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促进了这个心态转变的过程。那时的日子依然艰苦，他还有了个正在读大学的女朋友。“偏偏赶上电视台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节目组的人找到他们俩，想给他们的生活拍上一集。女朋友不答应，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别扭，但在对方的极力相劝之下，他们最后还是答应了。等到播出时，周云蓬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爱在冬季——一个女大学生和一个盲人的故事”，他完全没法把这个可怕的标题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女朋友也恨不得把他吃了。那件事之后，他们之间感觉非常不好，不久就分手了。
周相信人的改变是要靠一些具体的事情。周希望成为一个好的现场歌手，对他来说，台下听众的笑声就是最好的肯定。他喜欢那里的变化多端，高深莫测。他也喜欢在舞台上突发奇想，因地制宜地改变旋律和歌词。他更多地练琴，练现场表演，让自己放松下来。“现场是那种有优点也有缺点、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和“苦大仇深”时的自我堆砌不同，这时的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把语言降到朴素的最低点”。
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尝试创作《买房子》这一类作品。“我发现在过去拘泥自我的状态下，根本没法达成和别人真正的相互沟通。你要对别人关注才能沟通嘛”。舞台上的自我意识开始重新建立，他的现场表现也得到可观的进步。如今，听老周的音乐，最好的场所肯定是他的演出现场。
他有了越来越多的演出机会，经济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窘迫了。某种程度上，自我重担的卸下，才意味着有所担当的可能。“人要放松，才有精力关心别人。你要是只紧张地关心自己那点儿事，就无暇关心自身之外的东西”。而过往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个时候也终于得以表达。
我们还是谈到了《中国孩子》这首歌。其实他早就想为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写一首歌，但一直也写不出来。“一方面是音乐语言不行，另一方面心态也不好，到后期心态放松了，才写出来了”，“写关于现实的歌尤其需要平常心，不能老想着用大道理教化别人”。他以前经常在酒吧里弹奏这首歌的旋律部分，尤其是间奏，但又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创作直接的动因是后来读到任不寐的《祭李思怡文》，那篇文章对周云蓬产生的触动极大，使他有了想给孩子们写一首歌的冲动。
他写得非常顺畅，几乎是一气呵成。惟一有点迟疑是那句“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他原本写的是“大难临头让领导先走”，后来总觉得还不太准确，思来想去，终于找到“死到临头”这个更契合的词。除此之外，在第一句“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一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整首歌已经全有了。对他来说，这首歌的情感，多少年一直沤着，只是终于找到成熟的契机将其表达出来。
2006年12月31日，无名高地酒吧的庆祝元旦演出，周云蓬第一次试唱这首歌，受到了听众的欢迎。后来的巨大反响是他最初没有料想到的，他原以为还会像第一张专辑一样，只停留在一个较小范围的听众圈。
访谈
问：如果说你们现在做的音乐有某种力量的话，你觉得会在哪里？
周云蓬：技术上也没什么革命性的发展了，可能还是歌里写的东西吧。就是能把什么写到歌里的问题。比如小河的那首《老刘》(注：这是一首以《北京晚报》的一条社会新闻报道为歌词的歌曲)。但我很警惕自己，不能说别人很喜欢《买房子》、《黄金周》这样的作品，就受别人暗示，以后老写这样的东西，比如《买汽车》什么的。我特别警惕自己，不要特顺畅地写歌，要突破。不突破就别写了。
那天我就觉得被误导了，我们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我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我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我前阵子到上海演出，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问：刚才你说这一代还有人在用“使命感”这个词，有些蹊跷。
苏打绿、卡奇社(注：台湾的清新民谣乐队)什么的，我觉得那种音乐可能对社会更好。愤怒的音乐有一点就可以了，它容易培养过激的性格。而那种小可爱的音乐，它是从个人出发。中国缺的就是这样个人的意识。张铁志很意外，他说你怎么会喜欢那种音乐？可我觉得要大家都听些那些音乐，有些东西反而就好起来了。也不能老是《中国孩子》这种音乐。比例千万不能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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