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都娱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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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的张楚 |
那一年，一家叫做魔岩文化的唱片公司一气发行了三张音乐专辑：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何勇的《垃圾场》与窦唯的《黑梦》。那一年，出于商业宣传的考虑，“魔岩三杰”横空出世；那一年，一场名为“中国摇滚新势力”的大型演唱会势不可挡地袭击了香港红磡，狠狠地抽了流行文化一个大嘴巴；那一年，被称为“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1994年，这场属于“中国摇滚“的豪门盛宴，如高潮般，来得艰辛迟缓，过程美妙至极，但是转瞬即逝。
显然由张楚，这个亲自抒写历史的人，来回忆、讲述、感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虽然过程有些恍如隔世的艰难，但回忆已如泉涌般汹涌澎湃，细节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关于“魔岩三杰”
“唱片发行量，到达了百万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魔岩三杰”——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不得不提的名字，这个称呼曾经响彻了大江南北。虽然这也许仅仅只是唱片公司一次商业操作的得逞，但是他们那妄图颠覆这个充满了腐败气息的世界的无尽热情，感动的灵魂又何止千千万万？
“魔岩”的概念来源于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而窦唯、张楚、何勇正是该唱片旗下三位至关重要的签约艺人。“ 中国火音乐制作”1994年春天同时推出三张专辑，有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时间，叱诧风云，笑傲摇滚江湖。虽然之后的他们沉寂的沉寂，疯癫的疯癫，但音乐本身是持久永恒，永不褪色的。
《南都周刊》：你和何勇、窦唯是在签魔岩以前就认识了吧，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张楚：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大家一起玩音乐，只是在不同的乐队。第一次见面不记得了，但是对他们最初的印象就是两人都挺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当时觉得他们挺好玩的，挺有想法的，还有作为音乐人的理想。
《南都周刊》：你们三个签约魔岩的时候，公司开出的条件如何？
张楚：别人我不知道。签我的时候条件不错，有唱片保底的。那时候的公司给保底的相当少。但是保底数量并不多，大概就是几十张吧。
《南都周刊》：当时公司把你们绑在一快儿的时候，你们三个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张楚：都没问过我们，就直接这样做了。三张唱片出了以后，宣传文案里面写的就是“魔岩三杰”。当时如果公司问我们的话，估计这件事情就成立不了。因为做音乐的人都比较自我。
《南都周刊》：那你们反感“魔岩三杰”这个称号吗？
张楚：“魔岩三杰”已经是我们身上的符号了，这辈子我们都将带着这个符号。不管我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历史，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南都周刊》：当初你和窦唯剪掉了长发，一度被人质疑。那当时玩摇滚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
张楚：都是大长发，那是当时玩“摇滚”的标志。还有就是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不讲究。开始有了一些视觉系的装扮，比如穿那种很闪亮的衣服，头发做点造型。
《南都周刊》：“魔岩三杰”时期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好”字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张楚：被人认可和接受的空间多吧，音乐的传播比较广，喜欢这样音乐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唱片的发行量，也开始出现了百万这种数量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南都周刊》：你属于第二批玩摇滚的人，崔健是第一批，你觉得两批摇滚乐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张楚：他们有些是从稳定的国家单位出来的，接触社会比我们多，对生活对摇滚的理解更为深刻，比我们更扎实。而第二批多是像我们这种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有点不安分，有点叛逆，有点愤世嫉俗的小青年。
《南都周刊》：让你回忆“魔岩三杰”时期，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楚：魔岩三杰时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时期，魔岩以前签了好多乐队，比如周韧啊，高旗啊，大家做音乐都比较自信，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音乐里，能发挥得出来，像铁风筝，他做演出，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什么风格，公司就会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想法，都任由我们自由地释放我们自己。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关于香港红磡演唱会
