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歌手身价涨千倍 因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音乐

民谣歌手日子好过了

　　本报记者 李红艳 实习生 杨帆

　　“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音乐)好时代的坏孩子；而现在，他们是(音乐)坏时代的好孩子。”高晓松说。

　　从4月23日启动至今，“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已经演出了13场。北京、南京、杭州、青岛、武汉、济南、郑州……每一座城市，都留下过民谣歌手的足迹、琴声与歌声。行程过半，接下来“民谣在路上”还将走进重庆、西安、长春等地。除了不断飙升的人气、不断升级的演出场所，跟着上涨的还有演出票价，尾场的深圳音乐厅，能容纳1700多位观众，最高票价680元，是酒吧演出门票的10倍。

　　“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由十三月唱片公司和文学网站“榕树下”联合推出。在当前整个华语乐坛和唱片业一片低迷之际，低调朴素的民谣音乐却异军突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让十三月唱片公司老总卢中强着实喜出望外。“我们终于把销售渠道打通了！”

　　卢中强的欣喜，其实是民谣歌手的胜利。曾几何时，他们除了唱自己喜欢的歌，不敢有任何奢望。

　　1994年，盲人歌手周云蓬从长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漂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个音箱，还有一个油饼，到北京海淀图书城门口卖唱，唱老狼的歌，也唱罗大佑的歌……

　　1997年，从邯郸磁县酒精厂辞职的万晓利也成了北漂。做酒吧歌手，第一次试唱是在魏公村的一个酒吧，害怕人家不要他，特卖力唱，唱了20多首歌，嗓子都哑了，最后挣了50元。2005年签约十三月之前，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父亲从老家给他寄来房子的月供钱。

　　那时，周云蓬和万晓利各自在生活的困苦中坚守着关于音乐的梦想。

　　他们不曾想到，十年之后，他们成为了“新民谣”的领军者，有唱片公司为他们出专辑；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巡演所到之处，会有一帮意趣相投的朋友争相接待、捧场。他们更不曾想到，演出所得酬劳相比从前，涨了1000倍。“万晓利去年9月至年底举行的20场巡演，算上票房分成以及独立唱片销售，一共挣了20万元！”卢中强说。

　　目前，像小娟、万晓利、周云蓬等具有号召力的民谣歌手，每场商演的出场费已达5万元，而其他普通民谣歌手，参与一场商演也可获得5000元左右的演出费。卢中强说：“就像我们这次的"民谣在路上"巡演，一般歌手每场能拿5000元，20场下来，收入不菲，来回还能够坐软卧，能住像样的酒店，还有专门的助理呢！”

　　衣食无忧，使知足常乐的民谣歌手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和创作空间。相较于曾经的颠沛流离，现在民谣歌手的生活状态不仅轻松了许多，而且更独立、自由。“现在民谣已经形成一定气候，民谣歌手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唱片公司为他们进行营销、推广，而是更需要一种服务机构。因为一位成熟的民谣歌手完全可以自行组织巡演。”卢中强说。

　　7月10日，“民谣在路上”在北京麻雀瓦舍剧场进行了二轮巡演的第一场演出。汪峰、老狼、高晓松，前华纳唱片总裁许晓峰，校园民谣奠基人、大地唱片总裁刘卓辉等都来到了演出现场。高晓松说：“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音乐)好时代的坏孩子；而现在，他们是(音乐)坏时代的好孩子。”

　　高晓松以精准而精辟的语言，概括出了民谣音乐经历的时代与社会的变迁。

　　高晓松、老狼他们生长在“白衣飘飘的年代”(高晓松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叫“大地”的公司发行了《校园民谣》，创造了此后20多年中国年轻人生活中经久不衰的背景音乐，吉他取代了诗集，成为文艺青年的首选道具。很多人正是弹着《同桌的你》的简单和弦，开始了弹唱生涯，开始了对生活的体察、对社会的审视、对内心的自省。那是真正的“音乐年代”，是那些“坏孩子”们风华正茂激情澎湃指点江山的年代。

　　而今，流行音乐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坏时代”，当流行音乐只有流行没有音乐，民谣适时而动。“传统创造力的丧失，导致民谣脱颖而出。”卢中强说，“当人们厌倦了台湾流行音乐体系的模式化、庸俗化，当人们看透了内地音乐选秀形式大于内容，当现如今人们对流行音乐的判断丧失了标准，民谣的再度发力，便是情理之中的了。”

　　在很多人看来，当今流行乐坛大而无当，追逐大场面、大销量，往往导致产品空洞粗糙，而民谣这样小而精的演出则显得更加可贵——一把椅子、一把木吉他，就能感动观众。

　　“这种真实还原、不做作的音乐形式，必将有更好的生命力。”许晓峰说。民谣，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态度与状态，它用声音传达着歌者的思想与情感，它更贴近生活，贴近音乐的本质，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

　　检索中国近几年民谣作品，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社会现实。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词作者沈颢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在张佺的《早知道》里，他讨论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国孩子》里，收录了《买房子》，他唱“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当然，30万说的是2007年的房价。

　　“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卢中强认为，正因为新民谣拥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批判力，从而能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也说：“批判社会现实早年属于摇滚的责任，现在被这一批民谣人很好地继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