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恶性蔓延 以毒滋瘤

　　音频编辑猫头鹰已经从业五六年了，他电脑里的mp3音乐有100个G左右，刻录的mp3有200个G左右，但是他收藏的CD只有700多张，对于每天都要听大量的音乐的他来说，网络下载是最便捷的途径，也是他获取资源的主要来源。他说，“我不买盗版，但也只有在特别喜欢某个音乐人的情况下，才会既下载了mp3，又去买正版CD，当然国内的优秀音乐人并不多，所以去购买的正版唱片也不多”。对于普通的歌迷，恐怕去购买正版CD的可能更小了，网络下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冲击了传统唱业，而中小城市的歌迷，普遍都是购买盗版。比如,邢台歌迷曹松是一中学教师，他架上为数不多的CD都是盗版，他说，音像店里卖的大都是盗版，对他来说，想买正版都不方便，况且,盗版CD比正版便宜多了。

　　乐评人王小峰前段时间在北京的音像市场转了一下，结果“惨不忍睹”，“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卖CD的音像店越来越少，不管正版还是盗版。现在音像店里产品少得可怜，以前门庭若市，主要是盗版在填充。现在门可罗雀，货架上都是正版，但就那么几种。所以说，当去掉盗版，其实中国的音像产业狗屁不是，只能算音像农业”。

　　传统唱片业在受到盗版如此的冲击的情况下，有的选择了与网络下载一同谋算，但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在急剧流失。产业经济的受损，自然会导致传统唱片业在再生产再投入的过程中，音乐品质的部分放弃。

　　网络秀公司的总负责人卢中强说，“任何产业都是一个产业链，音乐产业自然也是，盗版造成了产业源头的人的收入减少，这必然会造成，精英的流失”。2004年，卢中强在华纳工作，2005年，创建了“网络秀”公司。这两年里，他所认识的音乐能力很强的从业人员，都离开了这个行业，开画廊的开画廊，做餐饮的做餐饮。他认为中国流行音乐最根本的症结，就是盗版造成的精英的流失。“精英的流失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可以对比的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那时候就是靠优秀的音乐人撑起来的”。

　　除了人，在制作上，盗版也造成了一定的恶果，版权得不到保证，“不管怎么说，一张唱片的各个环节，投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品质的好坏，投入高——我们听唱片都能听得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

　　卢中强举例说，许巍(许巍新闻,许巍音乐,许巍说吧)的演唱会那么多人去看，胡德夫在大陆的凡响那么好，说明大家对好的音乐还是渴求的，但就整个大环境来讲，精英的流失，和再投入过程中的资金限制，造成了音乐品质的放弃。

　　以卢中强自己的公司网络秀来说，他们旗下的厂牌十三月，签约的乐人不多，但都是短期内很难说挣钱但都是很有音乐素养的人，他说他现在得靠大量音乐外的事，把公司50多人养活了，然后再往下走，再把好的音乐推出来，“我们会有个绝地反弹，那就要准备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来”。盗版造成的产业损失，卢中强需要从无线增值等方面赚回来，然后再投入到真正的音乐生产上。但是他也认识到，赢利模式在传统唱片界内部发生了大规模改变，sp运营商尝到了甜头，于是所有人都跟着这个模式走，而传统唱片做的音乐，都跟着周杰伦走，这样一来，“恶果就是越来越没好的东西了”。至于sp运营商的业务比如彩铃，“它们只是一个低端的音乐片段，谈不上品质，跟音乐也没关系”，卢中强说，寄希望于从那里得到好的音乐是无稽之谈，而网络歌曲，也大都是些恶俗的、音乐品质低下歌曲，同样也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好的音乐。

　　“没有把该挣的钱都挣到手”这是所有的唱片公司老板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资金是导致唱片行业自身造血机能不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太合麦田的老板宋柯说，“内地的侵权盗版问题一直比较多，这个行业自然也无法顺利成长，没有财力吸引人才和做艺人，而这个行业恰恰是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并存的，所谓高风险是艺人成才率并不高，做很多艺人能红一个就不错了，这样就要求在单个投入上风险很高，但是在这个行业自身造血机能不强的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样高投入的状态”。 宋柯说，他从台湾的同行那里得知，他们若不是在反盗版的问题上下了大决心，他们也起不来。他们后来慢慢走下坡路也跟盗版有关系。

