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奔腾的风，所有疯狂的梦，全都在痛苦中复活了我的心

　　——指南针乐队《选择坚强》

　　如果回过头来看，当初中国摇滚一阵风式的乐队浪潮曾经使得许多乐队留下了音乐的痕迹，尽管良莠不齐。这就像初恋，青涩而甜蜜，适合适当回忆，在奔波闲暇之时，在偶忆青春之时，在

　　午睡醒来之时。但通常是很少人有人约初恋情人出来饮茶聊天的，这一切将会把那一切无情击伤。为此，你要选择坚强。

　　当初的眼镜蛇、呼吸、指南针、超载等乐队就是曾经的回忆，这些有着老土名字的乐队永远洗不掉身上的旧尘，同时在科技昌明日新月异中挣扎。

　　不是你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如果贺兰山下注定要邂逅，那么不必伤感，不必面对他们所谓的复合与复出的话语。一句话：如果摇滚节不好的话，可以去敦煌。

　　怎么说呢？只是顺便，因为这不是拯救，只是公园的风景。

　　罗琦

　　选择坚强　在贺兰山相见

　　一个曾将要失明的人，一个曾深陷毒瘾的人，一个远走他乡依然坚持音乐的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这是怎样的一种梦。这是怎样的一种女人？

　　罗琦，女。13岁，她离家独自闯荡江湖，17岁，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 ，18岁，身在颠峰却惨受失明之痛，22岁，成为中国娱乐圈第一例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23岁，带着满身创伤黯然远赴他邦……这样的宣传文字有着很微妙的潜在信息，既然是宣传文字，就会绝对避免负面的东西，倘负面的东西无法避免就要加以利用，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吸毒成为炒作手段早已屡见不鲜，以伤痛博同情更是古来良方。是罗琦在很典型的证明了摇滚乐中的女性、暴力、吸毒等问题时，人们大多忘却了她的音乐，她和指南针乐队都成了一个名字，成为娱乐新闻的一道不咸不淡的菜，和摇滚有关，但并不关乎音乐。

　　甚至有人问：罗琦和指南针什么关系？一些人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某年某月某地他们如何成立，前身是什么乐队，何时来到北京发展，何时出第一张专辑……前前后后说书一般的诉说往事，但音乐呢，可惜欠奉。不是没有听过，而是没有认真听过，偶像们以英俊和美丽来吸引人，换做摇滚歌手则是固有的声名，这声名也正是复出的本钱，也是前往兰州的机票钱。

　　指南针乐队在有罗琦的时期也似乎是没有灵魂的，罗琦只是个歌手，这样的乐队以地域关系在北京造就了摇滚的声名，和许多乐队一样，指南针也只是某种意义上的一张专辑乐队，《选择坚强》就是他们的招牌，而此后出的专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有，但接近于无，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摇滚的生命就是这样，它在于迸发，而不在于相守，而时间的长河可以冲散一切，徒留下镜花水月。指南针乐队和罗琦在贺兰山注定只是个话题，只是场热闹，我们看不到前进的方向。

　　倘若某一日，可以忘却，可以忘却罗琦，可以忘却指南针，坐在沙发上静静的听《请走人行道》、《我没有远方》、《选择坚强》，那或者将是一件幸福的事。

　　眼镜蛇

　　选择回归　以拯救的名义

　　眼镜蛇乐队参加过那场号称中国摇滚乐的第一次大阅兵的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古老的几个女人将以苍老的容颜片刻闪回，在15年后再度回归摇滚，以怀念的名义，不，是以拯救的名义。

　　眼镜蛇这个名字就很女性化，这就像呼吸乐队一样，有蔚华在它不可能叫喘气乐队。做为中国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她们算是一支具有标志性的乐队，但那年头，具有标志性的摇滚乐队和具有标志性的摇滚事件太多了，让人很难铭记什么。

　　和许多乐队一样，眼镜蛇最初的激情都是真实而简单的，她们翻唱欧美作品，到处演出，迷茫的演奏不知所以的理想，而现在仍有许多这样的乐队在做着同样的事。大时代总是对应着某些人的，既使再简单的音乐，再简单的思想，再简单的学舌都神秘而神奇。你看到了，你听到了，还在继续。

　　问题是铭记1990年，还是铭记1993年，或者1995年，这要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1990年是眼镜蛇乐队首次演出的时间，是眼镜蛇乐队参加那次现代音乐演唱会的时间；1993年是眼镜蛇乐队创作的高峰期，是眼镜蛇乐队风格确立的一年；1995年是眼镜蛇乐队与红星生产社签约的时间，是眼镜蛇乐队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间。这所有历程像是一个缩影，涵盖了几乎中国所有乐队的身影。眼镜蛇乐队只是在这样的风潮中跌荡，在这样的风潮中成长。并消亡。

　　无论如何走到一起，无论如何忽然想到理想，无论如何就这样的轻唱。就像忽而今夏，忽而一场贺兰山的秀场。是选择遗忘，还是选择继续方向？还是幻想？

　　耳中听着早已不再新鲜的重金属节奏，早已没有了冲击，这些相似的声音早已打动不了饱受磨炼的耳朵，但似曾相识的歌声却有时会让人热泪盈眶。周末的影子，还是迷途的羔羊？都不重要了。

