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就算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写流行歌

鲍勃-迪伦

　　采访 Bill Flanagan 翻译 董楠

　　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2010年4月刊

　　有个婶婶总是来求我“鲍比，能不能为我写首歌，让我也上回广播吧？”真是烦死了。我只好说： “我写过，是你听的台不对。”

　　我喜欢50 年代芝加哥布鲁斯里那种激烈的情绪, 充满力量与悬念。有种强烈的共鸣感，仿佛它们就发自你内心深处。它是活生生的。它就在这里，就像牙疼一样死死黏在你的脑子里。

　　上张专辑《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里的歌都是尽可能狂野。新专辑《共度人生》(TogetherThrough life) 有点浪漫气息。

　　创作歌曲时脑子里必须假想出某人作为听众，否则歌曲就没有意义。

　　我的听众对我的创作似乎没什么共识。有人喜欢我最早的作品，有人喜欢第二时期的，有人喜欢我宗教时期的作品，有人喜欢哥伦比亚后派，有人喜欢拉斐尔前派。有人喜欢我90 年代以来的东西。我觉得我的听众现在已经不再关注我的新歌像什么时期的。他们能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去领会它们的风格和实质，不再纠结这种问题。

　　塑造形象能刺破表面上的东西，能让我感觉自由。举个例子，如果一首歌有鲜花、阴影和泥坑，在这里它们都是代表着它们的本质。这不是故作神秘，但我只能这样解释。一切都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或是它们的碎片。你得把它们调动起来，让它们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要置身险境中去了解事物。我想不管出现什么都是有其道理的，要慎重地选择这些东西。

　　《 编年史》 (注：迪伦的自传，中译本叫《像一块滚石》)有它自己的节奏，我想大概是从音乐中产生出来的。

　　我一直都在画画，但是以前一直没什么人感兴趣，也从来没人支持我做这个。可是最近我的画在画廊展出了，2010 年也许还会在欧洲某个画廊做个展览，现在我反而得拼命创作赶上进度才行。

　　我只画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房屋、果园、树木⋯⋯它们可以成为任何东西。我可以把一盆水果描绘成生与死的戏剧。女人都很有力量，所以我正是按这种思路来描绘她们。我能在住在活动房屋里的穷人中找到下笔的对象，我也能画那些小资们。我不想对笔下人物做什么有社会意义的评价，或是去满足什么人的想象，到处都能找到重要的题材。我想这种本能是来自我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民谣世界。

　　怎样选择适合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这要取决于很多因素。主要是环境，比如当时天气怎么样。是万里无云的蓝天还是快下雨了。如果眼前出现的情景是一个女孩推着手推车，车上放着一尊雕像？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拿起画笔吧。她后面还跟着一只三条腿的狗？什么狗？西班牙猎犬、斗牛犬还是金毛？这也很重要。我会慎重思考。

　　如果一个小伙子脑子里全是女人，那他最好还是（别搞艺术）当律师或者医生吧，私家侦探也不错。不过抱着泡姑娘这个动机选择职业本身就是错的。

　　是啊，梦能把我们带进死胡同。所有人都做梦，一睡着就开始做梦。我一直都觉得它们是从潜意识里冒出来的。人们可以解析它们。只要醒来还能记得住，梦境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有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危险和困境。

　　我总是把“梦”和对未来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希望和恐惧一向都是一对喜剧组合。

　　当然政治家也有政治家的梦想——梦想和野心。政治就是娱乐，政治就是体育，是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西装革履的有钱人预备的。党派动物。政治家们都一样，都是可以互换的。

　　民主又能奈政治何？政治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政治可以成为反创造的势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个资格。

　　我看过奥巴马的《我父亲的梦想》，当时还很打动我。他的背景很有意思，像个虚构的小说人物，但他是真人。他的写作风格很能在很多方面打动你。让你觉得感同身受，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常常讲一些非常惊人的事情。比如他写他和一群人一起看着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陈列的头骨标本，他就想周围这些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是在注视着自己的祖先。

　　看了他的书你就会觉得政治这个行当真不是人干的。我记得他在华尔街投行干过一段。但是他可能干不了别的。看了这本书你就会觉得是政治的世界找到他头上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当个好总统，也许他能做到自己最好的程度吧。大多数当上总统的人上任时都有最好的意愿，最后灰溜溜地下了台。约翰逊就是个好例子⋯⋯尼克松、克林顿也算，还有杜鲁门。这就像飞得离太阳太近，结果被烧死了。

　　美国南方的空气中充满零散的鬼魂与幽灵。他们凄凉地尖叫着。就好像被困在一张古怪的大网，天堂与地狱之间无法栖息的炼狱，不能生也不能死。仿佛在自己最荣耀的时期被夺去生命，但仍渴望着告诉别人点什么东西。整个地方都有这种氛围。

