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喜欢王菲？

　　《流非飞》

　　音乐之外的世界，就让北京女孩王菲感到困惑了。内地娱乐业刚刚开化，一般人对香港娱乐界非常“无厘头”式的娱乐方式感到不解。香港人看到的王菲不喜欢笑，除了性格外，文化背景的差异也让她笑不出来。有节目录制前让她多笑笑，她很愕然：“没事我为什么要笑？”

　　王菲给早年香港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凡事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我来唱歌，还需要去外边做宣传？”“为什么媒体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关他们什么事？”从字面看，这些话好像显得比较冲，但是王菲其实问得真诚。陈少宝的理解是：“她的表达力有问题，北京人的表达方式，香港人不是很理解。”

　　香港人对于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明星产业，觉得事事理所当然，陈少宝回忆起那段往事，“同事们跟阿菲说，我们那个神经老板签了你，我们就要捧红你，没什么为什么啦！你要问，就去问老板好了”。于是王菲有了艺名王靖雯，英文名Shirley，有了早年试图很香港化的形象。

　　陈少宝告诉本刊记者，轮到开会时候，他或是助手，总要花一点时间，解答王菲的“为什么”。陈少宝说，王菲其实是一个听话的女孩，宣传也做，唱歌也认真，说话很温和，从来没有凶过。只不过有些宣传她不喜欢，会跟他的助手唠叨一下，“今天不开心”或是“工作我都做，可以放我假吗，我要回去”。

　　陈少宝说，王菲喜欢往北京跑，即使香港媒体歧视内地人，王菲也并不理会。从1989到1991年，王菲出了3张唱片，第一张碟《王靖雯》卖了2.5万张，在香港当时已经是“金唱片”的销量，后两张碟卖了1万多张，在新人里成绩很好。但是正如林伯希说到的“红歌不红人”，一般香港人的理解是，“媒体不太理她，她不算漂亮，身材也不火辣，无新闻”。

　　3张碟之后，1992年王菲突然决定放下一切，去美国读书。陈少宝说他当时调到了母公司宝丽金做远东区音乐市场经理，新艺宝的老板换成了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印度人，不看好王菲，两人性格上完全合不来。王菲走之前找陈少宝喝茶，他说：“我听了心情也不好，我签了她还有Beyond，却中途离开。她说我不管了，不开心就不唱了，我反正对香港歌坛没有兴趣。”说到这里，陈少宝有些感慨，“你看她，这种心态后来都红了，一般香港歌手不敢想”。

　　陈少宝将王菲当时的困境看得比较轻松：“外边说这个艺人‘很难搞’，阿菲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喜欢有深度的音乐，人生观比较严肃，她觉得音乐不是嬉戏，但香港演艺界比较轻松，所以阿菲一直显得格格不入，形成她冷傲的形象，其实这是北京同香港的文化冲突。”

　　到美国后，王菲曾回忆说：“那里有很多陌生但看上去又很自信的人。他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自己。我觉得我本质上也是那样的，独立而且有点反叛。但在香港，我迷失了自我。我被别人塑造成为一台机器，一个衣架，我没有了个性和方向感。”她回来推出《Coming Home》，就更是主动突出自己的北京身份了。其中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红遍每个街巷，梁荣骏曾担心这首歌比较大路货，和专辑其他的歌风格不一样，王菲觉得挺不错，没料到这首歌才是她红遍华语世界的起始。

　　香港社会“人红万人捧”，恢复本名的王菲立即成为潮流代表。林伯希告诉本刊记者：“以前大家说她内地来的，现在是美国回来的，很潮啊。”

　　《十万个为什么》

　　引起乐评人注意的，则是王菲在1993年推出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老是爱问为什么的她，想到了内地广为流行的丛书《十万个为什么》，而她对人生百态的各种困惑，也借着这个名字表达了出来。一般香港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梁荣骏对这个专辑的名字也不理解，“她给我解释我一次，我马上就忘了，没所谓啦，做喜欢的音乐就好”。梁荣骏说他能感受到，从美国回来的王菲音乐上想法更多了，在这张专辑中，从选歌到形象设计，王菲自己的风格愈发明显。

　　回头看，梁荣骏把王菲的头几张专辑看做学习阶段，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正式发掘到自己的音乐，《胡思乱想》这首最能完整发挥他自己。乐评人黄志华给本刊记者翻出当年的报纸，1993年9月他一个比较挑剔的乐评人朋友，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这个王菲有种》：“到底谁给王菲这样的胆色？她的我行我素，不妥协于传媒的执著个性，多少叫她吃过苦头；然而却不见此倔强的女孩乖乖屈服，反而越发坚持自我的选择。”

　　《十万个为什么》很明显受到了英伦风格的影响，也成了王菲的“小红莓”(The Cranberriess)时期。《梦中人》开始有点迷幻风格，“从技术上说，音乐和配乐方面与其他华语歌非常不同，电吉他的效果很特别，‘Wah Wah effect’华语歌迷那时候还不太懂什么是迷幻”。《胡思乱想》音乐是迷幻的味道，但是与王菲后来更迷幻的歌相比，歌词比较清楚。

　　梁荣骏说他在那段时间喜欢上了英伦音乐，王菲非常认可这样的风格。乐评人冯礼慈则认为，这也正是新艺宝唱片公司的精明之处。在他看来，王菲当年的流行，与现在周杰伦在华语歌坛的影响力很接近。“他们都领先于潮流，但不是领先十步，而是领先一两步即可。他们非常聪明地利用了国外新音乐元素，却又不是完全照搬到华语乐坛。他们的唱片每两三张之后，风格就会有变化，不断在突破，但不是每张都变化，因为那样变化太快，一般歌迷跟不上。”

　　冯礼慈曾是杂志《号外》、《豁达音乐志向》总编辑，现在是音乐公司的内容总监，兼职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流行音乐。他头发花白，却一身休闲装背着双肩包，和他的两次见面都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餐厅里，旁边既有钟爱周杰伦的年轻学生，也有老伯听收音机里放出来的粤剧，他对本刊记者说：“你看，这就是香港，多么奇特的融合音乐的地方。”

　　横向比较与王菲时期接近的女歌手，冯礼慈认为，梅艳芳的阶段性没有那么强，“她是个歌手，舞台上的表演者，百变形象多，而音乐上较多依靠制作人来定方向”。比如小虫曾帮梅艳芳做台湾唱片，小虫那个时期喜欢Hip-Hop，梅艳芳的歌就体现出小虫的风格。

　　林忆莲刚出来走偶像路线，日本味道的装扮和歌曲特色，简单，年轻，《灰色》里呼喊“我空虚，我寂寞”，吸引追赶时尚的小女生。接下来林忆莲的制作人许愿，将她重新包装成雅皮风格的城市女子，变成香港时代女性的代表。将流行曲与香港城市女性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李宗盛时期的林忆莲，变成雅皮、中产的中国女性的代表。林忆莲在音乐上有自己的想法，风格一直在找突破。中后期自己也参与制作，和音乐人一起决定自己的路，走什么路线。但是著名音乐人许愿与李宗盛，“都是制作人的个性和风格强过歌手本人的那种”。

　　冯礼慈说，王菲与梁荣骏更多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把外国最新的流行加进来，但是又不会偏离华语主流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