　　网络下载：贪图眼前 自断后路

　　王小峰说，几个月前，国际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工作人员给他传来了一个目录，一万多种唱片，问他喜欢什么，可以挑一些给他， “这是要清仓啊。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都已经做好放弃传统唱片销售的准备”。与此同时，一个从广州来的做音像的朋友又告诉他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那个做了四年多的“黄标盘”的盗版商正式“转正”（转做正版）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新的黄标盘品种了。本来，我还打算拜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给他提供一批我喜欢的唱片目录，让他再开发一批新品种，可惜啊，连做盗版的都抵抗不过数字音乐时代的冲击，被迫从良，真是令人发指”。

　　“我估计在未来的一年内，又要关闭一半左右的音像店。2008年，中国基本上就没有音像店了。因为美国要CD退出音像市场需要很长时间，毕竟这个庞大的企业转型要解决各个环节问题，但是中国不用，中国任何环节都没有。船小好调头，没什么负担”，王小峰说，他发现家门口有家小店，几个年轻人鼓捣的，专门给人刻录光盘复制MP3，“以后的音像店估计都干这个。而且可能形成联网，花一块一钱就能复制很多歌曲”。

　　而一般的流行歌手经常开的庆功会上，动辄便说有几十甚至上百万的销量，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北京音像大厦负责人沈先生介绍说，华语唱片在北京的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1/5，而他们公司在北京有2000多家零售点，几乎是北京所有音像店的进货地。以北京音像大厦提供的数据施以倍数，大致便可看出整个华语市场的情况。“周杰伦(周杰伦新闻,周杰伦音乐,周杰伦说吧)卖那么多我信！一家唱片店平均一次从我们这儿批50张，全北京就是10万。周杰伦的这张（指《十一月的萧邦》）我们还补过几次货，算下来，总共差不多发出去了20万张。我可以给出一个我们的排行榜，去年（2005年）一年里，唱片卖得最好的歌手依次是周杰伦、蔡依林(蔡依林新闻,蔡依林音乐,蔡依林说吧)和超女。” 但对于其他歌手的唱片销量，沈先生说自己不太方便发表看法。

　　沈先生表示，从2001年起，到2006年为止，唱片销量正在以每年5%的速度直线下降。“早些时候，正版CD的价格太贵，那些批发都得六七十，要卖一百多的唱片谁去买呀。现在价格是压低了，可还是挡不住销量的下降。网络下载对我们的冲击太大，想听什么网上都有，随便就能下到，来买唱片的真的不多。”

　　太合麦田(太合麦田新闻,太合麦田说吧)老总宋柯与这类音乐网站的观念一拍即合。他认为，数字音乐在未来一定会代替传统唱片而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甚至认为数字音乐会拯救音乐行业。“我们公司去年年底第一次实行这种发行方式，它不光被歌迷认可，行业也在认可。虽然从概念上它会摧毁原来传统唱片，但它的根本还是做音乐，从音乐上创造利益。”

　　小四是某门户网站音乐频道的编辑，针对华语流行乐来说，他更青睐于网络下载，并总结了3点原因：一张唱片里只有一两首自己喜欢的歌，买整张唱片不值；现在的正版唱片做得很粗糙，甚至还不如盗版唱片；网络下载方便，覆盖面也广。他还认为，如果在国内某天CD被网络下载完全取代掉，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可惜。小四的这番话肯定了网络的便捷，但同时，也分明地表示了他对华语流行歌曲质量的失望。

　　乐评人Badbrain自称是个“塑料片收集者”，收集自己喜欢的欧美唱片、听音乐是他的最大乐趣。Badbrain基本拒绝下载mp3，他说，mp3是经过压缩以及再次处理过的一种文件格式，音效与唱片根本没法比。而且拿着唱片看和网络上下载的封面图片，从最基本的手感来讲都没有可比性，更别提唱片文化和收藏价值了。在他看来，虽然网络下载在时效性上要强于实体唱片，但网络下载对传统、保守的唱片爱好者和收藏者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说网络下载影响唱片销量的都是在找借口，实际问题是，音乐的质量一天不如一天。

　　“MP3不是一种拥有。而你真喜欢一个人或者一件物品，是该看着照片还是拥抱实物呢？如果一首歌曲，或者一个艺人的音乐通过下载就可以让乐迷满足了，那么这基本就是失败的。你看国内的唱片售价早已经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实际上买张唱片并非对听众有很大负担。而唱片公司却在倡导网络收费音乐，是一种本末倒置，把没有开发的唱片市场放弃了。不去创造这种唱片文化，而是推行一种无形、虚幻的东西。那么你的艺人会产生持久的价值吗？还是随着硬盘的更新不断贬值？”在Badbrain眼里，这些呼吁着一种模式的倒塌、一个时代来临的业内人士，对最本质的问题视而不见，却在借用网络这种新兴的媒介，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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