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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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郎 |
新京报4月8日讯 采访刀郎的感觉实在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以前对他的印象有两种，觉得非此即彼：一种是放羊牧马的“大老粗”，因为他标志性的沙嗓和遥远的新疆民族风让人想起一个留着胡子的老汉；另一种则是皱着眉头的思索男，因为他多年没有在媒体曝光的神秘形象不免让人觉得他一定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结果见面之后发现自己的两种想象其实都是大错特错，面前的刀郎白面、和善、健谈，说话的声音一点儿也不沙哑，言语间的逻辑性非常好，就像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普通人，连和音乐人这个身份都挂不上钩，甚至应该说是有点知识分子的气质。
刀郎出现在大众视线里的形象不断被贴着标签。2004年，他凭着《2002年的第一场雪》瞬间走红，有人说他神秘，也有人说他是故意炒作；2007年他开始淡出歌坛，满足了人们对典型“激流勇退”故事的想象。5月21日，刀郎将要在万事达中心（原五棵松体育馆）举办一场名为“谢谢你”的演唱会，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开唱。被人认为“神秘”的刀郎沉寂了这么久，突然走了出来，在占据各家媒体大版面的同时难免又有各种标签向他涌来：高调复出，剥掉神秘面纱，没钱花了想赚钱……
但刀郎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这样被贴标签带来的无力感，他至今未能摆脱，也从未真正适应。而对于商业至上的音乐圈和娱乐圈，他则宁愿冷眼旁观，而从没想过把自己定位成置身其中的艺人。
神秘有木有？
关上门才有机会赚钱
刀郎说自己理想中的状态是“不用太多钱，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一间房子，想去哪儿的时候自己都有空，而且去了那儿之后也确实有那个心情。”可惜现在为了筹备演唱会，生活状态和理想状态完全相反：“早上起来跑步，休息一会以后就练歌，背歌词，然后呢？再做一个小时健身，晚上十点之前强迫自己上床睡觉，但基本都是熬到三四点以后才睡得着。”
正因为他的理想是“闲云野鹤”的，所以刀郎的歌迷才觉得他与众不同，他们甚至给刀郎做了一本定期出版的专属杂志，有几个忠实的歌迷和刀郎也都走得很近，最后变成了可以把酒言欢的好友。然而大众对他的印象可能只是停留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情人》的那个沙哑嗓子歌手，而“神秘”也是大众给他加的最大的标签。
就像刚刚在北京开唱的鲍勃·迪伦一样，刀郎对于和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相关的各种标签一直持排斥态度，而且一直不太习惯，包括“神秘”这个最明显的被强加的定位。虽然这种并非刻意为之的“神秘”确实给自己的形象传播加了分。
刀郎把人们喜欢故事感的心理摸得很透。“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内心里就会把对方想象得非常高大威猛，非常沧桑，很小的事情，也会把它无限度地放大。”
他说自己当时的所谓“神秘”根本就是无心而为。2004年他发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实际上在新疆曾经做过发布会，邀请了不少当地的媒体来，按照传统唱片宣传的路数走，不过后来他发现用音乐本身来推专辑，其实并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东西，要想成功必须得靠“打标签”。对于所谓的神秘感，他有所逃避，但又不得不去迎合。
刚成名的时候，刀郎身边的人都看到了这种“反传播”的好处，为了保持一个神秘的形象，强迫他做了许多并不神秘的事。刀郎说自己走红的那两年，去各地演出之前，有人要采访自己，他起初并不拒绝，觉得和和气气聊天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自有人替他把那些人挡在门外。而自己也慢慢知道了，只有保持这么一种状态，留给了大家无穷的想象，无穷的利益才会自己找上门来。
三俗有木有？
我俗得有足够的自信
虽然刀郎这些年不在江湖，但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也一直没有断过。所有人在这些年都在说华语乐坛衰落，但各种颁奖典礼和论坛依然繁盛，大家热闹地议论着一个关于倒掉的主题。去年的音乐风云榜论坛上，评委会主席那英心直口快：“刀郎的歌我最看不惯，听他歌的人都是农民。”
