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代具有偶像表征的实力歌手，解晓东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1990年参加第四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迄今已过去了整整20年。这位见证了中国流行歌坛的长青歌者，12月18日将和罗大佑、谭咏麟、张惠妹、苏芮、飞轮海一起，与武汉的观众们重温“我们的80年代”，这是由解晓东及他的团队继在世博期间于上海成功举办了首场“城市有爱”系列演唱会之后的第二站，而他的身份除了台前的歌手，还包括幕后的总监制。
本报记者
苏蕾
怀旧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广州日报：演唱会叫“我们的80年代”，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怀旧的主题？
解晓东：这次实际上是一场不售票的公益性质的演唱会，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部分城市腾飞的一个起点，做这样的演唱会，就是对城市创业阶段的一个纪念。
广州日报：上世纪80年代给你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解晓东：我觉得那是最热血沸腾的一个年代，不仅是因为它正好是我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而是因为整个中国的环境都是如此，那时候，我留长头发，加入了吉他社，一派准摇滚青年的范儿，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是我生命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毕业以后，赶上了剧场空前繁荣的时期，我所在的合肥歌舞团，经常去各地巡演，我当时就跟家人讲，我要去闯江湖了，那种巡演有点像吉卜赛人的大篷车。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录音技术，没有伴奏带，没有对口形之说。我们那一代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舞台上成长出来的，它是对专业、对人生的一种磨炼，让我们练就了超强的适应力和抗击打能力。
广州日报：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演出经历？
解晓东：第一次演出是1984年，临场缺一个唱歌的，就被抓去救场。临上场时，莫名的恐慌，整个人是被推上去的。唱的是《三月里的小雨》，还出现了意外，话筒没声，光听到鼓掌我还特激动，不知道是喝倒彩。再有一次，是我进歌舞团正式开始演出以后，唱《阿波罗之歌》，其中有一个侧手空翻的环节，翻的时候腿软了，整个人平甩了出去，还满地找话筒继续唱。自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惧怕舞台上出现的任何突发状况，因为我几乎都可以靠本能去逆转。
14年上春晚自己都惊讶
广州日报：对一个歌手来说，14年上春晚是一个传奇的纪录，你还记得第一次上春晚是怎么被发掘的吗？
解晓东：1989年我参加了央视第一届的歌手大奖赛，比赛时呼声很高，但只拿到了三等奖，那一届的获奖歌手还有张咪、张强、李继红、蔡国庆等等。但幸运的是这个三等奖让我拿到了进驻春晚的通行证。1990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春晚，跟成方圆、思侬、思雨一块合唱了一首《共同的世界》，之后几年就是一路绿灯。1995年的《今儿个真高兴》、1996年的《火火的北京》、1997年的《中国娃》，是春晚的这几首歌创造了我歌唱事业最鼎盛的时期。现在想一想，能够14年上春晚，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
广州日报：今后还会上春晚吗？
解晓东：我的成名可以说离不开央视，我很看重这份情义，如果老百姓还愿意看到我，央视也给我这个机会，我很愿意继续上春晚，当然前提是有好的作品。
广州日报：你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偶像歌手，从一个大篷车歌手到被全中国人民热爱的偶像，心态上经历了怎样一个变化？
解晓东：对我来讲，做偶像歌手纯粹是个意外，是一个幸运的奇迹吧。我原本有一个信念，只要坚持，就可以创造奇迹，但当这种奇迹真的发生以后，我又觉得，人其实还是应该一步一个台阶地发展才踏实。获得的多，付出的必然也要多，我觉得这是自然平衡的规律，这也是我之后主动担负起更多社会公益事务的原因。
希望完成
从歌手到音乐人的转型
广州日报：现在你的身份除了是歌手，还是文化公司的老板，会不会渐渐淡出幕前的工作而专心做幕后？
解晓东：好几年前，我就以为自己可以退了，后来才发现总是退不了，再后来我想通了，幕前还是幕后，退或不退都不重要，关键是找到一个让自己愉快做事情的方式。
1991年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算是歌手里意识比较超前的一个，这大概也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印记的后遗症，习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愿意受制于人。近20年下来，我的公司做的所有事，都不在于这件事是否有商业价值，而纯粹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兴趣。之后这个原则也不会变。
广州日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解晓东：目前希望把“城市有爱”系列演唱会做出品牌来，明年我还会尝试去打造一个自己参演的音乐剧，影视剧方面也会有计划。虽然这几年我出镜的机会不多，但对音乐的执著追求从来没有间断和减弱过，尤其是这两年，我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歌曲创作上，希望能完成从一个歌手到音乐人的转型。
过去的这一年，算是交出了部分的成绩单，像为世博会创作的《生命阳光》、《为明天》、《心灵火花》，为安徽黄山写的形象歌曲《辉煌》等等。2011年，应该会有一张精选辑和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面市，算是给喜欢了我20年的歌迷的一个回报，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专辑里感受到我在音乐部分的成长和蜕变。
(责任编辑：张亚男)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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