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传演唱会将于本周五在五棵松体育馆举办，这是他1990年首次因亚运会来大陆演出的20年纪念，也被认为是他音乐道路的新开始。11月底在台北举行的“滚石30年纪念演唱会”最终没有邀请赵传，这也标志着他与旧唱片体系已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赵传说他当年与唱片公司闹矛盾就是他认为自己看到了唱片产业的新方向，但大多数公司还被短期利益蒙蔽双眼。现在，他正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做公司、出唱片。在即将走过“四十不惑”的十年，接近“知天命”的时候，赵传希望自己的演唱会——
“日出”当舞台
一般演唱会的舞台设计都是尽早提前完成，但赵传此次演唱会舞台却在上周刚刚确定。演唱会主办方解释说，因为赵传希望把这次意味着“辞旧迎新”的演唱会在视觉上做到前所未有的好，所以舞台方案即使修改了很多次仍不能让他满意。最终赵传从被淘汰的设计稿中找到一个“日出”造型的舞台。“这个舞台就像是刚升起的太阳，光芒耀眼。希望能带给大家新的感受。”赵传话语中带着一些兴奋：“能连续两年都在北京开‘个唱’，我自己也有点惊讶。这次又恰逢‘平安夜’，所以很希望在视觉上给大家更多呈现。当然也不会像王菲、碧昂丝那么华丽，因为她们都是女生嘛。我还是要比较‘爷们’的、比较硬朗的效果，希望能在怀旧中创新。”
文化产业应学毕加索卖画
赵传与滚石唱片的矛盾早就公之于众，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做唱片。不过赵传对外也一直宣称“唱片可以做一张，但朋友可以做一世”，似乎也不希望那么绝情。但“滚石30年纪念演唱会”这种总结性的事件却没有给赵传留位，赵传也只好就此与旧唱片系统诀别：“其实之前他们跟我联系过，说是会寄邀请函，但我迟迟没有收到。所以最后变成了我不愿意参加。”但当他看了滚石演唱会最终名单后，也像小孩儿似的笑着说：“你看，罗大佑和李宗盛也没有参加嘛！”
赵传说他在和滚石有约在身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旧唱片体系的死亡：“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唱片业很像之前的‘网络概念股’、‘房地产业’，都是热钱喜欢炒作的领域，整个氛围是投机的。这影响了唱片公司对歌手的策略，他们把老歌手当成摇钱树，但只想摇钱不想施肥，摇光一棵后再去种更多新的树。新人越多似乎越能得到热钱炒作。很多老歌手都在那时离开。”
赵传对唱片公司“限制艺人创作力”也颇为愤慨：“为什么中国没有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披头士、滚石乐团的出现？因为公司和环境给艺人太多限制。披头士为什么能起来？当初EMI的董事长是一个英国爵士，他就让披头士尽情去做他们的音乐，完成之后EMI来发行，不对乐队进行限制。”
赵传由此认为其实整个文化产业都应该遵循一种“毕加索卖画”的规律：“文化产业是一种产品，但又不能用纯商业的、数字化的标准来考量。就好像毕加索的画现在很值钱，并不是因为他在画的时候就按照画商、买家的要求或颜色的比率去创作，而是他随心所欲地画，画好了再问谁愿意买？听从画商、买家的，只能画出工匠画。”
不过说到自己的公司，赵传又谨慎谦虚起来：“我也是在找好音乐与商业的新平衡点，是在利用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验，也许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而自己做公司的钱也是赵传自掏腰包的。“版税基本指望不上。主要是靠演出。当初的歌迷慢慢长大了，演出市场也成熟了。老实说，这部分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商业时代小人物也有发声方式
当年赵传以《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但我很温柔》等描述“小人物”心态的歌曲一炮而红。这也是他20年来依然活跃在演出舞台的原因之一。听众工作会改变、年龄会变老、住所会搬迁，但“小人物”却永远都是大多数。
没事的时候，赵传也通过网络来听音乐、接收资讯。前一段时间火爆网络的《老男孩》和“旭日阳刚”《民工版<春天里>》他都看到了。赵传认为这些案例都是“小人物”在网络时代的发声方式。
“大陆社会现在经济蓬勃发展，很大的动力就是来自金字塔底层打基础的‘小人物’。但每个人都有向往更高一层攀爬的追求。我当年20多岁时也只是一个在贸易公司上班的普通白领，音乐是我的梦想，但只能以晚上去唱歌的方式实现。后来我发现做音乐对我来说更合适、更擅长，也更能让我开心。不管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还是《老男孩》，都是在说，不论你在金字塔底端还是顶端，‘找到真正的自我’都是更重要的。”“台湾人在近四五十年里被无名的价值观无奈地架着往前走，太多人不能真正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也曾思考，这是不是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错位’？理想状态下，人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就会比较快乐，但客观环境却让你必须在一个错位条件下往前走。进步的时代就会慢慢调整这些，让人找到对的位置。音乐如果抓住了这点，自然就会被接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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