台上的“主席”在说，台下也有人议论“《征服》未必比《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艺术性高到哪去”。而网络上的声音更多地站在刀郎这边。
关于音乐的俗与雅，创作者应该身在殿堂之上或走到群众之中，这是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自然无从取得一个终极的答案。而刀郎的歌，当年大小城市和田间地头都在放，知识分子和主流音乐人不乏对他嗤之以鼻的，但也有不少压根没听过北方音乐的港台音乐人特意地推崇他，比如谭咏麟，他们认为来自民间的声音才最值得被传唱。对于这个问题，刀郎自己觉得，“俗”才是自己的立命之本，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他现在已经可以以轻松的态度反驳那些批评，因为他对自己的“土”和“俗”有着足够的自信。“咱们在这个圈子里面，说什么话都是有利益的，当你找不到什么借口来说的时候，那就可以找一顶放哪儿都适合的帽子给扣上去。”说到关于音乐本身的“俗”属性，刀郎总有点激动。“你说我不俗，我都对不起我的爷爷奶奶，对不起生我的土地。我做音乐的梦想就是希望爷爷奶奶都能听，希望他们听得开心，说大一点，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听。什么叫俗？通俗，民俗，风俗。我是这么看这三俗，所以我希望自己俗下去，土下去，这没什么不好。”
他定义自己的音乐为“民谣”，因为他总喜欢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最真实的感情。“如果我要说我爱你，就一定要说得真真切切，不带一点虚假的东西，而民谣就是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再英雄的事迹或是再悲惨的事情，都可以用很平淡的语言去叙述。我希望永远都是这样。”
归隐有木有？
我天生不是都市人
刀郎评价自己，说到底还是一个与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所以2004年到2005年那段时间他很郁闷。“我从小就活在一个挺自我的空间里面，一直觉得音乐就是最牛的，很多生活上的东西都自动放弃了，简直是当成信仰在做，因为音乐出名以后，那么多人议论我，还有人不喜欢我的音乐，说我恶俗，到处都在说，我一下子觉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彻骨寒。”
当时的刀郎不敢上网，不看电视，因为他觉得这个“圈子”和以前的想象差异太大，本来简简单单地想出张专辑唱点歌，大家喜欢就听，不喜欢就忽略，可是负面的抨击，关于“俗”和对于他私生活的挖掘让他无处可躲。2005年，刀郎的故事和他的神秘形象开始作为一个“传说”被几亿人好奇时，他家门口和工作室楼下天天有电视台的记者在埋伏，等不到他，一群记者就坐在那里打牌。刀郎觉得害怕。“其实现在想想，接受一下采访，把什么话都说了，他们也就把工作做完，就没问题了，但实际上当时对别人还是有恐惧，怕别人对我有负面评价，也不想见太多人。”
他说他当时完全不担心被观众抛弃，而是担心太被关注。
直到后来慢慢消失在大众视线以后，刀郎才对自己的心理负担做了一些有效的建设，他说没有工作的闲散日子让自己成长，那时候的自己太过关注内心，也受不了别人对自己的负面态度，而现在最关注的是手头的事情和要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关于绝对理想的追求就会比以前少一点。
巨蟹座的他承认自己追求完美，但当时在风口浪尖并没有认识到在对与错之间还有一个永远的灰色地带存在。“追求完美的心态是不对的，后来静下来才真正意识到，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大家都只是有不同意见而已。没有完美，也没有所有人都喜欢的东西。”
现在的刀郎对于“激流勇退”这个词儿也不太喜欢，他说自己当时的淡出只是顺着自己的性格来，自然而然，是没有把自己当做商业体制下的艺人的结果。
2005年，刀郎去香港做宣传。他形容当时的生活状态“好可怕”，从上午十点一下飞机就开始去各家电视台和电台跑通告，眼前不是拥挤的人群就是高楼大厦，见面目统一的职业化过分的人，说一样的话；跑到晚上十二点，第二天早上又起来，没完没了地宣传。香港的快节奏的生活对于习惯了瓜果飘香和大漠长歌的刀郎来说，实在太过分了。
他说他最需要的是安静、自由没有压力的环境，他不是天生的都市人，做不了过度职业化的活儿，过度的重复劳动让他简直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创作能力。于是他慢慢地减少自己的工作，继续写歌，喝酒，住在新疆的一个名叫昌吉的小城市，过真正让自己舒服的生活。不在风口浪尖上，一切都缓慢自在。
维权有木有？
先说法律再谈版税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年在音乐行业几乎是奇迹的成绩，刀郎的态度相当理智，没有“好汉当年勇”式的逞强，也没有“不复当时”的颓唐。
