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魔岩三杰”香港红磡演唱会
张楚：“当晚红磡上座率高达八成，观众的激情一下子被点燃了”
那一年，一家叫做魔岩文化的唱片公司一气发行了三张音乐专辑：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何勇的《垃圾场》与窦唯的《黑梦》。那一年，出于商业宣传的考虑，“魔岩三杰”横空出世；那一年，一场名为“中国摇滚新势力”的大型演唱会势不可挡地袭击了香港红磡，狠狠地抽了流行文化一个大嘴巴；那一年，被称为“中国新音乐的春天”。
1994年，这场属于“中国摇滚“的豪门盛宴，如高潮般，来得艰辛迟缓，过程美妙至极，但是转瞬即逝......
显然由张楚，这个亲自抒写历史的人，来回忆、讲述、感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虽然过程有些恍如隔世的艰难，但回忆已如泉涌般汹涌澎湃，细节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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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岩三杰 |
关于“魔岩三杰”
“唱片发行量，到达了百万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魔岩三杰”——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不得不提的名字，这个称呼曾经响彻了大江南北。虽然这也许仅仅只是唱片公司一次商业操作的得逞，但是他们那妄图颠覆这个充满了腐败气息的世界的无尽热情，感动的灵魂又何止千千万万？
“魔岩”的概念来源于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而窦唯、张楚、何勇正是该唱片旗下三位至关重要的签约艺人。“ 中国火音乐制作”1994年春天同时推出三张专辑，有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时间，叱诧风云，笑傲摇滚江湖。虽然之后的他们沉寂的沉寂，疯癫的疯癫，但音乐本身是持久永恒，永不褪色的。
《南都周刊》：你和何勇、窦唯是在签魔岩以前就认识了吧，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张楚：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大家一起玩音乐，只是在不同的乐队。第一次见面不记得了，但是对他们最初的印象就是两人都挺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当时觉得他们挺好玩的，挺有想法的，还有作为音乐人的理想。
《南都周刊》：你们三个签约魔岩的时候，公司开出的条件如何？
张楚：别人我不知道。签我的时候条件不错，有唱片保底的。那时候的公司给保底的相当少。但是保底数量并不多，大概就是几十张吧。
《南都周刊》：当时公司把你们绑在一快儿的时候，你们三个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张楚：都没问过我们，就直接这样做了。三张唱片出了以后，宣传文案里面写的就是“魔岩三杰”。当时如果公司问我们的话，估计这件事情就成立不了。因为做音乐的人都比较自我。
《南都周刊》：那你们反感“魔岩三杰”这个称号吗？
张楚：“魔岩三杰”已经是我们身上的符号了，这辈子我们都将带着这个符号。不管我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历史，是没有办法抹杀的。
《南都周刊》：当初你和窦唯剪掉了长发，一度被人质疑。那当时玩摇滚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
张楚:都是大长发，那是当时玩“摇滚”的标志。还有就是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不讲究。开始有了一些视觉系的装扮，比如穿那种很闪亮的衣服，头发做点造型。
《南都周刊》：“魔岩三杰”时期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好”字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张楚：被人认可和接受的空间多吧，音乐的传播比较广，喜欢这样音乐的人开始多起来了。唱片的发行量，也开始出现了百万这种数量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南都周刊》：你属于第二批玩摇滚的人，崔健是第一批，你觉得两批摇滚乐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张楚：他们有些是从稳定的国家单位出来的，接触社会比我们多，对生活对摇滚的理解更为深刻，比我们更扎实。而第二批多是像我们这种都是从学校里出来的，有点不安分，有点叛逆，有点愤世嫉俗的小青年。
《南都周刊》：让你回忆“魔岩三杰”时期，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楚：魔岩三杰时期是中国摇滚乐比较好的时期，魔岩以前签了好多乐队，比如周人啊，高旗啊，大家做音乐都比较自信，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个性，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音乐里，能发挥得出来，像铁风筝，他做演出，想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什么风格，公司就会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想法，都任由我们自由地释放我们自己。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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