“真没想到观众的热情就一下子爆发了。我和窦唯都很紧张，何勇状态最好”
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唱会是中国摇滚历史上最巅峰的时刻。有人说，这是中国摇滚乐的昙花一现，但每一次回眸都会让人再次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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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楚在红磡 |
有何勇穿的蓝白条海魂衫和脖子里的红领巾，轻狂招摇；有窦唯清秀英俊的面庞，优美的笛声；有张楚真实、羞涩、纯净的微笑，还有那个长发肆虐、卓尔不群的张炬。绵延的三个半小时，这些一向只求在声光舞影中索得一夜欢乐的人们，奇迹般地陷入了疯狂。据说不仅观众数量创下历史纪录，且当时台下当年号称香港四大天王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也在现场，黄秋生在何勇演唱《垃圾场》的时候一边狂奔一边把衣服撕的稀烂。 他们用雷动的掌声，热情的欢呼、疯狂的嘶吼来共同见证这场史无前例的辉煌。
《南都周刊》：在香港演唱会之前，有参与过这么大型的演唱会吗？
张楚：有的。在北京首体，是那种好几个摇滚乐队的拼盘演出。当时还是很轰动的。
《南都周刊》：当时的“魔岩”为什么会想到要在香港做一场内地摇滚乐的演出呢？
张楚：应该是内地的消费市场不够成熟吧，而且那时候，香港市场对内地的影响很大。
《南都周刊》：第一次去香港演出，心情如何？
张楚：当时就是没想到会在发唱片的当年举办演唱会。发片半年后就参加这么大型的演出，时间确实很仓促。但是还是非常高兴的。
《南都周刊》：一行去了多少人？
张楚：从北京飞好像是30几个人吧，整个团队人很多，一两百个，不清楚。
《南都周刊》：第一次去香港，感觉如何？
张楚：那里的人很匆忙，城市很拥挤，节奏也快。我不是很喜欢，但很欣喜。我们一行人喜欢到处去吃，觉得香港食物很好吃。
《南都周刊》：观众的年龄层次大概是什么样的？
张楚：我觉得90年代的观众，年龄偏大。可能50多岁的人都被这个影响着。因为那时的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50岁的人可能觉得专辑在那个文化里面太受社会的管制了，太死板了，太没生命力了，碰到这些音乐就会很有生命力，所以那个年代会看到一些年龄很大的人，现在反而是小孩儿居多。香港那场应该是什么年龄层次都有，因为那时候香港听摇滚乐的人很少嘛，所以大家都好奇。
《南都周刊》：当晚观众如此热情的反映，是在你的意料之外吗？
张楚：以前感觉香港的音乐是那种歌舞声平的流行乐。而且南方的观众不像北方的那么外向，放得开，真没想到演唱会的时候会那么的爆发。听说以前他们都是坐着看演出的，那场演出大部分观众都站了起来，兴奋地大喊大叫。上座率达到了八成。
《南都周刊》：演出当晚，你觉得你们三个谁的状态最好？
张楚：不上场的时候，我都在后台休息。后来看了录像，我和窦唯都觉得自己紧张。尤其是我，因为演出前吉手要换弦，他没有注意，上舞台的时候又跑弦了，所以我们弹第一首歌的时候，整个乐队就错了，错了以后就又重演了一遍。何勇应该是状态最好的。
《南都周刊》：那唐朝呢？
张楚：他们一直挺好的。他们是那个年代我挺喜欢的一个乐队。他们很像金属的乐队。那个时候金属乐队是很少的，大多是重摇滚的乐队。而且当时金属乐队的东西都特别古典，不像现在是很高级的感觉。
《南都周刊》：媒体对这场演唱会的反应如何？
张楚：媒体都很支持，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大篇幅的报道了这次演唱会，而且都是赞美的声音，给了很高的评价。
《南都周刊》：从香港回来以后，是不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呢？
张楚：应该是吧，影响力扩大了，很受欢迎，很高调。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感觉虚荣心越来越膨胀了，我不喜欢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感到比较抑郁。
《南都周刊》：2008年在上海开了演唱会，又重聚了，感触很深吧。
张楚：我觉得过去的那种文化太深厚了，会给现在的观众造成一定的负担。中国人现在变得这么多了，80后的人并不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是什么。摇滚业要在被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出新的作品、有生命力的作品。这方面还是稍微欠缺了一些。
《南都周刊》：那你们三个人最大的变化呢？
张楚：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说遭受了不同的冲击，还是在一种调整的过程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要面临现实，要面临自己的极端，既要和现实相对应，又要维护自己的精神，不能太极端，不能对某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东西太敏感，太执着。
《南都周刊》：“魔岩三杰”还有同台的可能性吗？
张楚：7月5日，在我们公司“树音乐”的策划下在上海大舞台做了一次演唱会。我觉得，之后还是有可能的。《南都周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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