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磕出中国音乐的核--最过敏的张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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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男孩驾临储秀宫

　　最过敏张楚

　　文/夕禾、蒋P

　　2008年的一个下午，一场暴雨，在云层没有逃逸前，张楚站在了紫禁城以东1000米的地方。牛仔裤，牛仔包，略显褶皱的粉色衬衣，黑而瘦，眼神依然单纯，多了些无辜……他很珍惜自己的笑，话依旧少，很多停顿。在物质丰裕的年代里，多的是限量定制的奢侈品，如此吝惜表达自我的人却少之又少。

　　站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里的储秀宫。储秀宫往西，可以是护城河，可以是西单，可以是八宝山，也可以是已经搬迁的首都钢铁厂，而那些地方，都不是张楚现在想去的地方。

　　储秀宫往西，看不见西安，从西安出发，也不一定要到北京，但张楚来了北京。逛完大学围墙后，在清华大学宋柯的宿舍里，他抱起吉他吟唱《西出阳关》，让酒后的宋柯大吃一惊多出了3分酒量。

　　之后我们便听到了一个时代。现在，我们习惯称它为“空洞的后现代镜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集体自淫”，悲壮一点还能说成是“思想的华美葬礼”。而令张楚至今不解的是，音乐有那么闷骚吗，值得大家连嘴都用上。其实，它只需要你的耳朵而已。

　　所以，“腿上用力，使身体突然离开，离开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张楚用歌词为4年后的出走送行，不是因为大家的嘴，而是一个小孩管不住自己的腿。依然是储秀宫以西，西藏、青海、内蒙……他拆开胶片相机的镜头，安到数码相机上，拍出油画一样的照片。

　　人就是这样，站在一个地方，四面八方都是方向，而当你迈开步子，双腿里的灵魂还是要在原地寻找出口。你不需要看得很远，只需要看得更准，就像道光皇帝知道储秀宫里有他未来的媳妇，就像张楚明白北京还有他想要的音乐和生活。

　　当张楚还是小孩，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对一切充满激情，只有一个心灵。当小孩还是小孩，没有成见，也没有习惯，奔跑在西安的小贩之间，从不在相机面前摆样子。如今，张楚老了，但还没到老无所依，在我们用孤独这张薄膜把他包裹得严丝合缝很多年后，张楚依然不明白孤独是什么东西。

　　而当年强调矛盾、需要释放的张楚，多年后在青岛海边写下《向日葵》，风格从尖刻走向温暖，正像他现在的状态，心里平衡，享受自然，可以暂时抛开荷尔蒙驾临储秀宫。或许，我们期待的仍是一个波浪起伏的摇滚乐手，但没有人愿意把别人的期待变成自己的直线。

　　“现在说摇滚乐，就像说一盒巧克力，我们只是说，并不知道它本身的样子。但人们还是喜欢巧克力的，会把盒子打开……”不过，90年代始终是张楚最喜欢的时代。“现在的北京没什么主流文化”，对他来说，自己的音乐也不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个载体。

　　他没有出来纪念“红磡”的辉煌，也不愿再提“魔岩三杰”和张楚。“是的，我活着，却不再摇滚。”人有多种可能性，如果不摇滚，张楚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研究贝壳的纹理，关心结构和空间。他坐在车里看行人，更关心他们的移动而非表情。一滴水滴到胳膊上，皮肤的反应比手头的事情要有意思得多。面对孩子，他笑得更多，片场5岁的小模特问福娃贝贝额头上的红点是什么，他说：“那是她摔倒时磕到了一分钱的硬币上。” 所以，张楚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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