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接下来开始找出版社。我先后找到了七八家出版社,人家一听一百多万字,立马就没兴趣了,所以耽误了有将近一年。那时候,我没事总去付雄的音像店里买唱片,有一次,他的女朋友江濒跟我说,你那本书什么时候出啊?我说还没找到出版社呢。她说,我认识一家出版社,你要感兴趣,可以跟他们谈谈。然后她就把我介绍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接待我的是个女编辑,叫苏蕾,她对流行音乐挺感兴趣,之前还编辑过一本类似的书。
编辑部主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跟我说:“你给我一部分书稿,我先看看内容是否符合规定。”于是我就给了她大约30页的书稿,这时候好像是1998年春天。半年过去了,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这个主任给我打电话:“你的书还出不出了?怎么不跟我联系?”奇怪,出不出是你们决定的,我整天打电话催,你们不烦啊?况且,我从来就不爱低三下四求人,要真想出你干吗不跟我联系呢?
但不管怎么说,出版有眉目了,我就跑到朝阳门内的九爷府,找这个主任。一见面,主任就很热情,跟以前爱搭不理形成强烈反差。她热情地说:“有一天,我回家,把书稿放到桌子上,被我女儿看见了,她就兴奋地对我说,妈,你们要出这本书啊?我说怎么啦?她说:我们同学都特别喜欢摇滚乐,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书……”我终于明白了,这位主任对这本书突然产生兴趣,完全是因为她女儿的这番话。至今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她这个女儿,这是个多么高瞻远瞩的女儿啊,这是一个多么恰如其分的女儿啊,这是一个拯救了一个摇滚文艺青年灵魂的女儿,这是一个让一个摇滚文艺青年无法安放的青春终于找到归宿的女儿。主任她女儿啊,我爱你。说句心里话,要是她女儿在我跟前,我会像冯小刚一样给她跪下。
有时候,故事的发生就像电影情节一样。
(六)
这本书终于提上出版日程,但接下来的一切又让我颇为失望。编辑、编辑部主任这两关都过了,该轮到主编了。这个主编是个狡猾的老狐狸,欺负我们没有出版经验,他列出一万多个理由来证明只有我们多出一部分钱才符合中国的出版规定,这个屁话谁相信呢?
问题是,我那个天津的朋友也够晕的,之前他跟我说做了好几年书商,这个市场门儿清。我说那你就跟他们谈判吧,我是两眼一抹黑。谈判是很艰苦的,我坐在那里,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几次我想站起来,想告诉他们:“老子不出行了吧,别这么欺负人。”但我看天津的朋友谈的颇有兴致。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以我这个不懂出版的人来判断,我们都已经被当成傻逼糊弄了,你怎么还跟他们谈?
最后的结果是:首印6000册,出版社出纸钱和印刷费,其余所有投入都有我们承担。最郁闷的还不是这个,我们要承担2000册的销售数量,而且是五五折从出版社购买,比批发价还贵,而且还不能进新华书店,但是他们可以走二渠道。我前世欠你们出版社是怎么了?我就不明白,这笔糊涂账也不知道那天津朋友是怎么算的,居然就接受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南京条约》吗。
1999年4月,我和出版社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我这个人,做事总想着别人,因为钱是人家掏的,出门就问我那个朋友,问他能不能把钱赚回来,不然就是害人家。他给我算了一笔弯弯绕的账,我过程都没听明白,反正意思就是2000套都卖出去(七五折出手),肯定能赚钱。可我觉得丫肯定赔钱,但我不会算这里面的账。
事实上,出版之后,我们五五折进货,至少六五折卖出去才能多挣一点钱。可我这个天津的朋友到图书批发市场一打听,现在的书都是五折批发,你就算是五五折批发都没人要。我在海淀图书城的一家书店看到,68块钱的书,他们卖45块钱,你说他们几折进货才敢卖这么低?我这天津的朋友也太不了解行情了,就这么被出版社给坑了。想挣钱,大宅门都没有。后来我只好动用《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音乐天堂》的朋友,帮我邮购,好歹卖出去一些。指望这个天津的朋友,看来是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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