　　鸟人公司周亚平则说，从发达国家的流行音乐发展轨迹看，唱片产业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关系很大。但王小峰认为，好的音乐和盗版没有关系，音乐是很主观的创作，不是有钱就做出好音乐。他觉得主要原因还是现在唱片业里从业人员素质差，混的人多，对唱片市场不了解，也不懂商业经营规律。

　　音乐人：供血不足 虚假肥胖

　　在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音乐市场的音乐繁荣时，宋柯用了“令人吃惊”来形容，老狼(老狼新闻,老狼音乐,老狼说吧)、高晓松、朴树(朴树新闻,朴树音乐,朴树说吧)、许巍等专辑销量都非常高，田震(田震博客,田震新闻,田震音乐,田震说吧)、郑均超百万，黑豹、唐朝近百万量，窦唯脱离黑豹的第一张专辑都是六七十万，这种成绩港台歌手并没有多少能达到。那是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有魔岩三杰、校园民谣，广东有毛宁、杨钰莹，西部有西北风，上海也有自己本土的歌手，各地都有自己的音乐在发展，涌现了一批好的歌手。

　　为什么近些年没有持续这种歌坛的繁荣？呈现出来的是乐坛优秀音乐人稀缺，那英、刘欢(刘欢新闻,刘欢音乐,刘欢说吧)、孙楠之后，乐坛从此再无顶梁柱。小柯认为，好歌手出现的少跟以前媒体掌握着高度的话语权、听众选择性小不无关系，而且流行歌只要熟悉就容易让人觉得好听，新人容易受到关注；而现在网络带来的音乐全新的概念，听众的选择增加无数倍，所以很难通过原来那种强势的话语权，比如排行榜冠军来迅速地走红。

　　余秉翰认为做出好音乐很重要一点是要音乐人动机纯粹，这就必须生活无忧，很多欧美创作人一首歌吃一辈子。但内地现状不可能，很多人做音乐目的不够纯粹，都去迎合市场，音乐自然就会单一化。

　　但是稀缺不等于没有，宋柯认为内地存在很多好的音乐人，只是没有好的机制配合。他认为内地流行乐的发展有几次机会是错过的：

　　首先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多元化的音乐种类，但是当摇滚乐、校园民谣、西北风等音乐盛行的的时候大家一窝蜂跟风，在跟风的时候保证不了质量，反而把市场搅乱了。

　　第二是价格竞争上丧失机会。宋柯认为90年代中后期应该大幅下降正版CD的价格，他算了一笔帐：那时正版的CD四五十块以上，但其实成本也就5块，加上版税，批发12块也行，零售价买到20块钱就可以了；而盗版CD 2块钱成本，卖10块，就彻底把正版市场打垮。现在看来正版的高价给盗版商制造了至少三到五年的机会。等正版发行意识到问题开始降价的时候，比如当时宋柯做的达达乐队CD18块一张，立刻正版市场成倍往上增长，可是盗版局面已经定型了，尤其国内三四线的城市地区，完全都看不到正版CD了。

　　第三，市场秩序没有尽快地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周亚平也一再强调，他说内地市场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这么多年以来音乐行业一直很艰难，市场不规范是唱片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周亚平说令所有人头疼的不光是盗版的问题，就是正版市场也不够规范，几乎没有发行公司会跟唱片公司实在的结账，发行商到底卖多少唱片制作方根本不知道，只有“保底”数字那部分费用，而一个新人基本上没有保底，特别看好的新人也就是两三万。周亚平的应对之道就是自己发行，他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虽然要承担的风险意味着更大，但是如果庞龙的《两只蝴蝶》交给发行商，“能说十万八万就不错了”，而绝不可能是60万。无线音乐相对规范些，但是侵权地方也很严重，线上下载100万次的数字，SP说为了推广音乐自消费90万次，真正产生费用的地方只有10万。宋柯也提到了KTV收费问题，亚洲地区卡拉OK收费是唱片公司巨大的收入来源，而内地根本没有。