《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正版销售是270万张，这个数字被人们称作是传统唱片业的最后一个春天，他说自己当年也就是赶上了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传统唱片业的最后一趟末班车。“当时的行业，已经在被网络割断的过程了，并不能说是我刀郎出现了之后才有了终结，我就是刚好出现在那个点上，如果现在非要说有什么具体的联系，我只能说，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对于现在音乐人联合起来维权的事情，刀郎倒是看得很淡。他说这就是一个转型期的必然，就像生孩子的时候一定会有阵痛一样平常。
“音乐人没出名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别人拿出去，不要钱都可以，我就是从那个心态过来的。但是当你成名以后呢，又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拿回很多东西。你现在跟听众说收费下载，就是与虎谋皮，他们明明可以免费听音乐，为什么要掏钱？这需要一系列的规范，不仅仅是音乐这个行业，需要文化市场、音像市场和互联网的规范。这都是一系列的，要上升到立法层面的。等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以后，再去谈音乐可不可以拿来收钱，才是时候。”
刀郎甚至觉得音乐是免费的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说挺天经地义的，音乐人现在要有获利，就要靠现场的演出。他拿从小就听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做例子，当时你唱我唱大家都唱，在哪儿听都是免费，后来突然发现音乐其实可以卖钱，反而觉得是个奇怪的事情，现在网络介入，一切又回到最初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他还举了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当年有一些歌手，会去主动找盗版商帮助他们去推广自己的专辑，因为盗版在中国确实有比正版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可惜现在互联网太快，盗版商都不愿意做了。
《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透半边天之后，刀郎出了《喀什葛尔胡杨》，知名度并不如前作。他把原因就归在了网络的冲击让“实体盗版业”破产上面。“盗版这个问题得一分为二看，利益上来讲，我可能确实损失了很多，但盗版确实加剧了我在全国的知名度。《喀什葛尔胡杨》刚出来的时候，做盗版的人刚好不干了，网络多快啊，轻轻一点两分钟不到，一首歌就下来了，人们干嘛还要买盗版？”
互联网的音乐免费大餐让盗版商们也改了行，而正版音像销售更是濒临破产。像刀郎这种已经积攒了扎实的知名度和传唱度极高的歌手来说，现场演唱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比起那些免费就可以得到的东西，人们往往愿意为了取得独有的音乐体验和“我在现场”的感觉而花钱。对于这场演唱会，刀郎说确实是一个尝试，但他会用心去做，除了担任音乐总监为台前幕后所有的事情操劳以外，还彻底改变了自己闲暇的生活状态，闲云野鹤的理想暂且搁置，练歌健身，广邀嘉宾才是他最近要忙碌的正经事。
■ 剥洋葱
高中开始混迹歌厅
17岁高中还未毕业，便从资中县来到内江一个歌厅里学习键盘乐器；两年后又到成都、重庆、西藏、西安，跑摊混了4年多。
成立乐队 遇见新疆姑娘
1991年至1995年在海南唱歌时，还与几个乐手组成了“地球之子”乐队。在海南，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小朱。
来到新疆 成立工作室
1995年随她到了新疆，成立西北音乐工作室，开始了和新疆民乐的亲密接触，出过几张专辑，都只是在新疆发行。
专辑失败 开始采风
2001年，刀郎出了一张拼凑的专辑，只卖了2000多张。遭遇失败后，到戈壁滩、到维吾尔族老百姓家采风，一年下来写了一千多首。
改名刀郎 迅速走红
罗林就开始以“刀郎”的名字来面向歌迷。2004年1月6日，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面市后，刀郎火到全国无人不识。
归隐小城 偶有巡演
2007年5月18日在乌鲁木齐举办《刀郎新疆十年环球巡回演出》首场演唱会。但此后不久他又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
本报记者 康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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