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盛世弦犹在耳 飞碟已成往事

　　(文/爱地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盛世期走来的歌迷，一定会熟悉那个黄色的、正中靶心的标志：“滚石唱片”。而这个黄色的小标，也随着“滚石唱片”成立三十年活动一波接一波的高潮，而让原本模糊的记忆清晰、放大，直至不公平地淹没了另一个标志。其实，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迷，同样熟悉另一个干净简洁的双色Logo标志，用繁体字书写的“飞碟唱片”。一个曾经和张雨生、王杰、“小虎队”、“红孩儿”、“东方快车合唱团”、林忆莲、姜育恒、张清芳和蔡琴等名字联系到一起的厂牌。追本溯源，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1989年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的一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节目的推广，才正式结束了台湾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地区半地下、非官方的流传，真正意义上以集体的形象传播到了大陆。而这个节目当时所选的歌手，则均来自“飞碟唱片”。

　　和“滚石唱片”从一开始就标傍的人文传统，那种继承Bob Dylan的“Like a Rolling Stone”的精神相比，同为出自民歌时代的“飞碟唱片”创始人吴楚楚，虽然身为“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一份子，虽然早年和李建复、黄大城一样拥有同时代民歌手的共型特征，虽然他和潘越云、李丽芬合作发行的唱片《3人展》，还曾经是“滚石唱片”的创始唱片。但和出身于民歌时代的编曲大师陈志远最早走出民歌编曲局限一样，吴楚楚也很快就跳出了民歌的狭义范畴，在“海山唱片”、“新格唱片”、“乡城唱片”筑就的台湾现代民歌时代，最早引入了日本流行音乐的商业推广和造星经验。也正是因为这种前瞻性的敏锐商业触觉，才让“飞碟唱片”很快从“忧欢派对”、“小虎队”、张雨生、“红孩儿”和郭富城等组合及歌手上，占得了市场的先机。也让华语乐坛真正意义上由民歌时代向多元市场格局的过度，完成了重要的市场升级。因此，在“滚石唱片”正值三十大寿之可喜可贺之机，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台湾流行乐坛，曾经也有过一个和“滚石唱片”一样璀璨的音乐厂牌；不应该忘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及华语流行音乐，不仅仅只有周华健、李宗盛、赵传、罗大佑和陈升，同样也有王杰、郑智化、张雨生和“小虎队”。

　　飞碟唱片的80年代

众多大腕涌现：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由左至右)

　　1982年，刚刚于前一年于“滚石唱片”旗下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与潘越云、李丽芬合作）的吴楚楚，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歌手生涯，在那个群雄迭起、草莽争霸的时代，将自己的音乐重心，由音乐的创作转向于音乐产业的经营，“飞碟唱片”也就此挂牌成立。

　　1983年，吴楚楚成立的“飞碟唱片”，正式发行了第一张唱片：陶大伟（陶喆的父亲）的《ㄍㄚ ㄍㄚ ㄨ ㄌㄚ ㄌㄚ》。尽管这张专辑并没有在华语乐坛留下什么印迹，但作为一个民歌时代的歌手转型为唱片公司老板，吴楚楚的厂牌第一枪，居然没有用民歌手来发起，这其实也为“飞碟唱片”日后非民歌化的另类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