　　我是个神秘主义的人。我想是因为土地、河流、森林与广大的空虚的缘故。土地创造了我，我是个无法无天而又孤独的人。就算在城市之间旅行时，我也觉得还是在空荡荡的地方更自在。但我也热爱人类，热爱真理，热爱正义。我想我有双重性格。我更喜欢冒险，而不是人际关系。

　　灵感不会从天而降，一旦发现就得把握住。我知道自己有点困在80 年代，我在努力挣脱。

　　“ 滚石”永远都是世界上最棒的摇滚乐队。后面那些金属、说唱、朋克、新浪潮、流行摇滚等等都可以从滚石找到源头。他们是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这样的乐队，没有人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50、60 年代的专辑当然非常重要。这是真正的音乐的最后一个盛世了。因为70 年代人们就开始玩电脑了。我还是更愿意听早期那些歌唱死亡的浪漫歌谣。至于写歌，我希望能像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和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 那样写歌。那是超越时代，永恒的歌曲。

　　在我的歌里，痛苦确实是爱情不可少的一部分。痛苦、性、谋杀、家庭，它们都有一席之地。还有荣誉、仁慈。得把这些都包括进来。

　　歌手当然也可以像演员那样表演一首歌，但你演得越卖力，离真相就越远。很多歌手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就迷失了自己。唱了一段“我是这个国家的养路工，”就真的开始检查路上的大坑了。

　　希特勒死的时候我大概四五岁。我从来没能真正理解这件事：一个失败的画家是怎么变成一个操纵上百万人的疯子的。这里肯定有些窍门。我的意思是，创造了他的那种力量肯定非常巨大。现在回头来看还是很费解。为什么是他呢？这人根本就是个蠢货，外貌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但希特勒肯定知道点什么。他知道人们不会思考。看那上百万崇拜他的人们的面孔，你会发现他激发了人们的爱。真是又可怕又可悲。那是语言的火炬，指引他们乐于追随他到任何地方，对他忠诚到骨子里，结果他把他们带进坟墓。

　　我写歌时会遵守规则。有时候我会在一首歌中改变范式，但歌曲的结构还是有它自己的规则可循。我把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的探索范围是有限的。有些音乐类型的程式太复杂了，我可不愿意和它们沾边。

　　与人合作写歌的过程，就像开车，有时候你得从方向盘前面让开，让别人来开。

　　我不像同时代那些巨星一样，以过去的方式演唱怀旧经典，就算我想也做不到。那些人都是有流行金曲的。他们以反抗体制起家，如今已经掌握世界了。他们的歌已经成了兴高采烈的歌、晚宴派对的歌。成了主流的一部分，到处都是。我的东西和那些人不一样。达特里、汤申德、保罗•麦卡特尼、“沙滩男孩”、埃尔顿•约翰、比利•乔⋯⋯他们都做过完美的专辑，所以他们现在也得完美地演绎它们，就像人们记忆中的样子。我的专辑从来都不完美。所以想复现它们也没意义。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不是主流艺术家。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类型的艺术家，也许是拜伦风格的吧。我起步的时候，主流文化意味着桑纳塔、安迪•威廉姆斯、《音乐之声》那些。我当时就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现在还是一样。我有些歌是红过，但那都是别人唱红的。

　　我并没有尝试过融入主流。我来自民谣音乐的传统，那是我的母语与原型美学，是我创作的动力。就算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写流行歌。不管流行音乐的风潮是什么，我当时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

　　人们有不同的感情层次，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回望过去，我觉得我受的大部分影响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很怪异的。那时候大众传媒还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于是我迷恋那些巡回演出的团体：蓝草音乐歌手、表演套索杂耍的牛仔、欧洲小姐、长胡子的女人、人妖、驼背、矮人、吞火的人、教师和布道者、布鲁斯歌手。一切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我和这些人非常接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尊严与自由。还有人权、公民权利、怎样保持自我。偏离大路的地方才有真实的力量。至少我是这么觉得。当我离开家乡，这种感觉也没有改变。

　　是啊，我知道我卖出了上百万张专辑，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

　　现代世界的疯狂风潮会践踏那些（20、30 年代）老式的精致音乐。就算它们挺过了摇摆乐（Swing）与爵士乐的冲击，也顶不住说唱这一关。经济和社会都在变化。世界大战、股市崩盘、大萧条、性革命、大型音响系统、techno-pop 音乐。经历了这些还有什么东西能存活下来？我喜欢那些老的钢琴抒情歌谣。在家乡的时候，安静的夏夜，走在黑暗的街头就能听到这些歌曲从门窗之后传来。家中的母亲和姐姐在唱着这些歌。我在《夏日时光》那首歌里确实很想唤起这种感觉。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该做新专辑了，只是有时候觉得如果现在不做，那就永远也不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