　　余秉翰讲了一句话：“最最可怕的是音乐是不值钱的。” 现在的音乐用户不习惯付费，没有人愿意消费音乐，而社会对知识产权意识的淡漠也是产业链条断档的一个因素。周亚平在谈到“KTV向版权人付费”的规定时，他说“KTV拒绝付费显得理直气壮，媒体宣传的立场似乎也没有站在版权人这边”。在他以前在维权的过程中，总有人说“盗版不是什么坏事！”，包括很多法官都不会站在版权人的立场上。

　　诸位唱片公司经营者一致的看法是，目前内地音乐产业链没有良性循环是导致唱片行业自身造血机能不足的相当关键的原因，当然这也意味着作为经营者最为重视的“没有把该挣的钱都挣到手”。

　　港台基因：光了面子 乱了肠子

　　内地从来都不缺乏有一把好嗓子的歌手，目前，港台音乐人大举进入内地为歌手制作，而且内地硬件水平也跟上了，还动辄邀请顶尖团队去海外录音，可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港台流行乐还是在华语乐坛占有相当的主导地位。

　　资金投入是差距的客观因素，宋柯了解到孙燕姿、蔡依林这样的歌手首张专辑宣传费仅是台湾地区都达到三四千万新台币（约一千万人民币）；而像太麦这样“家底算比较厚实”的公司，新人一张专辑从宣传到制作无非也就是一两百万，而且在内地算相当高了，许多公司根本承受不了。

　　内地正式有唱片公司也不过才十年，对于内地和港台的差距，宋柯认为除了本身唱片工业底子薄弱外，最重要的是业内各环节的人才匮乏。为刘德华(刘德华新闻,刘德华音乐,刘德华说吧)、郭富城(郭富城新闻,郭富城音乐,郭富城说吧)、仔仔、王心凌(王心凌新闻,王心凌音乐,王心凌说吧)等大牌艺人做过内地宣传、有近十年唱片行销企划经验的吉神文化企宣部经理陈瑛子也认为，内地唱片宣传这个职位流动非常快，很多资历不深的从业人员在各家唱片公司跳来跳去，做得很不扎实。

　　乐林文化(乐林文化新闻,乐林文化说吧)老总余秉翰从香港来到内地做唱片6年，他也毫不客气地说直到现在内地也没有香港专业，分工不够细。陈瑛子也确实感觉到台湾宣传功夫做得透，大到一个艺人定位如何、包装策略、小到上节目如何说话、服装配饰都面面俱到。在刚开始接港台艺人的宣传的时候，对于台湾唱片公司要求的上通告要问清楚服装品牌，“几点几分进电梯”这种规定也很不理解，但是这就体现了台湾对艺人的策划度，所有细节都要符合艺人的定位包装。接触了很多港台艺人，陈瑛子感受到港台对艺人培训非常到位，通常艺人一看到镜头，感觉就出来了，而内地艺人培训方面就差一些，另外港台艺人在谈吐方面有自己的套路，对待媒体会分别透露一些不同的内容。

　　媒体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宋柯认为当年那些媒体都是跟歌手音乐人共同成长的，而今天，新成长起来的媒体人很多都是受港台文化影响过的追星族，怀着崇拜的心理追捧。曾经去台湾发展过的歌手江俐奇在台湾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乐坛生态对新人接受度很高，虽然也更新得快。而直接跟媒体打交道的陈瑛子就更是深有体会，“内地对新人的环境不够优越，媒体考虑版面和收视率，加上内地制作公司对于自己宣传经费安排不够好。内地基本没有在电视上为歌手投广告，而台湾推出一个艺人做几百万的预算，在什么样的电视台什么时段做什么样的宣传都会考虑得很细”。内地艺人安排通告的话，除非是一线大牌或者一定知名度才好做，而新人遭到拒绝的机率就很大，据她透露，有些电台的要求必须上电台打广告，否则就没有上节目做采访的可能。

　　还有就是文化观念和地域原因。文化上不用说，“港台时髦、内地土”，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宋柯认为这是整个消费群体缺少自信的表现；而在港台做个密度很高的推广比在内地容易得多，因为内地太大了，宋柯认为内地东西南北文化喜好都各不相同，任何一个好的音乐包括任何流行文化都是需要时间的。

(责任编辑：宋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