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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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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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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 |
撰文、编辑/谢韬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再次杀回了现场，如你所料，他思想、行动的先锋性尚还处在保鲜期。2010年最末一天(12月31日)，他将携手超过80人编制的北京交响乐团，在工人体育馆举办一场“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让摇滚乐与古典乐同时同地发声，这种大胆而疯狂的尝试在全亚洲尚属先例。
据悉，该演唱会的最高档次票价已确定为2800元，很快刷新了日前天后王菲巡唱创下的内地演唱会门票最高单价纪录。去年，年近50岁的崔健以全新的电影导演身份亮相国际顶级影展，此举令公众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艺术生命力。目前，他正着手拍摄首部剧情长片《蓝色骨头》，由日本名导北野武担任监制，届时两位硬汉之间的激情碰撞自然不乏谈资。
不论摇滚圈还是文化圈中人谈崔健，都会习惯性地唤之为“老崔”。这个敬称，不光是对他大半辈子艺术成就的由衷肯定，更带有一层“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深意。
事实上，他很少以“大师”“教父”自居。近来年，作为现场“真唱运动”的发起者，崔健越发频繁亮相各地户外音乐节，向80后、90后观众展示其老而弥坚的摇滚功力。据统计，他至今已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超过100场大型个唱(音乐节不算)，有逾千万人次观看过他的演出现场，堪称活化石版的“摇滚现场之王”。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交响乐团这80多位艺术家是来为我伴奏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是音乐会的主演……每一个人的演奏都和我的声音同等重要。”戴着标志性的五角星图案帽，他很淡定地坐在记者面前的黑皮沙发上，上身微微躬着向前倾，很有一种姿态谦卑的绅士风采，他从自己如何想到要与交响乐队现场合奏的这个伟大点子开始讲起……
在交响乐前面 我不想强调自己是个摇滚人
记者：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您在北京交响乐团中担任过小号手，您也承认这次合作是“有交情在里面的”，除了将摇滚与交响结合的原始初衷外，您有没有基于商业的考虑呢？比如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充满了噱头。
崔健：商业合作其实不该是我考虑的。我相信我投入的精力在最后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只是一种大概的意识，涉及到具体层面上的事，我都不会掺和太多。现在的文化行业也在逐步走向市场化，考虑市场的工作应该交给专业化的团队来做，所以我们只负责尽可能地想象，最后自然会有人给我们做市场定位。要想让音乐家们都玩得特高兴的话，最起码得有自己专业的市场。
记者：关于这场新年音乐会，刚才您对所有媒体说自己心里其实还是有压力的，具体是指什么？
崔健：是形式和形式之间配合的压力，但我不相信是表演技术上的压力，技术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演唱会的曲目已基本确定了，但还在调整。
记者：说到形式，您觉得摇滚乐和交响乐在本质上的相同点在哪里？
崔健：从音乐的创作方式、表达的个人情感、表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等方面看，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所谓的区别是在于记录形式、传承形式和表演形式的差异。摇滚乐可能更偏向于即时演奏，古典音乐则是分阶段的，先有创作后才是表演，甚至还有记录功能，门槛相对要高一些，每一个环节都要特别经过学习、深造才能完成。这恰恰是西方文化对人类的优秀贡献之一，它是传承最丰富、记录最科学的音乐门类，我甚至觉得交响是一种伟大的形式。
记者：您现在平时花在听古典音乐的时间比较多？
崔健：我都不是专门去听的。古典音乐里也分比较市场化的和比较实践性的。我可能比较愿意听实践性的。
记者：您保证在北京演唱会上唱一些大众非常熟悉的摇滚歌，会把它们改编得更有交响的味道？
崔健：对。既然跟交响乐搭配，为什么偏要强调摇滚乐这种形式呢？所以我会花大量时间跟作曲家们较量，把我想象中的摇滚乐章做得更加交响化。
投资音乐节？政府不能盲目滥用资源
记者：今年您参加了好几个户外音乐节，对当下国内音乐节的“井喷”现象应该深有感触吧？您曾说，“因为现在音乐节太多了，反而显得国内摇滚乐队太少了。”
崔健：音乐节的兴起首先证明了摇滚乐存在的价值，这一点肯定是最积极的，还有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市场竞争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质量把关。但我觉得它的市场主要还是旅游性的，因为大部分国内音乐节的目的是招揽大众的关注，而并非为音乐市场本身找到新的用户形式。科学地去互动，这是比较好的方法，国外音乐节产业形成大量的市场，是根据当地地理环境科学化地分配资源。我觉得中国可能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大家还属于能捞一把算一把。
记者：很多音乐节的核心目的不是纯粹为了音乐，更多是要扩大某个城市、县份的名气，您赞成这种初衷吗？
崔健：最先当然是多多益善，最后自然是优者生存，该淘汰的就淘汰，该关注的就关注，赔钱不能老赔啊，政府也不能盲目滥用那些资源。大型户外活动必须得时代化，传统电视台晚会是靠大企业赞助，大量地送票、赠票，这种形式已经过时了，是应该改朝换代的一种信号。所以看吧，摇滚乐最适合这种大型户外活动，别的应用形式都不行，都不如这个来得快，现场号召力强同时成本很低。
记者：大多数摇滚音乐节都是政府投资主办的，这让部分摇滚音乐人的演出收入有了大幅提高，这算是一种对摇滚乐很好的支持吗？
崔健：得到的表演机会越多，摇滚人的生活水平就会越提高，这是小孩子都能看到的。但我们还应该关注到一些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例如摇滚乐到底是不是一种引进文化，是否需要引进国外明星才能支撑住中国年轻人的音乐活动，这些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我也很关心究竟谈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年轻人参与进来，或者他们应该拥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态度，一旦你关注音乐的话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政府放宽了对音乐的审批，越来越承认年轻人的存在了，现在音乐界不像电影界那样需要严格审查剧本，站上舞台的年轻人一旦成为被关注的对象，都能自由表达出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所想。但千万别以为唱个爱情歌曲，加一把吉他和架子鼓就算摇滚了，其实这都是非常潜在、非常表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看到年轻人文化的基础。
我想打动那些能被一部电影影响终生的影迷
记者：最近您一直在忙着拍电影，十多年前，您也出演过张元导演的独立影片《北京杂种》，为什么现在等到自己当导演时，就没了当演员的想法？
崔健：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出演。当你表达自己藏在心里多年的画面或是情感时，到最后就会发现，你最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准确性，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进入那种状态的人，都会变得非常苛刻。你会想把自己废掉，或是发现哪个大腕不行，把人家也给废掉，因为艺术的本质是非常刻薄的，只有遇到合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