　　高旗

　　选择超载　以主宰者的姿态

　　现在是2004年，但我却想起超载的那首《1999》，一九九九，一九九九在招手；一九九九，一九九九在引诱；一九九九，一九九九在到来；一九九九，一九九九在天边等待。所有寓言和狂想的跌落谷底，只是那激情和速度依然。我宁愿相信这是玩笑，我也相信这真的是玩笑。在那张《超载》专辑中，至今能够留给我好印象的是那首不知所云的《九片棱角的回忆》和高旗的嗓音。其他的都是玩笑，想起来都想笑。

　　但这就摇滚乐，这就是超载乐队，他们的任务并不是让你去思考的，只是让你在速度中释放，让你有足够的想像，让你感觉某种东西存在。所以，至今我仍要在晒笑中向超载致敬，向高旗的英俊致敬，谁都别想忽视这个乐队的存在，贺兰山也不能。

　　《超载》之后的《魔幻蓝天》已经使人大跌眼镜，不仅是因为超载变成了超载加高旗，而是因为音乐风格的转变，因为一个愤怒的呼叫也可以变成柔情似骨，放荡的男人也可以变成清新俊秀，这不奇怪，也不是偶然。即然高旗可以英俊，那么什么不可能发生？

　　做为乐队的灵魂人物，高旗就这样褪变和成熟，让人们不可思议，而摇滚乐这个招牌已不需要谁去紧紧的扶持了，我们曾经激烈过，我们仍将激烈，只是换了种方式，只是还在等待。高旗是超载乐队的灵魂，那是因为他始终是超载的招牌，被称为中国第一吉它手的李延亮除了做为超载的击它手外，还曾参与张楚、许巍、郑均、朴树、羽泉等太多的音乐人的专辑制作，鼓手王澜也曾参与过张楚、郑均、周韧、崔健、瘦人等音乐人的专辑制作，而贝司欧阳则曾是面孔乐队的鼓手。尽管这些人都是顶尖的乐手，但对于超载来讲，他们只能是乐器，超载还是属于高旗的，就像三国演义鲁肃对孙权所言：我们都可以投降曹操，唯独你不能。因为没有高旗，就没有了超载，他影响一切，所以高旗这个名字和超载是可以并列的，况且高旗又那么的靓仔。

　　中国摇滚乐的正是这样的，尽管山头众多，但你会发现他们中间会有很多人是重叠的，或者是来回的。摇滚节上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关系，而正是他们制造着众多的繁荣。

　　而这之中，高旗有理由孤傲。

　　历史·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录音棚的音乐和现场的音乐终究不同，而摇滚乐最大魅力就是它在现场所散发出的诱人美丽，摇滚现场音乐会和歌手的演唱会不同，一个是为偶像狂热，一个是为精神狂欢。在许多的摇滚音乐会中，最让人念记的是1969年在小镇伍德斯托克的那场演唱会，几十万人的在一个牧场的泥泞中狂欢，它也许是一个异端，让人到现在仍为之惊心动魄。而数十年后“伍德斯托克”成了一个文化的象征，成了摇滚的精神体现。

　　三天，成了永恒。

　　1969年8月15到17日，是一个周末，由两个24岁的年轻人发起的一场音乐节在这个周末举行，本来，这次演出原定在纽约州的赫德逊河旁的伍德斯托克村举行，但是由于当地有关部门的反对，使他们不得不把这次演出转移到离纽约市西北70英里的白湖的贝瑟尔的一个叫做亚斯格的农场举行。举办者希望这个容纳10万人左右的农场能有5万左右观众光顾。但在演出开始后，他们发现大大低估了最初的预料，有40多万的观众涌进了这个农场，最初预备的帐篷、食品等顿时短缺，组织者的失误导致这场演出极度混乱，连续两天的大暴雨使整个农场变成了一个难民营。但事实上，正是这场灾难给音乐节涂上最光彩的一笔，所有的人都井然有序，在这个仅存72小时的王国里，没有混乱出现。参加那次音乐节的人都记住这样一句话：“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兄弟姐妹。”同时，舞台上的歌星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陶醉，在6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几乎都参与到这次演出中，琼·贝兹“乐队”、保罗·巴特菲尔德乐队、“感恩而死”、吉米·亨德利克斯、“杰斐逊飞机”、贾尼斯·乔普林、桑塔纳、“十年后”和“谁人”等31位艺人（乐队）在3天的音乐节演出中登场表演。

　　尽管这次演出意想不到的变故使两位组织者赔了近200万美元，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对文化的震撼力是多少个200万也买不到的。它使以音乐来表现文化或社会事件的活动达到了顶峰，以致在后来没有人人再通过音乐会达到这种超凡的凝聚力。

　　直到25年后，为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5周年，美国人再次举行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尽管这次音乐节同样打着“和平、音乐”的口号，但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简单，这次音乐节仅仅是一次纪念演出，同时也是一场商业操作，历史是可以复制的，甚至连暴雨后的泥泞和主办者的陪钱都可以复制，但25年前的精神却没有办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