《搭错车》是李寿全、梁弘志、候德建、陈志远、罗大佑唯一的联手合作

　　随后，“飞碟唱片”终于迎来了厂牌创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开门炮，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具有许多第一意义的唱片：《搭错车》。而吴楚楚的事业也注定总要和“滚石唱片”发生纠葛。因为事实上，《搭错车》这张专辑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前，最早因为电影制作公司“新艺城”首先找到的是时属“滚石唱片”的艺人张艾嘉联系原声音乐的制作，所以最初定下由罗大佑出任制作人，并交由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潘越云演绎。不过，由于在合约谈判上出现问题，已经进入制作流程的专辑被迫搁置，并在“飞碟唱片”拿到新合约后，辗转由罗大佑之手交到了李寿全的手上。而李寿全则大力举荐已经在歌厅唱了将近十年的老新人苏芮试手，后者最终也因此一片成名。《搭错车》无疑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巨著，它也是李寿全、梁弘志、候德建、陈志远和罗大佑五位音乐大师唯一的一次联手合作，陈志远对于弦乐、摇滚、硬摇滚、爵士等曲风的大量运用，更成为台湾早期流行音乐编曲多元化的一个范本，也让专辑有了一种史诗般的丰富效果。与此同时，这张专辑也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真正的原声音乐专辑，至今为止，仍可以说是最为优秀且很难超越的一张原声音乐专辑。不过，由于当时候德建的出走大陆，这张唱片在台湾出版过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候德建创作的《酒干倘卖无》无法通过新闻局的审核之外，《序曲》也被改名为《新店溪畔》。只有香港地区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版本，才真正收录了完整的作品。

　　《搭错车》也和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及《未来的主人翁》两张唱片一样，成为那个民歌当道的时代，拥有人文元素但却完全突破民歌限制的经典唱片。当然，作为民歌时代出身的唱片公司老板，吴楚楚自然也难以磨灭他的民歌印迹，在“飞碟唱片”成立初期的几年，他同样也带上了邰肇玫和翁孝良等民歌时代的歌手，其中最为重量级的，还要算将蔡琴由“海山唱片”带到了自己的门下。

　　事实上，对照蔡琴的音乐事业生涯，“飞碟唱片”也无疑是她事业上真正的巅峰时期，这个时候的她，远比“海山”时期青涩的她成熟；又要比EMI时期熟透的她带着更浓的诗意和人文情结。真正做到了浪漫主义和声线技巧的完美结合。《此情可待》、《伤心小站》和《老歌》等经典唱片，就都是出自这个时期。

忧欢派对的模式在小虎队上发扬光大

　　如果说1988年之前的“飞碟唱片”，还很容易在音乐上与“滚石唱片”大范围重叠的话，那么从1988年为“忧欢派对”推出的首张同名专辑，就预示着“飞碟唱片”音乐基因的重要转变。“忧欢派对”由两个女生组成，在形象和定位上，很明显的借鉴了日本流行音乐的造星机制，并在鲜明的商业企划上，运用完全量身定造式的手法，打造出商业目的明确和市场定位精确的音乐。而继“忧欢派对”之后，这种模式更在“小虎队”身上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并在“红孩儿”这里将这种光荣传统继续延续下去。

　　除此之外，将大男生高音域的张雨生包装成学生偶像，也是“飞碟唱片”在商业企划上完胜当时“滚石唱片”的一个案例。也正是由于有了对民歌运动之后一代更年轻歌迷市场的准确把握，使得“飞碟唱片”往往能在市场上获得先手。毫不夸张的说，至今已经成为经典传奇，甚至传奇到可以淹没“飞碟唱片”历史的“滚石唱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于台湾流行音乐市场，其实并不是“飞碟唱片”的对手。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可见一斑，当时“滚石唱片”签约陈升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刚刚走红的王杰去拼市场，这也足以说明“滚石唱片”在市场上的被动。

80年代中后期，李寿全的《8又二分之一》和蔡蓝钦的《这个世界》也是难得一见的杰作

　　除此之外，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飞碟唱片”同时也最发展最多元的时代。它既为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推出了李寿全的《8又二分之一》和蔡蓝钦的《这个世界》这两张一片歌手的杰作。同样在悲情人物王杰、乡愁歌手姜育恒、玉女歌手蔡幸娟、国际化歌手黄莺莺的推广上，亦都是各有特色。其中的王杰更是一举将当时红透台湾的“综一”歌手齐秦拉下了台湾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宝座，成为宝岛新一代的红歌星。